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论（八） 诚意（四） 语言辨析

维特根斯坦说：“哲学是针对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惑我们的智性所做的斗争”、“不可言说之事,必将无言以对”。西方哲学自轴心时代之后，即已开启了以研究语言代替认识世界活动的转变，仿佛从“浑沌”二字可以得出“中央之帝”的所以然来。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可以想象，猴子很有可能用声音传递一些信息，比如某种急促或尖锐的声音代表“狮子”。人类的语言最初肯定是来源于自然，即语言中最初的概念对应着自然中的某物，而最初的描述也同样对应着自然界中人或物的行为或状态。伴随人类的发展，语言逐渐丰富起来，产生出大量的虚构的概念和想象的描述，语言逐渐不再只是对自然的状物。语言的使用逐渐显示出技巧性，能言善辩成为一种能力，而描述自然的功能则只是一隅。

语言的发展性无需质疑。英语词汇量在最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从20万增长到了100万。常用汉字数量虽有所缩减，但汉语词汇量却有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某些封闭语种（未进入现代社会的类部落语言）的词汇量可能没多大增长。事实上，从人类开始“八卦”以来，语言就具备了两种功能：一是描述自然中的事物，二是人的交往。某种意义上讲，语言的这两种功能，正在改造两个世界：自然和社会。同时，自然和社会两个世界也在改造语言。从结果上看，语言必然暗合人类对两个世界的理解，人在学习语言时，其已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母语族群对两个世界的理解。

前已论述，就功能一而言，科学和数学可以作为保障，语言是可以把人想表达的“意思”准确呈现并传递的。但功能二则无法保障。也因此，任何“研究”都应分开截然不同的两个层面：关于自然的和关于社会的。后者在政治、伦理范畴，其中的任何结论都具有预言性质，与人相关的特性造成了自相关，是可能的悖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语言、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做一个类比。把人类视为一个企业：人类社会总公司，把以地球为中心的生态圈（人类在其中生存发展）视为该公司的原料和产品，把语言视为管理工具，其中功能一则对应着公司的“财务体系”。

“财务”是一个神奇的体系，它用“票据”记录了企业的经营行为。有经验的财务或审计人员，可以凭借企业的“票据”近乎真实地复现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想象一下，财务部门的工作为企业创造了一个二维的“票据世界”，并确保了票据世界与现实世界有确定的映射关系（想象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中的‘活点地图’）。财务体系就像架设在现实世界和票据世界之间的成像机构：现实世界每发生一笔业务，票据世界就会对应生成一张票据：时间、人员、物料名称、数量（单位）…。必要的，财务体系的“物料表”要保持对应现实世界中实存的物资：如果采购人员发现了新的“物料”可以用于生产，那么财务体系就要立即更新“物料表”；如果企业通过创新设计，生产出了新的产品，同样要更新“物料表”。而如果企业要求更精准的数据，财务体系可以增加“有效位数”满足要求…。

总之，财务体系是一组可靠的透镜，可以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如实映射到二维的票据世界。人类语言首先具备这种映射能力：物质世界及其运动是可以被如实描述的。

财务体系是企业管理的核心，但不是全部。企业中大量的事务是“办公”，是组织和执行“人的行动”。于是，人们在财务体系之外，创建了办公体系。在办公体系中，人们当然也使用财务体系的“物料表”，但并不够用：比如指称某个人或某个团队，比如指称某种组合，或者指称某种行动计划、某种经验教训，当然不在“财务物料表”中。于是，人们创造了大量的用于办公的“办公物料”，这些物料可能是财务物料的组合或财务物料的一组属性，也可能是指向某种行动或某种经验的“虚构物料”。由于没有现实实存物资用以对照，“办公物料”变得不那么可靠，不同的人理解可能不同，量的计算也有各样的偏差，虽然人们想尽办法试图消除误差，但总是难以实现。何况，执行过程中有意的“误解”，或因为计划公布（自相关）导致的干扰等，加重了办公体系的不可靠。所以，企业办公多数时候是各部门各执己见，最终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意志”。

