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台湾不只要统一，更要解放和治理

文 | 刘梦龙

　　今天是我们第一个法定的台湾光复纪念日，这样一个日子，谈谈这个在当代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个好时候。最近大热的剧集《沉默的荣誉》，我想不少朋友都看过了。抚今追昔，当历史和现实交织，落在当下，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岂能无感。

　　台湾问题，经过八十多年，兜了一大圈，落到我们这代人肩上，无疑又回到了那个只差一步之遥的微妙时刻。八十多年前与今天两岸的局势，你细思，何尝不是似曾相识。诚然谁也说不好这一步何时会来，这一步之后我们又要面临怎样的局势，但我们应该有些清醒的认识，有些经验的总结，有些对未来更全面的盘算，是应该的。

　　在谈论当下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过去。当我们不带上后见之明，以当时人的认知去看待当时的情形，对当时的一些人和事，恐怕就会有不一样的认知。而这些认识，足以为日后提供更多的参考。

　　毕竟，世上绝大多数选择，事后来看，大概都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有些在当时人看来，能解决的事情，可能在后人看来，其实是没法解决的。而有些在当时人看来绝对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后人看来，其实只要等一等，就会有大转机，完全不用如此委曲求全。那些在后世看来失当短视的举措，在当时也许才是顺理成章、不得不如此的。

　　就如《沉默的荣誉》所反映的那样，八十年前，虽然经过先烈巨大的努力与牺牲，台湾最终还是没能迎来胜利解放。如今我们也都知道，台湾问题最后因为美国干涉彻底长期化了，直到八十年后，台湾依然孤悬东南，没有解放。通过事后之明，我们也能知道台海问题基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其实是无法解决的，只能从长计议。

　　但当时的人又是怎么判断时势的呢？实际上，从1949年开国，一直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个微妙的时间节点上，无论国共，从上到下，都很难认为台湾问题会长期化。

　　美国人是一大变数。可美国人并不是没有在解放战争期间进行过干涉。得到大量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八百万大军，都已经一败涂地。宜快不宜慢，是解放战争后期的一个大基调，确实有担忧外国干涉的忧虑。但当整个大陆都丢掉了，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此时美国人再介入，去保一个岛，能有多大意义？

　　再说，渡江战役我军不也炮轰了英国人？结果一看国军大势已去，英国人转头又在香港大卖特卖各种紧俏物资，连退役军舰都打算卖了。也许美国人很厉害，但它到底有多厉害，在革命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以当时国内的意识形态和国际化人才储备来说，恐怕也未必有多少真实认知。

　　我们说的不好听点，当时国内不缺知美派，但这些人里充斥着张东荪之类的惧美派。他们的立场是不可靠的，他们的分析也是不可靠的。要听他们那套夸大其词，那解放战争干脆都别打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不要搞了，应该换他们来当家才对。

　　结果就是，我们回顾历史，乐观情绪可见于当时解放台湾的各类规划，无不充满了大干快速的氛围，只是一次次不得不因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延迟，修订。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包括粟裕在内的统军将领，在舟山，海南等地陆续得手的情况下，对三五年内，最终解放台湾普遍是有信心的。

　　我们再进一步说，就算有人担忧美国人干涉台湾，这也不过是把新生的大陆政权推到苏联人一边。而当时新中国上下恰恰充满了对苏联的过度推崇，甚至还有关于一起大干世界革命的热情。同样，新生共和国政权对自身社会治理和发展能力也有着强烈自信。这又是经过多年革命战争已经充分证明的。在这种双重乐观情绪主导下，任谁都很难觉得台湾问题在自己这代人手里没法解决。

　　当然，即使在这样的乐观情绪下，当时的决策层还是慎重而富有远见的，不愧是毛主席领导的开国人杰。我们通过后见之明，也知道，如果当时蛮干硬上，部队是一定要遭受重大损失的。

　　我们最终成功避免了最糟的局面，已经是不幸中之万幸，甚至可以说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但台湾位置的特殊性，又决定这个问题只要还有可能，就一定要解决，而且宜快不宜慢，久拖生变。这不可避免极大影响了当时决策者对台湾问题的一系列认知和举措。

　　我们反观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人，心态就复杂得多。单纯依靠国军残余的那点力量，要想长期在台湾苟延残喘，其实是不可能的。这可不是抗战时退守西南，手里起码还有半壁江山，有大义的名分，能指望盟军拉兄弟一把，而是真的孤岛漂流。

