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半导体之父：“大陆缺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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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月31日，83岁的钱学森给朱光亚（时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写了一封信：
60年代我们全力投入两弹一星，我们得到很多。70年代我们没有搞半导体，我们为此失去很多。
1995年，仅仅一年之后，国家决定“砸锅卖铁”也要把半导体搞上去，投资100亿元实施“909工程”。这一项目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集成电路项目所有投资的总和，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但效果只能说差强人意。
然而一个华人的归来，却用短短三年时间，将大陆的芯片水平，拉快了三十年。如果不是对手台积电打压，他甚至有机会让上海成为世界芯片的制造中心。
有人赞叹，钱学森能抵5个师，他能抵1个国家工程。
他的名字叫张汝京，创立的公司叫中芯国际。
一.建厂高手
1949年1月，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一个年仅1岁的男孩随父母迁居台湾。因生于南京，父亲给他起名为“汝京”。
也正是在这一年，18岁的宁波青年张忠谋，远赴哈佛求学，成为全校1000多位新生中唯一一位中国人。在命运之手的推动下，两人在阴差阳错中走出了不同的路径，将在多年后狭路相逢。
抵达台湾后，张汝京一家生活在高雄的眷村，邻里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外省人”。每当海上升起明月，浅浅的海峡便浮满了乡愁，父母对于故土的回忆，从小便在张汝京的耳边回旋。
父亲张锡纶毕业于中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焦作工学院，起初在上海的一家炼钢厂工作，抗战爆发后效力于重庆第21兵工厂，负责开发坩埚炼钢法。
母亲刘佩金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193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奖学金，卢沟桥事变后放弃了留学机会，先是在广州的教会学校教授化学，又因战火辗转澳门、广西、云南等地，后调入重庆弹道研究所从事火药分析，结识了张锡纶。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二人秉持专业报国的赤忱，一个指挥炼钢，一个钻研火药，源源不断地为前方战士制造枪炮。当抗战胜利时，两人都成为了资深专家。
远赴台湾时，父亲带走了200余名冶金学徒继续办厂，学徒的父母都远在大陆。每当他们与台湾姑娘结婚的时候，张锡纶这位师父是永远的主婚人。这种“大家长”的角色和社群环境，让张汝京自幼形成海峡隔不断血脉的认知。
母亲刘佩金也是一代女杰，与昔日校友共同创办了台湾金陵女中，经常给孩子讲述爱国理念，叮嘱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张汝京虽长于台湾，却始终心怀大陆，云霞明灭间的故土山河，成了他心底永不熄灭的灯盏。
1970年，张汝京从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随即远赴美国深造，拿下纽约州立大学的工程科学硕士学位。工程科学相当复杂，与电机系、机械系、化工系都比较接近，也正是这个跨学科的专业，为张汝京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
1974年硕士毕业后，导师想让他继续读博，但张汝京迫切想到工业界锤炼。他先是在一家做染料的化工企业当工头，深入基层了解一线情况，后来又到一家冷冻技术的企业（名为Union Carbide），做出了多种新工艺和新产品。