类比推论。语言中“概念”的基础部分，来源于自然，可以视为自然中的事物在语言世界中的映射。面向自然，只要想要正确的沟通，总是可以找到办法的，毕竟科学可以提供相对准确的概念定义，数学可以提供坚强的语义支持。“概念”的衍生部分，可能与自然有关，也可能已经不再直接相关，甚至有可能完全是自然中不存在的虚构之物。加上有意的曲解，以及“自相关”造成的变数，使得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变得不可描述。即使可以简化，去掉一些“不重要”的影响因素，使得数学表述方法成为可能，意义也不大。毕竟，人类无法再现同样的场景，以验证数学的推演。于是，“办公物料”失去了在自然界中的锚，飘浮了起来。

语言作为沟通工具，无可替代。但使用语言时，必须清楚，“概念”的准确度是有差别的：基层的总能搞准，衍生的则不那么可靠。基于概念的准确度及其“自相关性”，科学，应当在“社会运动”课题面前保持谦卑。基于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科学，应当被限定在一定的复杂程度内。以人类当前的能力来看，科学的边界在“天气和地震预报”，凡是能见度低于或复杂性超过二者的，都不能宣称科学。科学边界之外的结论，并非不可言说，而是：发布者应公开其限定条件，采纳者应知“后果自负”；推广者应知“因果不爽”，尤其知其恶仍为之者。可以设想，如果某人在小区里喊“半小时以后地震，大家都到外面来”，你会相信吗？

边界既定。人们进行科学研究时，已在使用科学的造物，同时也在使用语言的基本功能即映像自然。映像自然的“财务”语言，由科学和数学背书，不需要语义学。人进入社会或进行社会研究时，用来与人交流的“办公”语言，其本质是一种“行动”，不必追求准确（有时甚至追求模糊，诗则讲究意在言外），因而也不需要语义学。语义学可以是文学的，可以是数学的，肯定不是哲学的。

罗素悖论本质上是语言的悖论，不是数学的悖论。所谓引发第三次数学危机，实质是澄清了数学中集合符号的本有规则。

关于语言，佛家的认知视角值得参考。

《楞伽经》：“所谓八识，何等为八？”

“一者阿赖耶识，二者末那识，三者意识，四者眼识，五者耳识，六者鼻识，七者舌识，八者身识。”

王德峰教授认为，末那识=小我，阿赖耶识=语言。道理在于：五种感知汇集到意识中，进行综合判断。我的经历积累成为我心中之我，即末那识。我又借助语言进入社会，我的三观潜移默化来自语言，母语即为我的阿赖耶识。王教授曾举例：汉语并不因人而存，若全世界说汉语的人静默三分钟，汉语本身并未中断。按佛家观点，阿赖耶识是人心本自俱足的，母语已在人的心中，只待他的读出。（阳明先生的去蔽以致良知，是对佛家思想的认同。）

语言来自自然和社会两个世界，必然会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以及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笔法是诛心的；鲁迅先生“从字缝中读出字来”，即是指文字本身含有世界观和价值观。字缝中的字，指的不是文学作品中的“言外之意”，而是其“本意”所携带的“背景资料”。“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左氏传》中的名篇。“克”是击败（地位相当的势力），不说“克弟”，说明作者认为“段”没有做到弟弟的本分，不值得当作弟弟；不用“伐”，作者认为两人地位不是国君与臣属的关系，也不认可国君的地位。微言大义，背后是儒家的道德体系：兄弟二人的行为儒家都不认可。其他如社会关系、价值观、文化以及工艺、技术、制度等，都可以在文章中见到。于是，阅读经典时，这个社会所认可的那个价值体系已在读者的眼前。（称为经典，是因为其中的价值体系；有害读物，也是因为其中的价值体系）