　　台湾这样一个孤岛，逃台政权今后要想活下去，说好听点是靠友邦援助，说不好听点，不就是做石敬瑭、吴三桂？从此离乡背井，卖国求荣，最后做异域之鬼，这种心理上的坎，不是谁都能过得去的。

　　再说，蒋先生都把大陆丢了，就算美国愿意保台，需要一个代理人，但那个代理人一定会是蒋先生吗？谁不知道蒋先生得罪杜鲁门，双方弄得很不愉快。实际上，人人都知道，孙立人不就是美国人半公开的那个备选人，你是蒋家嫡系，你是孙家嫡系吗？

　　我们再进一步说，逃到台湾的都是败军之将，换而言之，就是大家基本盘都丢了，谁说话都不硬气。过去大家虽然都服从委员长，但也都是雄踞一方的豪杰，如今逃到一个陌生海岛上，从此寄人篱下，真的能接受吗？就算大家都愿意低头，抗战和内战时期大家又不是没体验过国府的经济管理水平。日子一长，就靠国军那点军饷和千辛万苦带来的一点积蓄，坐吃山空，全家老小不怕饿死吗？

　　岛内的人心动荡和大陆方面的急迫乐观，最后交织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就是来自不同系统的情报人员，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被派到岛上。目前已知身份，被破获的情报组就有十多个。

　　很多人以为蔡孝乾是岛内工作的总负责人，其实不是。这些情报组，或者干脆就是针对某些要人的工作组，是各自独立的。蔡孝乾只是负责台工委，算是在岛内掌握力量最多，资历最深，地位最高的那个人。

　　到了1949年，当福建解放，吴石上岛的时候，岛内的主基调就是风雨飘摇。想和各方势力接上头的人，不服老蒋的人，岛上有的是，老蒋想管也管不来。金门战役之后，岛内局势稍有稳定，但这种小挫折岂关大局，大家都是老于兵事之人，谁心里不清楚。

　　台湾问题不会久拖，规模浩大的海峡战役迟早要爆发，这应该是当时国共双方的共识。真实历史上，大陆方面也是这么计划的。实际上，要不是朝鲜战争爆发，第二次金门战役差一点就打响了。即使台湾本岛，在美国没有直接出兵的情况下，岛内的残兵败将也是没有信心守住的。

　　当时岛内权贵遇到共方的策反人员，可以说毫不稀奇。陈诚的副手，“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国军陆军总司令的孙立人、澎湖防卫总司令李振清、台北市长游弥坚，这些人都接触过来共方情报人员。而这些人，既没有任何表态，也没有任何检举，其内心态度，可见一斑。顺便一提，孙立人的副手，台湾防卫副司令段沄，最后就是以知匪不报的罪名，在1954年被杀的。

　　我们了解了这样的历史背景，再看最终台工委的失败，恐怕就会觉得顺理成章。很多问题，不是只有台工委如此。自渡江战役胜利以来，随解放军席卷全国，胜利就在眼前，大受鼓舞的地下党人，四处活动，群起响应，结果普遍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从重庆，到湖南，到江西，再到福建，最后到台湾，每个地方都差不多。在胜利前夜，意图大举的地下党人，一下子从逆风盘转入顺风局。地下党掌握的实力，像吹气球一样快速膨胀，四处搞统战，各路头面人物抢着参加革命。年初可能还不到一千人枪，同志们还得分散躲在山里，到年尾，已经手握上万人马，弟兄们日日出入各处公馆，局势一片大好。

　　随解放军兵临城下，许多人干脆从地下转为半公开身份，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立下最后一番大功，结果却在最后关头出了事。不外乎，有的地方有弥补的机会，有的地方没有弥补的机会，这又主要取决于合作对象本身的实力，还有解放军推进的速度。

　　我们也要承认，台湾的情形确实特殊，孤悬海外，国民党残存的全部军政力量又偏偏都汇集于此。台湾不是海南，蔡孝乾也不是冯白驹，没有根据地，没有部队，岛内能做什么，只能做统战。何况，上至中央，下到前线，面对海峡战役，都急的不得了，也都明确提出，关键要有内应。这种指示精神和现实状况，蔡孝乾也不会不知道。再说，岛内确实多的是各种态度暧昧的对象，业绩随便刷。