1977年，凭借良好的学术背景和实践履历，29岁的张汝京成功加入全球半导体巨头德州仪器。而在此时，大他17岁的张忠谋，已经是德州仪器的三号人物，以铁腕管理著称。
此时的中国，600多家芯片工厂的年产量，才等于日本一家2000人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而德州仪器，是日本工厂都只能仰望的行业至尊，1958年，德州仪器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从此带领人类进入“芯片时代”，让此后的微处理器和个人计算机成为可能。集成电路两大发明人之一的杰克・基尔比，被誉为堪比亨利・福特、爱迪生、莱特兄弟的巨人。
而张汝京刚一入职，便被选入基尔比的核心团队，和“超级大神”共同攀登技术高峰。在基尔比身侧的四年里，张汝京不仅接触到最前沿的芯片技术，还学到了上司的科研方法论：拒绝向经验主义妥协，从基础物理层面重新思考问题。
德州仪器独特的企业文化，更是让张汝京印象深刻。很多人早上带一张帆布床上班，准备彻夜攻关，累了就睡在办公室；失败是不被接受的，必须振奋重来，直到成功为止。虽然职级上有差距，但在许多方面平等，连董事长都没有车位，如果他上班来晚了，那就要将车停在较远的位置。
多年以后张汝京仍然怀念：
德州仪器的工作环境很好，很多人愿意教我，实在是受益匪浅。
在做了8年研发后，张汝京转向了运营，跟随顶级的芯片工厂建设大师邵子凡博士建立工厂。建厂有着一整套的体系，不仅要懂技术和成本管控，还要设计产线、规划产能、排布设备，更要理解当地工人需求，因地制宜的本地化运营。
张汝京不仅有当工头的经验，还思维缜密好学习，不到两年就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将才，先后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参与或主持了10多家半导体工厂的建设，被业内公认为“建厂高手”。
此时的张汝京，不仅有沉淀八年的技术功底，还有辗转多国的建厂经验，如果责任心淡上一些，他完全可以轻松赢得西方世界的各种奖章，但父亲张锡纶的询问，始终在他的脑海盘旋：
你为什么不回大陆建厂？
无数个漆黑的夜里，父亲总是梦回大陆，但过去多年中，在台湾当局的高压政策下，只能惆怅地遥望海峡。如今看着儿子满世界建立工厂，父亲不由得燃起了希望。
张汝京本就有报国之心，父亲的询问更让他魂牵梦萦，但他深知半导体是知识密集型产业，没有足够多的技术人员，投再多的钱也只能打水漂。为了实现心中夙愿，他开始默默地为中国培养人才。
1989年，德州仪器在经过多重评估后，决定在中国台湾省建厂，张汝京立即想到了一个方案：到祖国大陆招一批工程师，把他们培养成未来到大陆建厂的奇兵。不过，台湾当局对大陆严加防范，张汝京只能作罢，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耐心地等待时机。
1992年，张汝京又到新加坡建设工厂，在他的奔走呼吁下，新加坡政府同意了招聘大陆员工的请求，张汝京在内地招聘了约300人，终于为大陆储备了一批人才。
一场为祖国筑芯的远征，即将启程。
二.直奔无锡
中国其实很早就关注到半导体，197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设计出第一批1K内存，只比英特尔的1103晚五年，比韩国、台湾省早了近五年。
但彼时的美国联合多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尤其是先进技术的出口。
为了快速追赶对手，国家部委曾组织了两大项目——531工程、908工程，但由于西方的技术封锁，芯片的极速迭代，再加上本土缺乏人才，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法完全无效。当90年代来临时，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已大幅落后于起步更晚的韩国和台湾省，于是出现了视频开头钱老的感叹，和投资100亿的“909工程”。
为了学习先进的国际经验，1996年，电子工业部派出代表团，奔赴全球半导体巨头德州仪器“取经”，由总工程师俞忠钰带队。
