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货币危机的大秦帝国：毁灭信用者终将为之陪葬

当货币危机与经济危机同时爆发时，秦二世选择了“壮士断腕”——赖账。

一

直白地说，秦二世采取的“统一秦半两”的手法，就是一次赤裸裸的“赖账”，完全废除之前的“行钱”和“行布”所承载的“债务”，将“一般债务凭证”一次性作废，而且没有任何的“兑换”与“补偿”的措施。

也就是上文说的，“不讲规矩”了。

电影《秦颂》剧照

不过，在一个以“投机”为生存基本技能的社会之中，“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无底线，从来不会是某一方的专利。

为了这种完全可预期的“赖账”，秦帝国的“精明人”们绝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在“债务清零”之前积累足够的力量，哪怕他们的行为会给其他更弱小的人更大的伤害。

上文中曾经提到过项梁集团“政治性”的“盗铸”，也提到了秦朝严厉的“择行钱”法令，既然“金属钱币”的重量无所谓，那么，老百姓当然会自发地为“秦半两”减重，而这些案件发生的地点不在绝对控制的“市”中，而在闾里之间，就真正考验大秦帝国的基层控制效率了。

这两个“效率”之差值，带来的严重后果自然是“劣币驱逐良币”。

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载：

某里士五（伍）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镕）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丁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容（镕），来诣之。

简单翻译，就是甲、乙二人把丙、丁二人与盗铸的“新钱”和铸钱工具都带到官府告发。

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点，肯定是在秦始皇三十年之前，应该属于常见的“邻里告发”，而“盗铸”行为的普遍性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常理推测，取“大钱”熔为“小钱”就是盈利，而汉武帝时代法网同样严密，动辄“处死”，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盗铸”，可见严刑峻法和违法行为减少，并非正相关关系。

秦帝国的“新地”，连皇帝通缉的陈余、张耳都可以当“里监门”，刺杀过皇帝的张良也可以安然度日，刘邦这样的逃亡群盗迟迟没能被剿灭，法令的废弛完全可以想象，哪怕是秦帝国的中心，在关中栎阳杀人的项梁，只要通通关系就可以脱罪，安然无恙地避仇江东，早已不是“铁桶一般”的人身控制环境了。

在此条件下，“关中”的货币问题或许是因为持续的全国性的“债务转移”积累，而真正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货币资源的，却应该是生产力更发达、人口更多、管制更薄弱的关东“盗铸”和“布匹生产”。

所以，秦帝国的“通货膨胀”绝不是一时一地的专利。

电影《荆轲刺秦王》剧照

让我们对照一下与刘邦有关的另一份礼单，见《史记·高祖本纪》：

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

也就是说，萧何还在县吏曹令史的任上，给吕公做傧相，注意他令的对象——“诸大夫”，这个说法当然是尊称， 沛县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大夫爵”，但是，绝对不是“佐史”这种层次的小吏，而刘邦为“亭长”，且是交“谒”而入，这个“谒”实际上是名片加礼单的混合体，吕公看了大惊并亲自迎接，就说明信了。

注意此时的“礼钱”，还是刘邦、萧何等“诸吏”，已经以1000钱为界了，还是刚才的算法，42个“诸官啬夫”加上萧何，这就得是43000钱了，仍旧依照官价30钱/石来算，就是1433石米。

光是刘邦的10000钱，就是333石米，这还仅仅只是“贺钱”，可能吗？

可能。

在《其实你一点也不了解刘邦》中，三解考证了刘邦的出仕时间，应在30岁时“除佐”，即秦始皇二十九年，与吕后结婚时间至少在秦始皇三十六年（次年惠帝出生）之前，则其“吏徭”咸阳和“见吕公”时间当在此七年间。

而“吏徭”时间肯定在前，则前者尚处于物价稳定时期，而后者进入了“通胀”传导到地方诸县的时期，以地处偏远的迁陵县为例，秦始皇二十六年的米价应为1石140钱，秦始皇三十年左右，该地稻1石价格为20、21钱。（见王佳《里耶秦简所见迁陵地区物价研究》，《江汉论坛》2015年第10期）

