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唯才是举”到底在说什么？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写道：

夫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孟德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人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

陈先生明确指出曹操的“求贤三令”的本质是对东汉“士大夫阶级”精神壁垒的对抗和摧折，就是为了他的篡国做准备，进而建构了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即为了“篡汉”，所以要在“思想上做准备”，甚至是一种“国策宣示”。

这个观点，对，也不对。

一

陈寅恪先生口中的“求贤三令”是曹操先后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所下令，文本称《求贤令》，《举士令》或《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求逸才令》或《举贤勿拘品行令》。

“唯才是举”之语，就出自建安十五年春颁下的《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注意，这个“求贤三令”的首令的“针对性”极强，明确提到了“求贤”的紧迫和“廉士”的不必须，通观全篇，关键词其实就是“求贤”、“廉士”、“唯才是举”和“吾得而用之”，其他都是例证修饰。

在四个关键词中，最关键的信息点，实际上是“廉士”，而我们知道，汉代举“孝廉”，“孝”在“廉”前，此处的“去廉”，并没有“去孝”，曹操的举例也只是以“盗嫂受金”为限，“孝”的伦理决定性并没有改变。

再看《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

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这里点题则是“有行”与“进取”。

再看《举贤勿拘品行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此，曹操的态度已经展露无遗，“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可以说是对“清议”舆论的彻底反动，而“不仁不孝”则是明确破弃“举孝廉”的“基础标准”——“德行”。

试问，“不仁不孝”之徒，怎么可能有“德行”可言呢？

从文义来说，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的“求贤三令”确实逐步递进，而且思想一脉相承，看似逻辑发展顺畅，陈寅恪先生的判断至为正确，但是，在长达七年的“多事之秋”，曹操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信条会一直保持不变吗？

事实上，如果我们脱离一下“三令一体”的思路来看区别，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调门”就与后两篇有极大的不同，其要点只在于“求贤”不应拘于“廉士”，目的性清晰，没有向更复杂的“思想”领域拓展，也没有任何“解释”的意图。

二

结合背景，建安十五年的“唯才是举”也明显和后两者有所不同。

建安十四年，曹操取得了对孙权的东征胜利，算是报了“赤壁”的一箭之仇，所以开始歇息士马，见《三国志·武帝纪》：

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辛未，令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十二月，军还谯。

也就是说，曹操的“辛未令”实际上已经在部署“修整”、“屯田”了，当年年底才回军，紧接着的次年春，就发布了《求贤令》，此时的“贤者”实质上是与“治理地方”直接关联的，也就是说，曹操在考虑的是如何对北方占领区建立长期、持续、稳定的统治了，也就是说，由“武功”转“文治”。

也正是在当年冬天，曹操“作铜雀台”，并作《让县自明本志令》。

这个时间点，曹操仍在以“自我辩解”的方式来强调自身对汉帝国的作用和忠诚，以《求贤令》的形式来对“士大夫阶级”的精神堡垒进行挑战，实属自相矛盾。

反倒是从“干部队伍风气”的角度来看更合适，见《三国志·和常杨杜赵裴传》：

太祖定荆州，（和洽）辟为丞相掾属。时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幹事，其选用先尚俭节。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

两者之间，有明确的“因果逻辑”，即毛玠和崔琰在选用官吏时“先尚俭节”，也就是崇尚“清”、“俭”、“廉洁”，所以，和洽提议应该“通人情而已”，也就是不要过于关注“廉”的表象。

可以说，正与《求贤令》所言为因果，因有毛玠、崔琰选任的“忠清”，才有和洽的“劝谏”，之后有曹操《求贤令》的认可。

而且“就事论事”，并不存在“孝廉”与“选人”标准的极限冲突问题，所以曹操的措辞也是“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也就是说，要取“廉士”之外的人，可见，“唯才是举”作为一种曹操的“选人”策略，并不一定与“篡汉”大业相关，更不能直接对等于“政策宣传”。