因为精通中文与技术，张汝京被指派为接待负责人。他国遇仙才同胞，俞忠钰如获至宝，询问张汝京是否愿意回国发展，临走前拉着张汝京的手：
我们在北京等你！
不久之后，电子工业部便给张汝京打电话，力邀他担任“909工程”上海工厂的总经理。彼时张汝京正在泰国建设工厂，无法抽身，但张汝京表示，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到国内发展。
完成泰国项目后，张汝京回到总部递交辞呈，但由于已经是核心高管，被一次又一次地挽留。
一年之后，49岁的张汝京已经在德州仪器工作满20年，能够享受提前退休的福利，而父亲张锡纶的去世，更让他坚定了立即回国的决心。老人家离开故土近50载，最终一身遗憾地埋骨他乡，临终前仍然嘱托儿子回大陆办厂。
带着父亲的期盼，张汝京立即申请了提前退休，直奔大陆无锡。那一刻，如池鱼返回了日思夜想的故渊。
前往无锡，主要是收拾“908工程”的烂摊子。当时的无锡华晶承担了建设6英寸晶圆生产线的任务，但项目进展缓慢，在官方的邀请下，张汝京答应主导华晶的技术改造。
他先是说服了台湾省中华开发银行投钱，然后带着一个团队进行技术攻关，凭借在德州仪器的经验，仅用半年就突破了0.5微米的工艺。张汝京想进一步在无锡建厂，憧憬着万紫千红开遍中国的盛况。
但一通电话打破了美梦，1998年2月，朋友慌张地打来电话：
Richard，你要马上回来，要罚中华开发了。
由于台湾省严控技术转移，在大陆建厂充满了不确定性，张汝京只好先返回台湾地区，在世大半导体公司担任总经理，静待时机。
三.“我不要了！”
世大是台湾第三家晶圆代工厂，比行业大哥台积电晚成立了十年。张汝京主掌世大后，展现出卓越的管理才能，效率与士气都扶摇直上。
仅仅两年时间，世大就开始盈利，而且发展到台积电三分之一的产能。张汝京踌躇满志，前两家世大的工厂都在台湾，但从第3家开始，他准备全建在大陆。
不过，世大的飞速发展引起了行业大哥台积电的深深忌惮，而台积电的掌门人，正是张汝京的老上司张忠谋。以铁腕著称的张忠谋，直接用50亿的巨额资金，砸向了市值仅6亿的世大，誓要吞掉威胁，壮大自己。
溢价7.3倍的收购款，让所有股东都欣喜欲狂，张汝京也挺满意，毕竟这价格让人无法拒绝，而且台积电属于行业霸主，技术实力更加雄厚。他只向张忠谋提了一个要求：世大的第3家工厂要建在大陆。
收购完成后，台积电迅速将世大并入自身体系，不仅实现了产能扩张，还在第二年突破了0.13微米铜工艺，从此与国际一流大厂并驾齐驱。但张忠谋就像失忆般，绝口不提到大陆建厂的事，一方面他在配合台湾当局的政策，另一方面对大陆芯片的潜力心存警惕。
张汝京想等形势转变，可又实在等不及：
那时候受到台湾当局的限制，李登辉不支持；等他下台，下一任又是陈水扁，我就想，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去大陆？
在日夜的煎熬中，张汝京决定只争朝夕，毅然递交了辞呈。张忠谋威胁：
你可以辞职，但收购时承诺给你的台积电股票，就没有了。
张汝京说了四个字：
我不要了！
这一次他更加坚决，顶着当局的压力，放弃了台积电的股票，也要把半导体工厂建到大陆。
四.中芯出世
1999年，张汝京奔赴香港，为芯片工厂选址。
当时的香港正宣传“数码港”的概念，描绘的图景相当动人，而且在香港注册公司，更容易绕开美国的禁运，因此成为了张汝京的首选。
时任香港特别行政长官董建华慧眼识珠，同意给地建厂，但当张汝京提出为员工建宿舍时，香港的房地产集团沉默了，觉得这是在抢饭碗。
张汝京最终放弃了香港，又北上考察了许多地方，但由于有名无财且工程浩大，很多地方政府不敢拍板。直到一位懂行领导的邀请，张汝京才终于确认了理想的地址，这位领导，正是担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江上舟。
江上舟是极少数懂半导体的官员，在研究台湾地区的产业后，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上海超越台湾，成为世界半导体的制造中心。
如果上海在此时扶持半导体行业，那么2015年－2020年，上海集成电路生产线技术等级和生产规模将可能超越中国台湾。
在他的建议下，浦东规划了张江微电子开发区，面积3倍于台湾新竹工业园。
2000年1月，张汝京应邀考察，上海四套班子全部出动。高层的重视，良好的营商环境，还有深刻洞察行业趋势的江上舟，张汝京当即决定，把公司建在上海，名字就叫中芯国际，意思是“中国技术第一芯”。
