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丽文：我是中国人！

“我们要让全部的台湾人，都能够自豪自信地说，我是中国人。”

郑丽文在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竞选时公开说出的这句话，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强烈震撼，也让她收获了大陆网友的无数点赞。

这位祖籍云南、1969年11月出生于中国台湾云林县的女性领导人，一路走来，究竟有着怎样的个性和经历？她为何从绿转蓝，她能带给国民党怎样的希望？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人物？

最早触及“郑丽文”这个名字，常是通过两个截然不同的维度。其一，是中国台湾政坛“战神”的形象，她履历激昂，风格剽悍；其二，则是在朱天心的散文日记《三十三年梦》与唐诺《尽头》等著作中，那个被顶尖文人引为“我的政治人物老朋友”的隐秘存在。

一个是在“政治战场”冲锋陷阵、言辞如刀的“战将”，其政治履历（从“野百合学运”核心到民进党，再到决裂、转投国民党）充满了激烈的“战斗”与“背叛”色彩。

另一个，是朱天心与唐诺夫妇所代表的，台湾文坛最深沉内省的“思想家”群体（或称“新批评”及“三三”余脉），他们是中国台湾思想界中，不愿被简单“蓝绿”标签所俘获的“孤独的清醒者”。

一个看似“喧嚣”，一个极端“沉潜”。这种强烈的“违和”感，恰恰是理解郑丽文“非典型”特质的关键所在。

这种交往，绝非政治人物的点缀，而是她对抗政治异化、保持“智识”与“骨气”的核心方式。它向我们揭示了郑丽文的根本身份：在成为“郑委员”或“郑主席”之前，她首先是“台大法律系”的郑丽文。她的底色是“知识分子”，其次才是“政治人物”。所以她喊出“我是中国人”是有知识底蕴的。

她的政治起点（野百合学运）本身就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社会变革。她与其他“学运世代”一样，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从政”。要理解她为何在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做出180度的剧烈转向，又如何在这种转向中维持内心的自洽，我们必须从她的底色、内核与锚点三个维度进行拆解。

郑丽文的“非典型”特质，从她的出身与起点便已注定。她是一个双重的“局外人”。

她的父亲郑高永，年轻时曾参加抗日战争，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随国民党赴台后，在陆军任职，最终以政战少校军衔退役。“政战”是国民党军队体系中负责思想与政治教育的特殊分支，这无疑是“深蓝”的家庭背景。

然而，“政战少校”在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中并非显赫的高层。她不属于国民党传统的政治世家或权贵家族。这一定位，使她与那些“血统纯正”的蓝营权贵产生了天然的区隔。

更具反叛性的是，1990年，当她还是台湾大学法律系学生时，爆发了中国台湾民主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野百合学运”。一个“外省军眷”家庭出身的女性，投身本土色彩浓厚的街头运动，并站在了反抗国民党威权体制的第一线，这本身就是一种激烈的“反叛”。

郑丽文是这场学运的核心决策小组成员之一，与罗文嘉、林佳龙、范云、马永成等（后来都成为民进党核心栋梁）一同要求“解散万年国会”“废除临时条款”。可见她从学生时代起，骨子里就带有强烈的“改革”与“冲撞体制”的基因。学运后，她与伙伴们共同创立“100行动联盟”，这也是她的第一个“朋友圈”。

她的“反叛”底色，甚至延续到了婚姻的选择。她的丈夫骆武昌，并非传统的蓝营或绿营商人，而同样出身于台湾的社会运动与学运。他曾是中国台湾“社会民主党”（一个偏左翼的、试图超越蓝绿的小党）的创党成员之一，长期关注社会议题。她没有选择政治联姻或嫁入豪门，而是选择了一个与她早期政治理念（社运、改革）相似的伴侣。

因此，当郑丽文在2000年后进入民进党时，她本应是“血统纯正”的“学运世代”接班人。但她的家庭背景（蓝营）使她与本土派系存在隔阂；而她强烈的“知识分子”属性，又使她无法忍受政治的“庸俗”与“妥协”。

这种“非典型蓝营”（出身军眷但不显赫）与“非典型绿营”（学运领袖却决裂出走）的复杂结合体，注定了她“局外人”的宿命。

如果说“反叛”是郑丽文的底色，那么“战斗”就是她不变的内核。

很多人质疑她从攻击国民党，转而攻击民进党是“摇摆”和“投机”。要理解这种看似180度的转变，关键必须看2002年的“走路工事件”——这是她政治生涯的最低谷，也是最重要的转折点。

