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二一） 国家正议（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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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

国家是地理和历史的合谋，地理居于历史的背后，而历史就在人心之中。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历史，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国家观。仿佛有一个形而上的“理想中国”在评定着政府的合法性：改朝换代可以，“中国”不变。政权必须取得民心认同，否则合法性不在；历代政府为争取民心所做的努力，又固化和沉淀着理想中的中国。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道明了其中的关系。并不是说谁更重要或谁更尊贵（君及其统治团队也是‘民’，在其位而已），而是说三者之间的相生关系。其中的“民”是民心，是认同；“社稷”是可行的组织架构（统治关系）；“君”是执政团队（统治者）。执政团队是表层的，三十年为一世，三世而衰、五世而斩，表层的变化是快速的；组织架构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可能会因带有政治家的个人色彩而不同，但其中的“能量”以及“信息”的路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

无论是社稷还是君，其存在的前提是民众“与子同袍”的认可。民众可能无力反抗统治者的武功，但可以“移民”或遁入山林，可以非暴力不合作，可以不生育（养不活），最终的结果是社稷倾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历代学者和统治者们都懂得的道理，民心才是承载。民心的认同，相当于水域的连通：载舟覆舟，总要在连通着的水面上！习近平同志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其理相同。中华文明（文化）得以存续，非一家一姓之功，也非封建或郡县之能，而在于这片土地上的人心始终未散。

国家安稳需要民心认同，（人为）分割水域的线条不具有堤岸功效。只有当国家的地理与民心之所在相重合时，国家才是稳态的。这并非鼓励合并或分裂，而是承认一个事实：民心认同是比地理边界更加深刻的国家属性。合并或分裂的过程本身也会成为历史（记忆），过程中的人和事将作用于民心，从而影响认同。

百姓所求，无非是生存（繁衍）以及更好地生存，对应社会学上的概念就是“文明”的程度，包括安定、富足、公平。人民心中关于历史的记忆论证了和平之可贵（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以及公平之要义；关于内外左右的对比，论证了安定公平后富足之可行…。这些记忆会以传说、习俗等方式刻印在本民族的文化之中。当今世界有多种不同的文化，文化之间差异巨大。不同文化的人群想要组成一个国家，难度是很大的，勉强结合也会矛盾频发。

认同需要时间，否则人们无法见到生存的改善；认同需要机缘，未曾试过如何可能了解？认同需要胸怀，过度的仇恨只会造成隔离；认同需要妥协，过高的要价意味着无法合作。认同是斗争、磨合的过程和结果：族群相遇相识，可能有价值观差异，但只要双方认可共存，那么总能在求同存异中靠近，相处所需的相近的价值观（标尺）也会形成，文化烙印也会以某种形变留存下来。中华五千年历史，“炎黄子孙”终于成为共同的发端；“仁政”成为政权唯一的合法性来源。

当今世界，真正实现国土和民心两个疆界相重合的中大型国家，少之又少。这就意味着，大多数所谓“国家”的历史还没有厚重到足以在人民心中刻下烙印，有人心中的圣地并不是他的祖国！有些国家处于事实上的非稳态之中。一些小国可能在族群细分之下实现了某种“纯净”，或者因享有富足（资源或禀赋）而凝聚，或者因外部威胁而紧密，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达成国土和民心重合的稳态，但这种稳态也是暂时的。在历史的长轴线上，非稳态以及暂稳态的国家出现变动的可能性很大。国家就像湖泊，有的可能在山顶，有的在山坡上（筑坝而成），有的在山谷中。高处的湖泊可能因地质变动而消失，山谷的湖泊则最为稳定（大国必定虚怀若谷）。

国家认同需要时间，需要历史来校正人民心中善恶是非的标尺，需要在分分合合中确认地理包含的势能，需要人才上升通道的实践（贵族-世家-科举）以验证公平，需要政治的充分发育，摆脱狭隘的阴谋和算计，进入真正的政治领域。现代史上，哪些发展中国家真正实现了文明的跃迁？哪些国家在人民心中标注了认同？