日常语言中，最不起眼的语句中包含了人类的基本世界观。“你吃饭了吗？”其中的“了”字，是汉语中的完成时态，这表明，事件必定在时间之中且时间不可逆；把“吃饭”当成打招呼，表明人们还未烙下衣食无忧的烙印…。“我推倒了杯子”的“推倒”，是英语中的及物动词，这个词的存在，表示“我”和“杯子的倒”之间构成因果关系；“树长高了”，其中有人类对某种植物的认知…。更加基本的是“说文解字”，比如“道、路、径”意义相近，但源头不同，分别为：大路（比如秦直道）、井田中的主路（纵横的阡陌）、斜路（便道）。语言中的每个字、词，都有其来历，使用语言，就是在与流淌在语言中的知识传承打交道。母语，就像一个长生的长者，她始终都在，仿佛是人心中的自生。

不同语言可以互译，表明了不同语系的人具有相近的“世界观”，有相同的底层逻辑（数学）。科学论文是最容易实现AI翻译的，因为没有歧义，对自然的描述也容易准确翻译。但与人文社会相关的语句却很难翻译。汉语中有些词很难译成英语，表明文化传统的某些“范畴”存在差异，比如“觉悟、恩爱、冤家”等很难找到对应的英语词汇，大量的音译词比如末那识、阿赖耶识、chi（气）、Kongfu（中国功夫）等就是无法意译造成的。雪莱和李白的诗译成对方语言，基本上什么都不是。在中国画和中国书法熏陶下成长的中国人和西方人肯定有什么不同，虽然这种差异难以言说。

在一种语言环境中成长，个人就是在同本语种的所有先辈们谈话，只不过这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对于个人来说，语言本身就是知识的宝库：微言大义，母语塑造了每一个人。

但对于人类来说，语言中并不包含新知识。理由很简单，融进语言中的知识都是已有的知识，新知识尚未融入。因此，不可能从语言中获取新知识，新知识只能来自自然或社会，即语言的来处。从“认识世界”的角度看，知识不在语言中。知识可以表述为“命题的真假”，但从命题真假的讨论中得不到新知识。

以下进一步举例说明这一点。

例一

去年寒食在天涯，裁得春衣妒落花。

今日扁舟归去急，梦魂先到故人家。

例二

柳岸杏花稀，梅梁乳燕飞。

美人鸾镜笑，嘶马雁门归。

楚宫云影薄，台城心赏违，

从来千里恨，边色满戎衣。

上面两首“近体诗”（一首七言绝句，一首五言律诗），都是“作诗机软件”的“作品”。合辙押韵（平水韵），格律上找不出毛病，诗意吗，勉强可以拉扯到一起，似有感叹，很像那么回事。但它们都不是诗，它们不是来自人类的实践。

全部的汉字不到10万（《中华字海》收入了87019个），常用汉字3500左右，每个汉字的平仄和词性都可知（多音多义也可知）。数学上讲，七言绝句的总数是有限的，“作诗机”完全可以把它们全部作出来，什么李白杜甫都不在话下！未来大诗人的作品也在其中！

在语言中寻找新知识，就像用“作诗机”写诗。“作诗机”的作品中必然包括真正的诗，但除非恰好与已有的作品相同，否则并不能判断它的真假！虽然未来的诗也混杂在内。按照形式逻辑规则来推断“命题”，理论上全部的命题都可得到，其中必然也包含真的“知识”，但人们并不知道这是知识。虽然全部新知识早已在语言及其发展之中，但得到它们却不是语言的事。

语言是个人的知识宝库，但不是人类的寻宝地。对个人来说，更多的货币代表更多的财富，这没有问题。但对国家来说，更多的货币只代表可能的通货膨胀！人类在语言中寻找新知识，如同国家试图通过货币发行来创造新财富。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认识世界，以诚为本，诚乃人之本性：人无法自欺，正如人不能否定“我思”。人接受知识的过程，是心性清明的过程，也是获知“诚”的过程：诚与明互见。不诚，是求知之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