他不仅自己离开了台湾，还把妻儿全部迁往上海定居，甚至从美国接回了90多岁的母亲刘佩金。当踏上大陆的土地，落叶归根的母亲泪眼婆娑：
回到阔别 50 年的祖国大地，回母校金女大看老校长吴怡芳博士纪念馆，也看到失散多年的小姑姑、妹妹和堂弟妹及他们的家人。在大陆工作的大儿子陪着我从南到北探望亲人，感慨万千。
彼时的大陆半导体，比国际先进技术落后3代以上，官方砸锅卖铁投资100亿的 909工程，在引进技术和设备时困难重重。张汝京的到来，改变了局势。
由于大陆严重缺乏人才，张汝京直接策划了全球“迁徙”。凭借着多年积攒的威望和人脉，他竟然感召了300多位来自世大、台积电等公司的台湾工程师，100多位欧美等地的专家。
他还跑到美国四处宣讲，以亲身经历动之以情，所到之处常常聚集两三百人，慷慨激昂处，听得海外华人直落泪，又吸引了60-80位研发人才。不止有老东家德州仪器的宋天泰、俎永熙，还有当时芯片霸主英特尔公司的杨士宁、谢志峰，为了发展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他们自愿降薪来到上海，甚至卖掉了美国的房子。当时中芯国际三分之一的工程人员，都是台湾和外国人。
如此多的人才外流，而且是流到了敌对的大陆，引起了台湾当局的高度警惕。他们以张汝京在大陆的投资未经审核为由，对张汝京罚款500万台币，还要求在6个月内撤资。张汝京压根不理睬，直接宣布要放弃台湾户籍。后来中芯国际在北京和天津建厂，台湾当局又举起罚款大棒，累计三次共罚了1500万台币。
巨额处罚，刺耳的警告，张汝京却无比坚定，因为这背后，是父亲的询问，母亲的叮咛，还有半个世纪的信念累积。
五.管理哲学
张汝京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才，还有一整套的管理哲学。
2000年8月1日，中芯国际打下第一根桩，仅仅13个月之后，8英寸产线的新工厂就已经建成投产，拥有国内最先进的0.25微米制程工艺，创下了当时建厂的最快速度。
不仅快，还非常省钱。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全球芯片行业陷入冰点，正当同行收缩之际，他却加速建厂，这种战略很可能资金链断裂，陷入万劫不覆的境地。
但张汝京深谙“逆周期扩张”的法则，越是行业低迷期，越是超越对手的好时机。很多工厂的设备都在打折卖，中芯国际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了大量二手设备，还买下了位于天津的摩托罗拉工厂，强势扩张等待行业复苏。
为了降低“逆周期扩张”的风险，张汝京研究了许多省钱妙招。比如有些工厂喜欢新潮的设备，花普通摄像头4倍的钱买可旋转摄像头，结果仍然有死角，张汝京就直接把两个普通摄像头挨在一起，价格减半，还没有死角；还有许多公司在盖厂时高价租外面的办公室，张汝京直接在旁边修一个铁皮屋，当临时办公室，等工厂盖好后，再把铁皮屋当仓库用，又可以省出一两个机器的钱。
张汝京本人，更是一点没有大佬的架子，坐经济舱，住快捷酒店，吃7元盒饭，开着小排量的老式桑塔纳。在他以身作则的引领下，中芯国际节俭成风，员工甚至调侃，中芯国际英文的缩写SMIC，是“Save Money I Can”（我会省钱）。
凭借着这套省钱大法和近乎苦行的作风，张汝京极大减轻了公司资金的压力：
有人盖工厂，规模不到我们的一半，花费是我们的八成，效果还没我们的好。
除了节俭理念的极致执行，和逆周期扩张的大胆魄力，张汝京还懂行业节奏与资本边界。
比如面对西方技术封锁，张汝京以高超的资本玩法破局。为了建立中芯国际，张汝京筹集了14亿美元，约等于909工程的总投资，多数资金来源于美国高盛、德国英飞凌、日本东芝、新加坡特许半导体等外国公司，但每个股东仅占百分之几的股权，最多的也就百分之十几，没有谁能撼动中国人的掌控权。
这种横贯国际的股权结构，可以更好地向西方解释自身的“纯民用”属性，从而突破美国的封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逆周期扩张的过人胆识，全球资源配置的清醒头脑，再加上产业报国的赤子之心，中芯国际的发展，开始狂飙突进。
2000年，中芯国际动工；2001年，建成8英寸线；2003年，启动90纳米工艺的自主研发，首次将大陆芯片推进到纳米级；2004年，中芯在北京建成了内地第一条12英寸晶圆生产线，只比全球第一条12英寸线晚三年，实现了又一个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重大突破。
