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活体解剖过程——访斯洛文尼亚与黑山而感怀南斯

9月中下旬，我跟随人民大学的学术代表团访问了中东欧三国，分别是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黑山（蒙特内格罗）。到了匈牙利，一看其人口才950万，心想这国家人口不到北京市的一半；结果后边访问的两个国家一个比一个小：斯洛文尼亚人口213万，而黑山人口更是仅有60万，相当于我所居住的海淀区世纪城社区人口的几倍。匈牙利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值得以后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讨论，本文先说说斯洛文尼亚与黑山，以及这两个国家的共同前身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的建立与成就

公元六世纪，原本居住在今波兰地区的斯拉夫人向南、向东迁徙，最终形成南斯拉夫、西斯拉夫和东斯拉夫三部分。南斯拉夫与东、西斯拉夫之间被分隔开来，是十世纪马扎尔（匈牙利）人强势侵入并建立地区霸权的结果。一千多年来，南斯拉夫人原本是一个区域性民族概念，他们一直被各类帝国和地区霸权所瓜分和统治：神圣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马扎尔（匈牙利）人帝国和威尼斯人建立的地中海殖民霸权，轮番统治和瓜分这些南部斯拉夫人口的生存区域，导致这些南部斯拉夫人虽然有共同的祖先和相当接近的语言，但宗教、文字、经济发展上却非常多样。正是这种多样性为后来的南斯拉夫多民族国家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统一南斯拉夫主义”思潮的影响，塞尔维亚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应该把南部斯拉夫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从而永远摆脱周边各大国的控制。1914年，一位激进的塞尔维亚青年刺杀了奥地利大公，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奥匈帝国瓦解。携一战胜利之势，属于战胜国阵营的塞尔维亚王国和黑山王国合并，同时吸收了战败的奥匈帝国几个以斯拉夫人为主要居民的行省，组成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的德国入侵南斯拉夫王国，南斯拉夫境内以铁托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的抵抗最为英勇坚决，在盟军支持下最终解放了南斯拉夫，乘势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战后，铁托领导南斯拉夫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地缘政治上与苏联保持距离，作为欧洲唯一未加入华沙条约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独立于东西方阵营之间，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力量之一；二是给予国民较多自由：西方的文学、电影都被允许传播到南斯拉夫，每年有超过600万游客前往南斯拉夫旅游，南斯拉夫国民的护照在东西方两个阵营都有效，因此其护照本身也成了黑市上抢手的硬通货；三是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案，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建立了一套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现代化道路。

1945年二战结束时南斯拉夫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但是三十年后的1975年，全国36%的人口拥有了私家车，每两个家庭就拥有一台电视和一台冰箱，所有人都享受8年制义务教育，并建立起完备且有竞争力的军民两用工业体系。我是篮球爱好者，因此我知道南斯拉夫的体育成就也是令人印象深刻，其篮球曾经称霸欧洲，若南斯拉夫未解体，美国NBA里如东契奇等多位明星球员，都应该是南斯拉夫人。

南斯拉夫的惨烈解体

1980年铁托逝世之后，南斯拉夫并未立即瓦解，但内部民族矛盾持续加剧。而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在欧洲一体化及北约东扩前景的诱惑下，南斯拉夫各族开始各自争取自治和独立。1991年-1992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相继宣布独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于1992年宣告解体，剩余的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于1992年春季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2006年5月黑山公投独立建国，这个南联盟进一步缩水成今天的塞尔维亚。

不仅如此，塞尔维亚共和国本身又在1996-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被进一步肢解：当时因阿尔巴尼亚裔主导的科索沃要求从塞尔维亚独立出去，塞尔维亚中央政府予以镇压。欧洲大国以人道主义危机为名，邀请美国一起武力干预，于是1999年春季北约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实施了为期78天的大轰炸，其中还包括1999年5月7日炸毁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我们这代中国人对此至今还有特殊记忆，因为此事激起了全国义愤，大量在京青年学生前往美英驻华使馆门口游行抗议。正是从那一天开始，民族主义叙事压倒新自由主义，一跃成为中国社会的草根主流思潮。