当然，《求贤令》的另外重点确实是在在“佐我仄陋”和“吾得而用之”，也就是“我”上。

《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则发布在铜雀等三台落成，“天子三台”的礼制旧说齐备，之后就是曹操封魏公，加九锡等等待遇；《举贤勿拘品行令》作为篇幅最长的一“令”，也是言语最露骨的一篇，提到“不仁不孝”也可任官，其实是在向天下士人伸出橄榄枝，新朝可以为“无行”进行彻底的政治豁免，这个时机，也恰恰是曹操使用天子仪仗的最膨胀时期。

所以，这两者确实可以作为曹操向“士大夫阶级”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他们的“堡垒”发动进攻的证据，更与曹操的“行径”对应。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唯才是举”可能与“求贤二令”并不是对等关系，也就是说，“庶族地主”对“士族地主”的二元对立，可能并不是一个切实存在的对抗关系，而曹操的“唯才是举”口号，也并不能与“求贤二令”所代表的“价值观革命”相关联，尽管在“求贤二令”之中，反复提到了“有某某才”。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三

实际上是一个“选人”与“举贤”的概念分异的问题。

在常规的认知之中，这两者之间是划等号的，但是实际的政治组织运作之中，这两者其实是分离的，也就是“位”与“才”、“德”的关系。

这个“关系”在东汉晚期、乃至魏晋南朝的“选官”体系中几乎就是合一的，因为“才德”在“九品官人法”的背景下，是“前置”、“先验”的，甚至在东汉的“察举制”体系下，“才德”与“家世”、“位望”的对应关系也是“潜规则”，也就是说，“才德”是一个“”先验的可预期结果。

说得直白点，在这套体系之中，一个人的任官上限，在他入仕之初，有极大的几率是确定的，南朝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只是将这个过程制度化、明规则化了而已。

所以，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提到了担任宰相，意愿已足，倒未必是虚言，因为在“潜规则”之下，他已经“超水平发挥”了。

在此条件下，“才”也好“德”也罢，其实只是“家世”、“位望”的一种附属物，只不过“德”集中于“家”，是士林清议的范畴，而“才”则集中于“个人”，士林清议难以有效评断，也就是成了一个“主观标准”，而无法“客观化”、“量化”。

那么，汉灵帝时代所谓的“好文学”，以及任用“鸿都门学士”，实质上就是以君主操权于上的方式，来进行“才”的评判。

所以，“唯才是举”的本质是掌握“位”的人，以主观的好恶为标准，来进行人物的评价，直白地说，是保留无视规则干预人事任免的权力。

例证也很简单，我们并没有看到建安十五年后，曹操真的破格选用或提拔了什么“人才卓异”的寒门子弟，而曹操部下的“谯沛集团”、“颍汝集团”、“荆州集团”、“河北集团”的众多士人们，真正的“寒门子弟”实在是没多少，仍是以“士族”为主。

所以，看一个政治人物说什么，远不如看他在做什么，更清晰、更准确。

另一方面，就是曹操本人有非常强烈的“反现状”思维，他的相对理想状态，从恢复丞相，仿汉初萧何故事以及对于“教令”、“条格”、“刑名”的重视来看，他的理想秩序，实则是西汉式的“王霸道杂之”。

四

我们知道，西汉宣帝之后，引入服膺儒学的地方豪强子弟进入西汉政权，并授以官职，最终逐步改造了以律令体系为运行规则的西汉政权，待到东汉再兴，地方豪族依托政权，形成了把持外朝的儒臣体系。

在两汉，儒臣实际上是一个大的筐，士族恰恰是这个大群体中最顶端的部分，以世代的儒学传承和察举制度所形成的的举主、门生、故吏的“君臣”伦理关系为纽带，构成了长期把持外朝顶端的政治结构。

在这样的体系下，如谯郡曹氏、颍川荀氏，这样的仕宦家族，其实也处于不同形式的边缘化之中。谯郡曹氏依托皇权成为“幸进”，颍川荀氏对抗皇权沦为“党人”，但都不在主流的外朝政治结构序列中。

随着东汉末年的累次大乱，中朝的支持力量沦落殆尽，统一集权的外朝力量分崩离析，初时还是旧系统授权的地方官吏的对峙，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变成以主流知识分子的领袖家族为统帅的，以地方豪族为支撑的诸多“次级中心”。