不仅技术突飞猛进，营收更是坐上了火箭。2002年销售收入4亿元，2003年狂飙到30亿元，出口创汇3亿美元，而且2003年底时，中芯国际三个工厂的总产能达到每月6万块晶圆，位居行业第四，仅次于台积电、联华电子和特许半导体。此时的中芯仅仅创立了三年。
有人评价：
中芯国际用三年时间，将大陆的芯片水平，拉快了三十年。
张汝京也被公认为 “中国半导体教父”。
而在中芯国际的带领下，2003年整个中国的芯片产量，达到了破纪录的134亿块，芯片总产值达到351亿元，与启动“909工程”前的1994年相比，十年间增长到了10倍。
在2000多亿美元的半导体产值中，中国企业还只是一群小鱼，但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上海很有可能成为半导体的制造中心。
然而，正当行业欣欣向荣时，一股寒流猛烈袭来。
六.大哥的怒火
2003年8月，中芯国际即将在香港上市，马上迎来高光时刻，正在这个关键的节点，行业大哥台积电却发起“闪电战”。他们在美国加州，起诉中芯国际窃取商业机密并侵犯其专利，要求中芯国际赔偿10亿美元，这一天价赔款，把中芯卖了都赔不起。
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台积电的选择都无比狠辣，一来可以影响中芯的上市，二来把事情闹到美国，磨损国际客户和消费者对中芯的信赖。
张汝京当然知晓行业禁忌，明令禁用原公司技术，但中芯当年从台湾带走300多位工程师，其中数十人任职于台积电，工程师的思维惯性埋下隐患，导致中芯在应对诉讼时非常被动。
2005年，经过漫长的拉锯战，中芯与台积电达成和解，中芯要在6年内向台积电支付1.75亿美元，这个金额在张汝京的接受范围内。
但《和解协议》中，有一条是 “中芯国际所有技术都需供台积电自由检查”，这就相当于给中芯套上了镣铐，只要有一点疏忽，就会被抓住把柄。
果不其然，台积电在2006年卷土重来，又在美国起诉中芯侵犯了他们的专利，中芯选择在北京高院反诉台积电，指控其不正当竞争和商业诋毁。
没想到的是，由于未能提供台积电主观恶意的实质性证据，再加上可能引发管辖权冲突等原因，北京高院驳回了中芯的诉讼请求。但中芯内部态度强硬，坚持不再私下和解，一直与台积电斗到了2009年，结果，美国法院的判决之重，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中芯不仅要再赔台积电2亿美元，还要向台积电割让10%股权，更狠的一条是，张汝京必须辞职。
当时中芯的45纳米工艺已经获得良率验证，与台积电的40纳米仅有一步之遥，这一切，只用了短短九年时间。而台积电的再次胜诉，直接给中芯按下了暂停键，听到判决的那一刻，张汝京像被重锤击碎的玻璃，身心碎裂，放声痛哭。
这两次惨烈的专利战，几乎让中芯失去了扩张能力，张汝京也引咎辞职，离开了他亲手建立的公司，他落寞的转身，成为了大陆半导体史上最悲壮的背影。
2009年11月，张汝京离开了中芯国际，看着失落的团队，他温声安慰道：
不要认为这是人生中很大的失败，不要被打趴下。
张汝京离职后，中芯陷入多年低谷，权力真空引发高管内斗，扩张的战略也被打断，研发更是陷入停滞。台积电则持续施压，2012-2019年分7次抛售中芯股票，套现逾3亿港元，被业内视为“羞辱性减持”。这种不看好的信号，既打压了中芯员工的信心，也深刻影响了国际资本对中芯的估值，在这场无形的资本围剿中，张汝京亲手创立的中芯，几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所有人都在问，中芯还能活下来吗？张汝京又该往何处去？
七.补天
然而，无论是中芯国际，还是张汝京本人，都没有在风暴中倒下。
对于第二个问题，张汝京的回答是：
大陆缺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2009年11月，由于签下了竞业协议，未来三年内，不得从事与芯片相关的工作，尤其是晶圆代工领域，61岁的张汝京选择进入LED产业。彼时中国的LED产业严重依赖进口材料，而LED的核心技术，诸如外延片生长、光刻工艺，与半导体制造部分重叠，可以为日后重返芯片行业奠定基础。