有两件事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

第一，当时在中国国内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美国轰炸贝尔格莱德是为了破坏欧元的诞生。我当时也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是数年之后我被人民大学派去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办了一家智库，借工作之便专门询问了了解此事幕后细节的欧盟资深官员，结果对方明确表示并非如此。

按照他的说法，实际过程是：欧盟想要以民主人权为名武力肢解南联盟，恳求美国以北约名义出兵，结果克林顿总统推三阻四，最后是欧洲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做了某些让步才得以实现。欧洲政要对此颇为不满，甚至感到屈辱，但是考虑到维持一支大型军队的财政开支过高，因此思前想后还是忍了。

另一件事是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究竟如何倒台的。其实战争中的大轰炸本身并没有打到米洛舍维奇和塞尔维亚人民，最终起作用的是颜色革命和制裁封锁。对南联盟的颜色革命已经开始出现后来大家所熟悉的那一套标配组合拳：统一的符号、统一的颜色、统一的口号，动员一批向往西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年轻人，等等。

封锁制裁导致塞尔维亚人的生活极其不便：没有汽油导致人们出行无法开车，没有电力导致生活在高楼上的人每天没有电梯，上下水管和抽水马桶不可用导致人们每天爬楼梯打水上厕所等等。最后的结果是塞尔维亚人实在受不了了，大家抛弃了强硬对抗北约的米洛舍维奇。越是过惯了便利奢靡的现代化生活，人就越是脆弱，这一经验教训，对于今天中国人所面临的历史进程，也许会有一些独特而重要的启示。

南联盟屈服后，虽从法理上讲科索沃自治省仍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欧盟和美国也承诺“不支持科索沃独立、不分裂南斯拉夫”，但该地实际上脱离了南联盟以及塞尔维亚的管辖，改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实际管辖。科索沃于2008年宣布独立，并立即得到欧盟和美国外交承认。但由于中俄印等国的反对，科索沃至今未能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这个160万人的特殊小国，经济发展非常困难，失业率非常高，国际收支主要依赖在西方打工的科索沃人的侨汇。去年与今年我两次参加柏林全球对话论坛时，科索沃的女总统均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将他们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早日加入欧盟之上。

除了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之外，南联盟解体过程中，多地爆发战争，包括斯洛文尼亚战争（又称“十日战争”，1991年）、克罗地亚战争（1991年–1995年）、波斯尼亚战争（1992年–1995年）、科索沃战争（1996年-1999年）以及马其顿内战（2001年）。整体上看，越是民族混居的地区，战争越是惨烈。波黑部分城市因陷入彻底无政府状态，战火、饥饿与药品匮乏导致死亡人口占比高达30%。中国驻黑山使馆是所谓的“两年馆”，即外交官常驻两年即可调离，因该国在战争中曾遭北约贫铀弹袭击。但事实上，黑山当时跪得较早，仅仅挨过三枚贫铀弹；被炸得惨的主要还是塞尔维亚，78天内遭到约3万至5万枚贫铀弹与集束炸弹袭击，导致塞尔维亚儿童的癌症发病率至今仍明显高于欧盟平均水平。

南斯拉夫分裂的内因和外因

这个一度繁荣强盛的多民族国家的轰然解体，有着复杂的内因与外因。内因包括民族问题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外因则是苏东剧变带来的地缘政治冲击。

南斯拉夫本就是个“散装国家”，素有“一个国家、两种文字、三种语言、四种宗教、五个民族、六个共和国、七个邻国、八个政治实体”的说法，其中两种文字是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斯拉夫文字），三种官方语言是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四种主要宗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五大民族是指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八个政治实体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