2002年高雄市长选举中，时任民进党籍的郑丽文，为民进党（她当时的“家”）冲锋陷阵，激烈指控国民党“贿选”。但事后查证不实，民进党中央非但没有保护她这个“战将”，反而认为她“言词不当、未经查证”，对她处以“停权”党纪处分。

对于一个“战将”来说，这是致命的背叛。她感受到的是：“我为你流血，你却在背后捅我一刀。”

她极度忠于她自己认定的“正义”和“功劳”，但她不忠于“组织”。一旦组织（民进党）为了“和谐”或“形象”而牺牲了她，她的忠诚会立刻清零，并转化为最强烈的“复仇”动力。她的“骨气”让她在2002年不惜“政治自杀”也要离开民进党。

她不变的内核是：“我绝不容忍背叛，无论是体制对人民的背叛（90年代），还是同志对我的背叛（2002年）。”

“背叛感”的驱动，成为了她“战斗”的燃料。她攻击民进党，与她当年攻击国民党，使用的是同一套“武器系统”和同一种“怨气”。她不是在“摇摆”，她只是在忠实地扮演那个“冲撞者”的角色，无论她站在哪个阵营。

在2002年退出民进党到2005年加入国民党之间，她有大约三年的“政治空窗期”。她并未消失，而是迅速转型为知名的政治评论员（“名嘴”）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凭借台大法律系的背景、留美的经历（美国天普大学法学硕士）以及学运时期的历练，这段“名嘴”经历极大地锻炼了她的口才、辩论技巧和媒体应对能力。

这也彻底塑造了她的“战斗风格”。当她2005年加入国民党后，她高挑亮丽、可以当模特的外表，与她在政论节目和立法院中“剽悍”的问政风格，形成了巨大反差。

这场“战斗”的顶峰，发生在2021年。当时，郑丽文在立法院质询时任“行政院长”苏贞昌（民进党籍），她质问“若两岸开战，（时任‘国防部长’）邱国正说战到最后一兵一卒，院长是否第一个投降”等尖锐问题。

质询过程中，双方爆发激烈口角。苏贞昌在盛怒之下，回骂郑丽文“不要脸”（台语“袂见笑”）。这一“失格”言论引发了巨大的政治风暴。这一事件，虽然火爆，却彻底奠定了郑丽文在蓝营支持者心中“第一女战神”的地位。

她的“志气”则驱动她在国民党从零开始，最终“逆袭”登顶。她的人生，就是一部“在战斗中寻找身份”的诗篇。

一个如此激烈、在政治上近乎“自杀”（由绿转蓝）的人，如何维持内心的自洽？她如何向自己证明，她不是一个“投机者”？

答案在于她的“朋友圈”和“书斋”。她需要一个“智识自留地”来安放她那“顽强的意志”，对抗“政治异化”。

第一个锚点：与朱天心、唐诺的“非典型”交往。

政治是极其消耗心神的“志业”。一个政治人物，每天都必须面对高强度的对抗、媒体的扭曲和党派的倾轧。这是极度“喧嚣”和“琐碎”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强大的精神内核，很容易在这种“喧嚣”中迷失，忘记自己为何出发。

而朱天心与唐诺夫妇，是“非典型”的文人。他们虽在文化谱系上常被归为“蓝营”（源于其父辈朱西甯的背景），但他们同样以强烈的批判性著称，对国民党的“乡愿”与“僵化”也从不吝惜笔墨。

“非典型”的政治人，自然会去寻找“非典型”的文人。郑丽文在经历了与民进党的激烈决裂后，必然会对“政治正确”和“派系捆绑”感到厌倦。她能在朱天心与唐诺那里找到的，是一种超越党派利益的、纯粹的“智识上的诚实”与“批判性的骨气”。

与他们的交往，对郑丽文而言，是一种“精神的复健”和“志业的校准”。这是“台大法律系”的底色在寻求思想上的同频共振。她需要这个“朋友圈”来证明她的“出身”（知识分子），来确认她的“选择”（批判与独立），更需要这个“朋友圈”来滋养她的“未来”。这让她在“政治人物”的身份之外，保留了一块名为“郑丽文”的，独立的精神自留地。

第二个锚点：《易经》“大壮卦”的警示。

这种“书斋”的滋养，让她区别于一般政客：她不甘于只做“战将”，她还想做一个“思想者”。

这如同《易经》中“雷在天上”的大壮卦。大壮卦九三爻辞警示：“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如果一味沉溺于“壮”（强悍、战斗），就会陷入“羝羊触藩”（公羊撞篱笆）的困境——精疲力竭，一无所成。