　　至少，我是这样看的，台工委的失败，有其必然性，不关乎具体的哪一个人。甚至，蔡孝乾可能也有话说，比如指责他生活上有堕落迹象，这在重庆的狱中八条也是一个专门条目。可局势就是优势在我，又做统战工作，不时还出入公馆，吃好喝好怎么能不习惯呢？又比如指责蔡孝乾不够谨慎，可在他心中，可能还觉得自己是相对安全的。解放军马上打来了，谁不要留条后路？

　　台工委是失败了，蔡孝乾最后变节投敌，成了可耻叛徒。但我们不妨假设，台工委如果没有大溃，而是逐步撤回或转入地下，蔡孝乾也想办法回到大陆，继续身居高位，负责台海工作，那又会怎样呢？

　　我觉得，假以时日，蔡孝乾这位经历过长征考验的革命元老，依然不免会和他在岛内的统战对象，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甚至，久而久之，他会不会觉得台湾问题继续存在，才更有利于他，是他在建国后各种政治斗争中的立身之本呢？

　　具体到50年前后的对台工作，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工作的急迫性和功利性。渡海战役在即，解放军海空力量不足，不得不依靠岛内实力派的帮助。工农群众的工作要做，但重点肯定还是要集中力量做有力人士的工作。

　　比如，我前面说的澎湖防卫总司令李振清。这个人把逃到台湾的山东学生强征去当兵，不从就污为通共分子，遇害失踪者达三百余，史称七一三事件，又被称为外省人的二二八。但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人，又处于要害部门。一旦解放军兵锋所至，澎湖为第一要地，自古澎湖一落，没有台湾不降的。还能怎么办呢，也只能捏着鼻子做他的工作，甚至要给他封官许愿，一如吴化文那般。

　　又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游弥坚，他是一位典型的地方贤良。他虽然是台湾本地大姓出身，在日据时期受到精英教育，但在日本学成后，又毅然奔赴内地，参加了抗日战争。任谁说，他都是可信可用的栋梁之材。可一旦台湾解放，他又立下大功，不免对他大信大用。那他的亲朋子侄也不乏人才，都是日据时代受过良好教育的，是不是也要大用呢？久而久之，无关他本人的意愿品行，这会不会又在岛内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本土政治家族呢？

　　我们再进而言之，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工农群众很重要。但在解放台湾的这个节骨眼上，愿意为国家统一效力的地方贤良，那些大族，有力士绅，是不是更重要，重要到不得不和他们许诺些什么呢？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在他们和工农群众之间，要有所侧重，有所妥协呢？

　　当然，这些都是假设，如果台湾在五十年代胜利解放，我觉得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都不是大问题。那些逃台的将领，社会精英，肯定绝大多数要回内地，不免被稀释与分而治之。台湾本土的精英，就算当时得到优待，依然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要经受一连串的社会运动考验与洗礼。

　　说到底，以当时新中国的开国之力，只要岛内的社会经济基础变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就算岛内精英还有较强的本土意识，这在南方地区又何尝少见。再说，一旦台湾，成为国家多年经营的前沿要地，大量内地的军政人才不断输入，自然能制衡本地力量。

　　但问题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台湾问题没有在五十年代解决，而一直拖到了今天。偏偏，逃台政权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不但存续了下来，还经历了很长一段经济发展领先于内地的时期。直到今天，台湾地区依然有理论上很高的人均GDP。

　　今天，我们如今对台的状态，是不是很像回到八十年前的状态？而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当时那套短期，功利的做法，在不得已的状况下，长期使用了。从七十年代末，两岸全面缓和算起，我们搞这套做法已经搞了半个世纪。这就是如今经常为人诟病的对台工作，很多人不满的称为惠台工作。

　　而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不如五十年代的前辈，有那么多的手段和那么少的顾忌。毕竟，当年逃台的社会精英，如今早已身故，后代已经本土化。而我们当代的社会环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社会也习惯了温和的政治经济环境。我们不再是当初革命年代那样，初开天地，可以大搞阶级斗争，尽情搞激烈的社会改造。

　　这种情形，我们很难不想到香港的例子。香港回归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最大程度尊重了本地精英，维护了社会有力人士的利益，对旧的利益格局尽量不触动。这是在九十年代，严重依赖外部经济的现实环境下，维持香港作为一个开放窗口所不可避免的。