为了把如此多样性的南斯拉夫各族融为一炉，铁托主张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自主权。以民族身份划分国民，而非以公民身份淡化民族认同与分歧，这是自列宁时代以来民族政策中存在的理念性、方向性问题。1963年新宪法颁布后，地方自治权逐渐扩大，南斯拉夫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71年与1974年的宪法进一步分权，将各共和国权力提升，进一步加剧了各共和国的离心倾向。

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或者说铁托在民族问题上的方向性错误，既是受到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在民族政策上的意识形态迷思所误导，也离不开铁托本人的特殊身份和认知。铁托的父亲是克罗地亚人，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因此他坚决反对塞尔维亚的大民族主义，长期大规模打压、清洗塞族干部，从而为后来的民族主义反弹和民族分裂埋下祸根。

在实践中，铁托与南共初期过早认为国内民族问题已解决，后来当矛盾逐步凸显时，却又简单采用高压政策应对。铁托对占国内人口比重最大的塞尔维亚族实行长期制约、多方打压的政策，借阶级斗争之名强力整肃塞族干部，米洛舍维奇的父母便死于这一民族歧视性的整肃。铁托时代的铁腕政策与他本人的崇高威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南斯拉夫的国家稳定与民族关系的相对平和，但是由于它在主体民族塞族的心中埋下了积怨和悲情，因此这种稳定是非常脆弱的。铁托与南共的民族政策失误，为日后南斯拉夫的民族分裂、国家解体埋下了伏笔。

此外，南斯拉夫的地区贫富差距问题一直非常严重，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与邻国奥地利、意大利经济水平相近，漫步斯洛文尼亚街头，感觉与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地并无太大差别，安全、富足而松弛，人们三三两两坐在咖啡厅门口的桌边享受阳光，耳边是喧闹的说唱乐或优雅的扬琴声，墙上满是年轻人的涂鸦作品。而马其顿、科索沃、黑山都是欧洲最贫穷的地区，黑山近年借地中海旅游热的红利，在沿海建成了一些不错的城镇，但其首都地区的城市面貌仅相当于中国中部小县城，街头咖啡摊上坐着大量无所事事的人。

穷人爱信教，加之南斯拉夫宗教政策较为宽容，活跃的宗教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民族分裂。196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南斯拉夫总人口中逾70%自认为是宗教信徒。宗教信仰最集中的地区是贫困的科索沃（91%）与波黑（83.8%）；信仰比例最低的是相对发达的斯洛文尼亚（65.4%）、塞尔维亚（63.7%）与克罗地亚（63.6%）。而自称无神论者比例最高的群体是认同“南斯拉夫族”的人（45%），其次为塞尔维亚人（42%）。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与马其顿人、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穆斯林的波什尼亚克人与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宗教差异，与狭隘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1991年南斯拉夫的瓦解。

当然，导致南斯拉夫不断解体的，除了上述内因，还有重要的外因——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格局剧变。冷战时期，南斯拉夫地处东西方阵营之间，左右逢源、东食西宿，双方都需要维系与这个不结盟领袖国家的友好关系。但两极格局瓦解后，南斯拉夫这类中小型第三方国家失去了战略利用价值，这个独特的国家便从美欧的座上宾变成了北约的盘中餐。

二战结束后，据说斯大林曾安排一名“从未失手”的刺客暗杀铁托，但暗杀行动尚未执行，斯大林便去世了，此事不了了之。赫鲁晓夫时代初期，苏南关系有所改善，但随后因中东欧“波匈事件”再次恶化：1956年，匈牙利改革派领袖纳吉躲入南斯拉夫驻匈使馆，僵持多日后，苏联向南斯拉夫承诺不处决纳吉，然而南使馆交出纳吉后，苏联当局立即将其绞死。这种背信弃义的霸道行径，导致苏南关系再次恶化。