郑丽文深知这一点。她在立法院质询（如对苏贞昌）时，必须“用壮”；但她知道，要成就“大业”，必须“用罔”——使用智慧、文化和更深层的论述之网。与朱天心、唐诺的交往，就是她为自己编织“智识之网”、寻找“清醒锚点”的方式。

第三个锚点：《全球新政》的“大义”名分。

她的政治转向，必须有一个超越“个人恩怨”的“大义”名分。这个“大义”，就是“改革”与“思想”。

她翻译的《全球新政：一个“绿色新政”如何打造全球新经济》 (The Global New Deal)，是理解她“不变内核”的另一条重要线索。

该书作者杰里米·里夫金 (Jeremy Rifkin) 是全球知名的未来学家。这本书的核心是探讨如何通过“绿色能源革命”和“全球合作”来应对气候危机和经济停滞。

郑丽文在政治斗争的间歇期选择翻译这样一部作品，绝非偶然。这表明她的“智识锚点”并不仅仅停留在台湾内部的蓝绿统独之争。她所关心的，是全球性的、具有前瞻性的宏大议题（能源、环境、全球治理）。这为她提供了一个超越党派倾轧的“大义”和“智识制高点”，也印证了她作为“知识分子从政”的底色。

从事这样的翻译能让她相信：她所有的“战斗”与“转向”，都不是为了私利（投机），而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志业”。

光有“底色”与“内核”不足以在政治中存活，郑丽文的“逆袭”登顶，同样展现了她作为“局外人”的政治精算。她必须将自己的“战斗力”和“智识”转化为政治资本。

她的“由绿转蓝”，急需获得蓝营“正统性”的认可。她巧妙地抓住了国民党中坚力量的需求：

 1. 胡志强：“千金买马骨”的入党介绍人。2005年，当郑丽文决定加入国民党时，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正是时任党副主席的胡志强。由一位党内大佬亲自“背书”，这不仅是接纳，更是一种“千金买马骨”的政治姿态。这标志着国民党的中坚力量，愿意为了“改革”与“战斗力”，接纳这位昔日的“敌人”。

 2. 连战：“旧势力”的“武器”需求。连战代表着国民党最传统、最深蓝的“世家派”与“元老派”。这股“旧势力”长期面临“本土化论述不足”和“缺乏战斗力”的批评。郑丽文（出身绿营、口才便给、形象年轻）是他们用来对抗民进党“街头战术”的最佳“武器”。而郑丽文则需要连战这种“深蓝旗帜”的接纳，来稳固自己的党内地位。

 3. 马英九：从“发言人”到“权力核心”。马英九是郑丽文在蓝营崛起的关键推手。他不仅接纳了她的加入，更在2012年（郑丽文43岁时），任命她为“行政院”发言人，并让她当选“不分区立法委员”。“发言人”是政府的“门面”，需要极高的政治信任。马英九愿意将此重任交给这位昔日的“绿营战将”，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和解与豪赌，也证明了他对郑丽文“战斗力”和“论述能力”的倚重。这标志着她不再是“外来者”或“名嘴”，而是真正进入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

我们回顾郑丽文的人生轨迹：

21岁（1990年），作为台大法律系学生，成为“野百合学运”核心。这是她“骨气”与“志气”的第一次展现。

33岁（2002年），因“走路工事件”遭遇“同志的背叛”，看清政治残酷，被迫“由绿转蓝”。

43岁（2012年），被马英九任命为发言人，在蓝营站稳脚跟。

52岁（2021年），质询苏贞昌“封神”，“女战神”形象达到顶峰。

56 岁（2025年），当选国民党主席。

20、30、40、50岁，50岁还能做什么？一路战斗！

郑丽文的人生，是一部“在战斗中寻找身份”的诗篇。她不变的内核，是她对“背叛”的零容忍和对“战斗”的极度渴望。

她必须站在“冲撞体制”或“捍卫体制”的第一线。当她认为国民党是改革的障碍时，她就是最激进的“绿”；当她认为民进党背叛了改革初心时，她就成为最凶悍的“蓝”。

她始终是那个“局外人”，也始终是那个“知识分子”。她与朱天心、唐诺的“书斋”之交，与她翻译《全球新政》的“智识”追求，共同构成了她的“精神锚点”。中国人的古典特质，就是天下责任，这就是她能破天荒地逆袭将狭隘抛下，高喊“我是中国人”“怕就不要出来混”的基因所在。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一起传递，我们都是中国人！”

 —— · END · —— 

No.6595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