　　其实，回归之后，香港社会发展的很好，社会中下层也得到了很大好处。新世纪以后的二十年，恰恰是香港底层待遇提高最快的二十年。香港社会的中下层收入大幅提升，30%的人收入提升超过一倍。2000年，员佐级港警入职15k，已经是不错的一份工作。而到了2020年代，端盘子的帮工，都能赚到17k。再加上340万人住上了公屋，香港底层的境遇，相比二十年前，其实已经大大改善了。

　　但在这种环境下，香港依然发生了动荡。这种动荡当然有外部势力的挑动，但香港中下层社会的很多人并不感念这些年生活的改善，反而充满了抱怨。从发展中获益良多的香港社会中上层，也没有努力去维护社会稳定，甚至表现出了明显动摇，乃至意图挟此牟利。

　　香港如此，比香港大的多，敌意又深重的多的台湾，一旦回归，又会如何呢？何况，香港的回归，是板上钉钉，经历了近二十年铺垫的。而台湾的回归，直到今天，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当代两岸力量对比，显然是悬殊的，远胜八十年前。而我国的力量如今之强大，已经足以拒止任何外部力量对国家统一的干涉。无论是社会期待，国家利益，台湾问题都不能是一个无限拖延的问题，也是一个祖国完全有能力解决的问题。这一点，不仅我们清楚，岛内稍有见识的人也是清楚的。

　　所以，我们前面会看到台湾的草根网红“馆长”到大陆捞金，后面会看到，岛内的退役中将高安国因为公开表态支持统一被岛内判刑。

　　像馆长这人，之前引发了很大争议，我们很难否认他有投机成分，但他又确实在岛内有社会影响力。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出来，“馆长”的调子，还是号召岛内人享受大陆的发展红利，至于他在岛内，很难有什么实际作为。但在统一工作上，我们又不免要用到这样的人，甚至他这样的人物都算难得。

　　而像不惜坐牢的高安国中将，觉悟见识乃至作为，显然都要高于“馆长”。但客观说，他这样的高调又不免要受到直接打击。结果就是，真正敢于追求两岸统一，有实际行动的人，不免会遭遇打击，失去实力，甚至不能留在岛内。更有甚至者，岛内一般人也未必会支持他们。

　　我们如今对台的处境，看似和八十年前相似，却又有自己的困难。说到底，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们不仅要实现祖国统一，还要治理好失落八十多年的宝岛。

　　台湾和香港，是有相似性的。那就是本地旧的利益格局，其实已经出了很大问题，人人都知道，人人都不满，但偏偏又没有彻底破灭。纸面上看，当地的存量优势还很大，而当地人也都心有默契，试图以这样的虚假存量来讨价还价。

　　无论我们日后以何种形式实现祖国统一，我都可以断言，台湾岛内的有力合作者将多如牛毛。但是，如果为了短期利益，我们就轻易妥协，以求迅速内搞出一个上下同乐，安定团结的好看局面。

　　这就像一个本来就有绝症的人，你哪怕用再多补品，强行给他吊命，哪怕把他养到满面红光，他依然是非常不舒服的。最终的结果，就是无论得到多大好处，当地人都不满意，又都不约而同把一切问题归结到眼下治理者，却对真正造成问题的人，视而不见。

　　所以，面对台湾问题，我们其实有两场斗争要面对。一场是统一，一场是治理。我们不能指望回归后，岛内就一团和气。如果我们不能瓦解岛内旧有的社会格局，不能实现岛内社会的全面改造，指望靠收买来维持，这种刷一层红漆的回归，那么我们就要吃苦头了。

　　这种社会改造，尤其是在一个长期敌意，又高度富裕的地区，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是我们自改开以来，未有的问题。这意味着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塑，意味着社会公平的重建，意味着一条全新的社会发展道路。而这些又都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当下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如果自身社会都不能解决，就更谈不上去解决台湾社会的问题。

　　今天是台湾光复日。台湾的光复，意味着自甲午以来中国近代耻辱的洗刷。而台湾问题，不仅是国土的回归，更是台湾人民，要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同心同德，共建国家。我们能不能真正、彻底地解决台湾问题，则是当代中国能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走出一条新社会发展道路的一次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