在岳麓书院藏秦简《数》中，算术用的米价数据还有米价1石50钱、1石64钱的记录，这可以视为秦统一之后安定时代的米价，注意，稻处理成米，还有一个减重过程，也就意味着在边远地区，物价的变化并没有那么剧烈，但也有接近一倍的增长。

那么，对于沛县这样一个位于楚、魏之交，临近薛、定陶等商业中心，又有泗水、丰水等众多交通水系环绕的通都大邑，在秦二世“复行钱”的前一年，其“通胀传导”又会到什么规模呢？

而上述的“官价”计算，恰恰说明秦帝国已经面临“二选一”，要么，“帝室”主导的“官营刑徒经济”和“财政体系”全面崩溃，要么，“行钱”、“行布”的货币体系崩溃。

前者，“帝室”与“朝廷”受损，后者，“贵族”和“黔首”受损，选哪个？

二

具体到“货币”制度的变革，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能基于上述考证来做一个模拟猜想，三解姑妄言之，诸位姑妄听之。

电影《秦颂》剧照

秦始皇二十六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为第一阶段：

“黄金”不是流通货币，在官方内部的会计体系中，有“黄金”固定折钱的定价，但同时“黄金”作为一般商品，也会在市场上销售，所以有“市场价”。

“行布”则是流通货币，在官方内部的会计体系中，有“行布”固定折钱的定价，但与“黄金”一样，也是一般商品，有“市场价”。

“行钱”则有两种，“內史及十二郡”主要通行“秦半两”，“新地”主要通行“六国旧币”，均以“枚”定数。

由于“黄金”和“行布”都具有“商品”特性，就意味着其“市场价”有可能与“官方定价”发生偏离，理论上，只要区域市场的“行钱”数量规模越大，“市场价”也就越高。

在此条件下，有三种假设：

（1）“半两钱”单向通行两个“钱币区”；

（2）“行钱”自由通行两个“钱币区”；

（3）“行钱”需要兑换转移“钱币区”。

第一种假设意味着，秦只允许“帝室”铸造的“秦半两”在“旧地”流通，并允许其在“新地”流通，并不禁止“六国旧币”并行，两者效力一样，但禁止“六国旧币”在“旧地”的使用，也就意味着“六国旧币”到“旧地”需要兑换，这就和第三种假设是一回事，因为，“秦制”只允许人口从“新地”到“旧地”的流动，而禁止反向，其“货币投放”也没有“反向”的举措。

则两者可以合并，即“六国旧币”需要“兑换”，进入“新地”。

“兑换”行为又只能发生在出发的“新地”，因为（1）（3）假设下“旧地”的“六国旧币”没有货币资格，接下来就要选择兑换的“媒介”，“行布”、“半两钱”还是“黄金”，而“新地”的“半两钱”投放渠道有限，流通量很小，只能兑换“行布”或“黄金”。

也就意味着（1）（3）条件下，“新地”的“行布”和“黄金”会往“旧地”单向流动，而本地“县廷”的货币开支则仍将使用本地税收回收的，本地通行的“行布”和“铜钱”，也就意味着，“新地”的“行布”、“黄金”是“净流出”，“旧地”则是“净流入”。

​

则“行布”、“黄金”在“旧地”的“市场价”越来越低，在“新地”的“市场价”越来越高，而物资，比如粮食的价格，则是由官方规定的价格并实时调整，并且最大的物资出售方也是“帝室”，也就意味着，理论上“黄金”和“行布”会持续地流入“旧地”的“帝室”手中。

而“新地”，则会呈现出相反的态势，拥有“黄金”和“行布”的是地方的“低爵贵族”、豪强，在掌握权力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循环套利，如果能够突破“人口流动限制”，还可以赚取不同“县”的区域间差价，但整体来说，由于“黄金”的生产增量为“帝室垄断”，“黄金”价格的高涨，只会让它更多转入窖藏，而可持续生产的“行布”会大量输出。

