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的真正最重要的作用，中国人这方面的认识偏见可能最深

【本文由“印加节度使”推荐，来自《诺贝尔奖不代表科学的全部，但诺贝尔奖依然值得拥有》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作者已经写出的观点我基本认同，但我认为还有没写出来的更重要的观点，这里需要谈一下。

　　首先，是基础科学的真正最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很可能包括西方人在内所有人都没认识清楚，而中国人的认识偏见最深。

　　我们常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渔”比“鱼”更重要这个道理中国人不是不懂，但落实到基础科学上，恐怕所有的人都会弄错。基础科学本身的新发现成果是“鱼”，产生这些新发现的所有思维方法才是“渔”，而技术和工程则是“厨艺”。而且，“厨艺”在“鱼”已经存在后不再需要“渔”，但技术和工程却时刻需要这些思维方法，只跟着末端的技术和工程走而不发展和普及思维方法的话，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技术工程都会没有最终出路，并且这个过程到来会很快，不会像西方人反超我们需要的时间那么久。

　　历史上，西方人就是在古希腊思想突破基础上始终事实上（而不是主观上）在发展一般性认识，从哲学到方法论，在发展到大约弗兰西斯·培根的时代之后，因为完全不同的新方法论的诞生，就已经可以在远比同时代的我们更低的社会发展水平上引发科学革命，继而是落实到社会实践层面的工业革命。我们及世界上其他文明都不能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不重视一般性认识（对同类事物共性和本质的认识）的发展，而且任何文明想在西方工业革命后正常发展，也一样无论如何绕不开对一般性认识，比如我们就必须接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也必须在社会整体上普及使用现代的思维方法。

　　因此，最需要指出的问题是，基础科学最重要的是思维方法而不是实在成果。没这些思维方法存在，基础科学想靠单纯实践试错发展到历史上近代科学的水平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不但试错成本承担不起，而且事实上干脆就无法下手去做；而有了这些科学思维方法之后，即使基础科学成果全部归零重启，我们也会很快将一切恢复如初。

　　我这个观点根本不是对西方的盲从，因为我根本找不到任何西方人的相似观点——他们深陷在对自以为的基础科学的盲目迷信上，已经在很多基础科学领域已经走入歧途。

　　而中国人，我能见到的是三派，这三派有不同的问题。

　　第一派是项立刚为代表的大众，他们更认可看得到、摸得着的与生产力直接相关的东西，而不知道思维方法的重要性，甚至没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更不会了解它们是从基础科学的研究、交流和教育中才得以产生和普及的。这一派当然毫无疑问就是危害最大的，他们代表的是中国不重视一般性认识传统错误的历史延续。

　　第二派是以吴国盛、何祚庥、胡锡进、刘亚东为代表的部分不同程度了解基础科学作用的知识分子，他们事实上或多或少地沿用西方对基础科学的不够正确的认知（盲目迷信基础科学）。他们虽然知道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缺陷，但因为西方认知的错误，他们不能完全正确理解和表达这种缺陷。他们这一派有正面作用，但也依然存在危害性——他们在进行的是有堂吉诃德就有风车的与真理无关的乱斗，没有说服力，也不能有效与错误斗争，反而给公众犯错误当合适的靶子。

　　第三派是像作者这样有足够深专业基础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主观上并不愿盲从西方认知，有足够多的知识底蕴从具体的科学视角看问题，也对有足够知识和思维水平的少数人有说服力。但他们依然没有从一般性角度看问题的视角，特别是不理解思维方法比成果重要这一问题关键。失去这个关键点的支撑，他们没办法真正给出一旦只跟着应用走而将基础科学看作被动从属会产生什么后果。在这一点上没说服力，对大众就是没最终说服力的。他们这一派有正面作用而谈不上危害性，但正面作用依旧是隔靴搔痒。

　　其次，作者提到的两点原因也有问题。

　　诺贝尔奖可以无视，但中国大众事实上不是在反对诺贝尔奖被西方主导，而是在反对侧重基础科学，而基础科学事实上比应用更重要。这种反对本身是错的，不能因为反西方主导和偏见的正确而改变。这一点作者没指出是不够的。

　　中国人后续可能更多获奖，本身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一是中国人改掉自己的缺陷，实在地用基础科学的创新成就超越对手；二是中国人凭发展的碾压式硬实力改变诺贝尔奖偏重基础科学的初衷而不改变自身缺陷。后者是我们要努力去防止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