解答：“五胡乱华”这场历史悲剧的罪魁祸首到底是不是司马懿？

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军师联盟》播出的时候，已经有人骂了一波司马家了，言之凿凿地痛斥司马懿应该为“五胡乱华”中丧生的华夏儿女负责。

不过，这话到底靠不靠谱呢？

还是先看下原问题：

为什么说五胡乱华这一场悲剧，罪魁祸首就是司马懿？

这条出自今日头条网友的问题指向性够明显的，基本上已经把司马懿先期钉在耻辱柱上，唾上三天的痰了，但是三解，还是得好好拆解一下。

回答如下：

这个设问逻辑，其实就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是唐太宗李世民”、“鸦片战争惨败的罪魁祸首是努尔哈赤”或者说，“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是朱元璋”，为啥？因为制造这些悲剧的都是他们的后人啊。

这么延展一下，可能有朋友要笑了，其实一点都不可笑，因为这种逻辑在我们讨论历史问题时无比常见，也就是“找罪犯”，安排一个责任人，这个责任人未必真的切实相关，但是得耳熟能详。

一般来说，知道西晋的开国君主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已经比知道司马懿的少了，能把八王之乱的一群司马家藩王名字对得上的，就更是少之又少，既然《三国演义》流行，那么，司马仲达就给你的一干子孙背背锅吧……

再进一步来说，对于很多观者而言，强汉、三国的马蹄声仍在耳畔，五胡的屠刀就落在了中原，实在让他们感情上无法接受，既然我们2000年来一直是先进的、强大的，为什么会这么“弱”？

为了把“弱”这个结论排除掉，近代史上最流行的“抓汉奸”游戏，就必须要上演，所谓主流是好的，可惜领头儿的是蠢蛋……

其实，五胡乱华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北方、西方少数民族的内附，并不是自西晋开始的，而是从西汉、东汉时代已经开始了。

首先是南匈奴的内附，长期居于并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

其次是羌人，东汉永和六年，“东、西羌遂大合。”这个大合的时代，是在东汉顺帝治下，公元141年。

对于东西羌的定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

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谓之东羌；居陇西、汉阳，延及金城塞外者，谓之西羌。

上述的郡名，都是正经的“汉郡”，可不是塞外之地。

羌人的折腾，甚至还要上溯30多年，在东汉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先零别种滇零称天子于北地，滇零“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

永初五年(111年)“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战守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

这说的是为了躲避羌人的侵袭，东汉朝廷干脆迁徙了陇西郡、安定郡、北地郡和上郡的郡府所在地，而其迁徙的目的地，襄武是在陇西境内，美阳、池阳、衙都在三辅境内。

所谓三辅就是汉代关中的行政区域——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已经算是关中的核心区域了。

然而，在羌人的迁徙进攻之下，东汉朝廷只能一步步地退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很简单，打不过。

东汉王朝并不是不想雄起，但是前后数次的平羌战争，耗费了数以十亿计的钱财，结果也不过是遏制了羌人种落由农牧分界线（长城线）向内的迁徙进攻，这种军事上的形势，有多方面的成因。

既有东汉王朝统治中心东迁，关中地区相对空虚的因素；也有政治、军事制度变迁，守内虚外的不足；更有气候变冷导致的求生疯狂，以及农业区域逐步南移的迫不得已。

不过无论如何，这个进程到三国时代也没有完结， 反而由于各个割据势力互相残杀过程中造成的编户齐民的减少和地方的残破，而给这些胡族的迁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条件，甚至还有主动招引各胡族部落进入中原参战的。

此时出现在中原争霸战争中的胡族，就至少有匈奴兵、鲜卑兵、乌桓兵和羌兵、氐兵，除了羯人仍旧在南匈奴的统治下作为附庸低头为奴为婢，其余的种落，都在一步步向中原进发，并逐步学习了南方的文明。

到了西晋时，晋人江统在其《徙戎论》中曾惊叹：

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

这个结果，不是司马家变出来的，而是汉末的争霸战争杀出来的。

实事求是讲，关中只有百余万口，已经是很惊悚的事情了，在西汉末年，仅仅长安和几个陵县周边，就不止这些人口，而其中竟然还有一半的戎狄外族，就更是在地广人稀之上增加了新的困境。

这样的人口背景下，胡人种落以部落为单位的社会单元，至少在武力上，终于对地方上的诸夏人群形成了实质性的威胁。

试想，所谓的“坞堡”部曲只不过是聚集几千农夫自保，其中真正合格的军人，可能连百分之一都没有，也就是只有几十人的核心武力，而一个胡族部落，其部落武士通过掳掠的补充，合格士兵比例要远远高于聚族而居的晋人。

在此条件下，胡族终于有资格成为与朝廷争夺人户控制权的“竞争者”。

我们知道，晋朝的军事制度，脱胎于曹魏，曹魏的中外军、士家制度，归根结底就是一套“国家部曲”制。

世袭的兵户就是皇帝、国家的“私兵部曲”，在削除地方的州郡兵权后，以“专职”的兵户来维持国家的国防。这部分“国家部曲”在“八王之乱”中屡屡卷入，最终自我消耗，无力对抗北方蛮族的跃马弯刀，这个责任，确实是要司马家的诸位“野心家”来负。

但是更重要一点是，无论是匈奴汉的刘渊，还是后来的羯人的后赵，乃至于前秦、北魏，其崛起都不单单靠着骑马的本部族兵，而仰赖于当时仍在北方的汉人家族支持。

无论他们是寒素出身也好，是累代公卿也罢，都是他们构成了这些“乱华”的霸史的基石，比如后赵石勒、石虎部下出身乞活军的李农，冉闵等人，谋士张宾、程瑕等人，比如前秦苻坚部下的王猛，比如北魏的三朝元老崔浩等等。

这些汉人士人为了改变命运，一展抱负而屈身事胡，也赖不着司马懿，毕竟就算是文景之治的时候，汉朝也能出中行说这样的汉奸……而这些胡人政权如果只靠着本族武力和财力，也根本不可能问鼎中原，更没法最终建立政权。

在很多人的脑中都有一个错误概念，就是敢杀人者得天下，或者说，五胡就是靠着敢于吃人的残忍才乱了“华”。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类似的“兽军”，在隋末有吃人魔王朱粲，唐末有捣人为肉饼的黄巢，元末用铁刷子刷人的“淮右军”，就连明末在登州反叛的东江兵，据守锦州的祖大寿，都没少吃人，真成气候，得天下，靠这种弥漫着流氓无产者气息的残忍，是远远不够的。

真正的力量是政权组织的力量，谁能快速地化家为国，化部为国，谁才能掌握这股真正强大的力量，而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更迭，恰恰是因为他们走向了文明，而不是依赖着低档次的野蛮。

这种文明的输出和士人的卖身投靠， 也可以说是西晋的门第制度扼杀了人才的上升通道……可它是从曹魏那儿继承来的啊……难道各位还要再追着骂一骂曹丞相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