此后几年，他投资创办了映瑞光电、昇瑞光电等4家公司，覆盖LED产业链上下游，帮助国家实现了技术自主化。
2014年，竞业限制一结束，66岁的张汝京就返回了芯片行业，在上海创办了新昇半导体，盯上了中国芯片最薄弱的环节——硅片。
硅片是半导体的基石，占芯片成本30%，但300mm大硅片，大陆100%依赖进口，面对着这个缺口，张汝京带领团队日夜攻坚。
2016年，在经过两年血战后，中国首根300mm单晶硅棒横空出世，纯度达到了11N的标准，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为中国半导体产业链上游自主化奠定基石。
当首批硅片出厂时，张汝京却悄然退出，问题解决了，就交给上海硅产业集团运营，自己则投身下一场创业。
张汝京又思考起产业模式的痛点，芯片生产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英特尔为代表的IDM，包揽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全流程，另一种是台积电首创的代工模式，专注于制造。
这两种模式都已被先行者垄断优势，后来者很难追赶，张汝京对此忧心忡忡。2018年，70岁的他又成为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青岛创立芯恩半导体，探索可能是最适合中国的产业模式——CIDM。
他联合了十多家企业，以共同出资的方式交叉持股，共享资源和工艺，既降低了风险，也终结了设计端与制造端的隔阂状态，让各方能够深度协同，在两大模式之外，走出了一条共享制造的新路线。
2022年，74岁的张汝京再度披甲，以执行董事的身份加入上海积塔半导体，做起了车用芯片。
彼时中国新能源汽车爆发，“缺芯之痛”却如芒在背，中国车规芯片进口率超 90%，面对着严苛的标准，张汝京双管齐下。技术上，将中芯国际的成熟制程，移植到车规芯片产线；产业上，联合吉利共建芯片联盟，实现芯片-整车同步开发，又为祖国补上了一片天。
而对于第一个问题，倾注张汝京无数心血的中芯国际，在经历管理震荡与技术封锁的多重困局后，终于又慢慢走向了正轨，从技术、资本与战略三个方面破局，尤其是顶尖人才梁孟松的加入，298天内攻克14纳米工艺，良率提升至95%，成为了近些年国产替代的大主角。
2024年第一季度，中芯国际的代工收入市场份额首次冲到第三位，仅次于台积电、三星电子，这家一度靠“残羹冷饭”维持生存的公司，再度成为了台积电头疼的对手。
2025年，77岁的张汝京仍在督战积塔车规芯片，他用一生回答了父亲的疑问：
你什么时候回祖国大陆建厂？
中芯国际初创时，曾经有台湾的朋友到上海拜访张汝京，回去跟台湾媒体评价：
Richard 连西装都没有穿，就是一件工作衫，披上件发旧的灰色毛衣，像个传教士，办公桌是三夹板拼凑起来的便宜货。他说他有一个中国半导体的宏伟梦想，为这个梦想要彻底献身，好像甚至牺牲性命都可以。这个人不是为了赚钱才做这件事，这才是最可怕的。
张汝京的生涯是一部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突围史诗，在美台技术垄断与地缘封锁的夹缝中，他连续创业填补国家产业链关键缺口，将个人命运熔铸于“中国芯”的自主化进程。
在中芯创立之前，大陆半导体与国际先进技术相差3代以上，但张汝京的到来，直接为中国的芯片插上了翅膀。
2003年首次将大陆芯片推进到纳米级，2004年建成中国第一条12英寸晶圆生产线，2009年更是通过了45纳米工艺的良率验证，直追台积电的40纳米技术，在台积电两次专利诉讼狙击后，他又以离职换取中芯生存，为中国保留晶圆代工的火种。
哪怕戴上了竞业限制的枷锁，他依然转战与半导体制造有部分重叠的LED产业，随后又三次创业，为中国芯片补天，国家缺什么，他便提刀冲向哪片坚壁。
由于深谙半导体产业的地缘政治属性，他以工程师思维重构产业逻辑，不留恋单点胜利，只攻坚系统短板。
硅片、模式、车芯三次创业，皆在产业链最脆弱处落子，破局即奔赴下一战场，力图将美台技术霸权危机，转化为国产替代机遇，功成身退的背影里，写满对国家使命最深的鞠躬。
没有人知道下一个战场在何方，但他的脚步始终朝着产业地图上裂痕最深的方向，国之所需，便是心之所向，这是张汝京用一生刻写的密码，也是东方大国科技长征中最硬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