南斯拉夫与西方的政治、经贸关系一贯稳定，许多西方政要均为铁托的座上宾。离开斯洛文尼亚的前一晚，为赶次日清晨的航班，我们入住了离机场很近的酒店。酒店马路对面就是著名的铁托别墅——一个带大别墅与会议场的大花园。园区晚八点关门，我们七点半才抵达，仅用半小时在会场与别墅间匆匆逛了一圈，以手机电筒照明，在雨夜中凭吊这位曾游走于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家。故园依旧，可他去世后不久，国家便土崩瓦解、生灵涂炭，令人唏嘘。

此次中东欧访问的最后一站，是黑山的一所私立大学，校长是位奥派经济学家，口气很硬，梦想很大，但其事业规模很小，所有办公室、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健身房均挤在一栋楼内，校领导班子、各部门负责人与系主任几乎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学生。交流中得知，这位校长曾是南斯拉夫解体前的改革部部长，他的一位同事兼学生以半自豪半戏谑的口吻称他是南斯拉夫的戈尔巴乔夫。我趁机问他：“是否后悔拆解了南斯拉夫这个多民族国家？”健谈的他只是笑笑，未作回应。

究竟是谁要肢解南斯拉夫？我原以为是美国，询问这位当事人后才知道，其实是欧洲大国。这个答案与我二十年前从欧洲政治家那里得到的回应不谋而合。如今回望当年，不难拼接出完整图景：苏联解体后，南斯拉夫失去了战略利用价值，从美欧的座上宾变成了北约的盘中餐。于是，昔日座上宾便成为了刀下鬼和盘中餐。肢解并吞并掉南斯拉夫的，主要还是法德为核心的欧盟，对于远隔重洋的美国而言，此事意义不大，主要还是为欧盟东扩做嫁衣。

南斯拉夫解体的教训

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回顾南斯拉夫解体的惨烈过程及其背后的机理，既能为今天的各类内政改革提供启示，也能加深我们对当今国际形势的理解。

就改革而言，应调整从列宁时代传承下来的民族鉴别和自治政策，转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而不再突出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与分别，这对我国的长期稳定至关重要。同时，不同地区和产业之间的财富再分配与转移支付，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十分必要。

通过了解南斯拉夫被肢解的历程，我们也不难理解俄罗斯如何看待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北约东扩的过程，无异于向俄罗斯内部的各民族和地区传递一个信号：

一旦你宣布独立，北约将承认并保护你的独立，原先的主权母体将无可奈何。而欧盟东扩的进程，则是在向俄罗斯的各联邦和小民族暗示：如果你脱离后苏联时代的斯拉夫家族，加入欧盟大家庭，就能获得巨额的欧洲转移支付，你的产品也将融入繁荣的欧洲大市场，赚取丰厚利润。对于那些试图从省部级官员“升级”为国家领导人的政治野心家，这种前景充满诱惑；而对于渴望现代化、高质量就业和时尚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前景更像是打了兴奋剂。俄罗斯的基本态度是，欧盟东扩可以接受，甚至希望整体被纳入欧洲经济一体化；但北约东扩对他们而言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因为如果北约东扩，南斯拉夫人的今天很可能就是东斯拉夫人的明天。

最后从南斯拉夫的案例中再谈谈对欧盟的理解。从“帝国学”的框架来看，欧盟实质上是一个次级帝国，是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帝国的一个分包商。它拥有自身的区位优势、经济潜力与资本积累，但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主体帝国共享，军事力量更是完全外包给主体帝国。苏联帝国解体后，欧盟迅速吞并中东欧、肢解南斯拉夫，迎来了扩张的黄金时期。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发育不完全的寄生性帝国，因为它缺乏共同的安全外交政策，缺乏独立的互联网生态和数据主权，也缺乏共同的财政体系。从这一视角出发，如今欧洲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争斗与对抗，既可以看作一个未发育成熟的欧洲帝国与一个已然崩塌的欧亚帝国之间的争夺，也可以视为21世纪东、西罗马之间的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