曹操的起家经历，正是一个幸进家族子弟不断向主流知识分子领袖靠拢，并获得转授权的过程，直到他拥有了名义上的“皇权”支持，即可脱离汝南袁氏的主流知识分子领袖家族的翼护，转而营造以自己家族为中心的新秩序。

曹操的新秩序本质，并不是“唯才是举”，或是“法家“，这些都是”术“，先秦和西汉初年的法家，本身有一套政治和社会伦理规则，当时间推移到东汉，整个政治生态和社会伦理，都已经完全没有法家的生存土壤，而是完全儒家化的。

故此，曹操的变革，本质上是“术”的变通，就如诸葛亮治蜀，一样是以管子之术，但对整个社会的触动和影响，只能是微乎其微，终究还是儒家观念所塑造的社会。

唯才是举，本身可以说是曹操的“人才策略”或者说“人才偏好”，却根本不可能形成一套新的人才任用制度，因为整个社会的管理体系，已经由西汉初年的刀笔吏控制程序、律令掌握全局，变成了儒生士族长吏以本地僚属共治，以“刀笔吏”为爪牙的治理体系。

在此条件下，追求对整个社会的完全“官僚化”控制，让“刀笔吏”重掌大权，无异于背弃一切士族同盟，乃至于“豪强”同盟，最终彻底自杀，所以，曹操的幻梦根本不可能实现，他只能改换思路，将任官标准，由君主完全无从置喙的士族习惯的“清议”—“察举”，逐步转向君主可以干预和操纵的“文学”—“选举”。

简言之，回不去了，只能改道，让结果对自己有利。

五

曹操的“唯才是举”最初停留在以他为中心的“曹氏”霸府组织的内部的选任上，换句话说，就是把国家的人才，逐步充任他自己的属官，让对汉帝的忠诚，转移到对“举主”曹氏霸府的身上，构建围绕自己的“外朝”君臣秩序。

而所有的这一切，到曹丕代汉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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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禅代”解决了之前曹操的权力合法性难题，所有新晋人才的忠诚，实现了二元制到一元制的合一，那么，如何制度化地选拔和任用人才，就成为曹魏政权人事政策的最大任务，而非小心地剥离、辨别、培养人才的忠诚对象。

事实上，我们从汉代的碑文就可以发现，所谓的“中正”职位，在东汉灵帝时代已经出现，所谓的九品中正制， 应该成为九品官人法，而非首创中正。

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对新朝的“士族”，也就是新的“主流知识分子家族”进行厘定，并对他们的“权力传承”进行制度化的倾斜和保护，而不必为“忠诚”甄别费神了。

但是， 新的问题产生了，那就是皇帝的“臣僚”选择范围只剩下了“主流知识分子家族”，他们以“官位世袭”替代了“爵位世袭”，成为了新时代的“世卿世禄”，而皇帝本身的“人事权力”还剩下什么呢？

所以，本质上，并不是“唯才是举”的人事政策被废除，而是说旧的士族对于“忠汉”还是“忠曹”的二元悖论已经消失，人才只剩下“忠魏”一个选项，有士族，也是曹魏的士族，否则，就会被打击、限制，最终消亡。

在此条件下，“文学之士”也就成了曹操“唯才是举”引入士人唯一的“卓异之才”的亮点，其他的“攻守城池”、“野战决死”，说得直白点，于“治世”无关紧要，所以，曹操、曹丕、曹叡三代真正执掌中枢文书的，仍旧是文学之士，以至于曹叡驾崩前秘书监孙资、刘放竟然能够改变辅政亲贵的人选，让司马懿名列辅政，其发言权和影响力毋庸置疑。

也就是说，曹操“唯才是举”的“选人”后门并没有随着汉魏嬗代而关闭，恰恰相反，君主的个人意志和内朝的权力，大量附着于文学之士的选用和提拔，以至于夏侯玄、何晏这样的人物，身为亲贵也雅好文学，并令整个世风有所更张。

可见，“唯才是举”的“魂”根本没有死，反倒一直存活到南朝禁省之中，又历南北一统，隋唐易代，与煌煌大唐相始终。

当然，那就是另外一个命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