也就是说，长达11年的“单向流动”的大宗，应该是关东的“行布”。

电影《荆轲刺秦王》剧照

在（2）假设下，“六国旧币”、“行布”作为“自由通货”，“净流入”“旧地”，而“新地”则是“净流出”，“黄金”仍旧会在价格高昂之下转入窖藏，而可持续生产的“行布”会大量输出到“旧地”，而“六国旧币”则会被“旧地”的“帝室”收入进“官营刑徒手工业”，作为“秦半两”的原料，或者进入市场再次流通。

而“新地”则会面临严重的“钱荒”，因为“行布”和“行钱”全部净流出，物资价格反而会不断降低，这个结果与现实的历史表现完全不符，也就意味着应该并非事实。

也就是说，（1）（3）假设，甚至可以说，只有（1）才像是“秦制”政权能够作的选择，因为从整个制度框架来看，唯有这个方式，“帝室”所把持的“钱币铸造事业”才最不吃亏，而不吃亏，还要占便宜，才是“秦制”面对社会管理时最重要的原则。

当上述运转持续到了秦始皇三十七年，会发生什么呢？

秦始皇三十七年到秦二世三年，为第二阶段：

11年间流入“旧地”的“行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而秦朝“帝室”采购物资和官营生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关中，尤其是四个都城，这些“行布”的存在成为仓储的极大负担，而“旧地”的市场上，“行布”的“市场价”已经跌落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有持续、大量的来自“新地”的“盗铸”半两钱流入“旧地”。

“市”中充斥的“行布”和“行钱”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关东输送转运来的物资却杯水车薪，而仓库中收储的这些“货币”每一天都在贬值，甚至连“新地”都在传导着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上涨。

最重要的是，秦律中对应物资、钱数的“固定定价”，全部成为了废纸，货币危机已经危及了政治统治。

此时，切断价格传导才是正道，废除“行布”的货币资格，同时在全国通行“八铢钱”，停用一切不符合标准的“旧币”，则全国无论“新地”、“旧地”，都因为缺少通货而“物价大跌”，也就是《史记·平准书》中说的“秦钱重难用”。

但是，对秦二世而言，“秦半两”的“一般等价物”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停止用“值钱”的物资来偿付之前向天下黔首“预借”财富的债务，接下来的“八铢钱”的“货币投放”又回到了秦帝国依靠“身份”和“特权”支付“货币”的老套路，相当于是将其父祖玩过的“戏法”重来一次。

三

电影《王的盛宴》剧照

秦二世和秦始皇都没有意识到，从秦献公开始苦心改造经营的“大秦公司”一直控制着“负债规模”而不谋求高歌猛进的规模扩张，并不是因为他们“胆子小”、“谨慎”，而是他们知道“大秦公司”的主营业务板块的利润率极低，为了维持嬴姓赵氏的“帝室”世袭权力，叠床架屋的分权制衡耗费了太多的成本，每一次业务扩张，都需要很长时间的债务偿还，等待恢复元气。

在秦昭襄王晚年狂风骤雨的爆发之后，“大秦公司”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而新吞并“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要复杂得多，以至于吕不韦要去编撰《吕氏春秋》来寻求新的组织方案，一套能够适应更加市场化、活跃度更高的发达地区的统治模式。

问题是，秦始皇没有耐心，他要社会适应他，而不是他去适应那些黔首组成的社会，他要去改造他们，就连他们对“猪”的叫法他都要规定，在他眼里，“黔首”就像这个“称呼”一样，就是一群予取予求的“韭菜秧子”。

所以，秦始皇根本不介意什么“负债扩张”，作为“泽及牛马”的现实神，他有资格让黔首们奉献出一切，包括他们的财产和生命，那些推着小车迁移到蜀地的商人之家，以及被发配到五岭之南的赘婿、商贾们，正是他神力的注脚。

经营不善，不重要，秦始皇可以从身边派出无数的“执法御史”，由他们来监督郡县的官吏，统计各个子公司的“计冣”，只要业务还在经营，“借贷”就不会休止。

“还债”？“信用”？

秦二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是秦始皇的“亲儿子”，也对历史给出了答案：

不存在，因为不需要，唯有暴力才是一切的源泉，当然只能由暴力开启新一轮的循环。

（明早7:30分更新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