《爱因斯坦自述》中说：“国家的建立是为了人，而人的生存不是为了国家。我们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爱因斯坦被迫离开了他的祖国，那个德国显然不值得认同。认同感，应当是“当国家是为了人时，人也是为了国家”的那种关系。认同的纽带，应当是承载了归属感的文化。

一、文化与文明

历史与地理合谋所造就的是“文化”而非“文明”。前者是特征，后者是程度；前者是美之为美的那些线条，后者是线条所在的颜料和材质；前者是浮现在日常中的哲理，后者是此刻的生存状态和程度。国家可以现代，也可以前现代，但成为国家意味着文化的认同：相近的价值观（标尺），以便道德所要求的互助关系可以成立，以便人们愿意和而不同地集合在同一面旗帜之下。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学界对其观点存有争议。亨廷顿范式中的八种文明包括：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此范式之上，作者讨论了西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书中西化等同于‘民主自由’），以及在此范式中的世界各国的发展路径与未来。

无论它的内容如何翔实，论证如何充分，都是把现象和本质混在一起的讨论。结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或者其目的就是混淆视听，一如关于历史上殖民、入侵（比如日本侵华）的各种“学术”著作。这些著作的唯一作用是把话题引向支流或泥泞。

文化是认同，文明是发展水平，二者相互影响，但绝不同质也不绑定。国家可以在不同的文明时代（比如农业文明进展到工业文明）保持着文化认同（宗教改革，以及各种形式的价值观的变迁，就是文明对文化的推动）；同一个文明时代，各地区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不同的宗教、文化圈可以同样的现代化）。历史和现实无不证实这一点。亨廷顿把处于不同文明阶段的文化排列组合，就是在学术掺杂，由此而导出的未来，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某种定制。

一个国家由农业（或游牧、狩猎）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文化会有所影响（比如守旧），但最终会在新的文明形态上达成共识，展现出包含了历史和当下的新文化。所以，文化不是文明进步的原因，而是结果（如果成功越过门槛）。进步的主要阻碍来自既得利益者（通常也是当权者），只不过他们可能会以文化的名义。不铲平水底的坎坝，就无法抚平波浪以行稳致远；不消除社会中已经固化的不公，就无法登上新的文明阶梯，塑造新的文化。所以非革命不可！

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是科学时代的应许福利，但它不仅是知识，还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实践。实现它的唯一条件是：对自己（或他人）够狠，并且持之以恒地够狠！无论是先发还是后继者，工业文明的实现道路都是艰难的：圈地运动、童工、黑奴、殖民、掠夺、军政府、占领、战争…，工农业剪刀差以及超国民待遇…无不如是。

二、工业化门槛

工业化是一道门槛，这道门槛需要把“水”加热到110℃以上，普通蒸锅达不到所需温度，要用高压锅才行。可以用2倍大气压（121℃）持续加热30年，也可以用1.7倍大气压（115℃）持续50年。这就对锅的材质提出了要求，它必须能够承受压力，并经受数十年的考验，否则前功尽弃，再想成功难度就更大了。

对于国家来说，没有艰难且漫长的历程，就难以完成工业化所需积累，也就难以破茧成蝶。但积累本身是一个考验民心与认同的过程：如何使人民相信当前的付出是值得的？所以唯一可行的路径是恒心且强力的政权（人民拥护则更佳），她背负内外的指责与嘲讽，把自己（人民）放在火上烤，并且要持续几十年！而一旦工业化失败，则所有理想、信念、主义的坚持，以及为了这些而已经倒下的先烈们的付出，都将统统化为乌有！如此的“集权”、“独裁”、“排除异己”、“撞到南墙也不回头”，值得吗？

推销中的选举政治（或者说‘民主自由’价值观）就像一个灵敏的泄压阀，当锅内压力到达1.1倍大气压时，它会精准起效，开始泄压，此时锅内温度刚刚达到102℃，还达不到工业化门槛的要求。而如果有人试图拒绝这个阀门，那么就会有人以人权高于主权或反对暴政等名义亲自来动手砸锅。人权教师们，带着森然的恶意！无论说什么，他们都是守在公交车门口阻止后来者上车的人。

工业化的难度，不在科学与技术，而在持之以恒：现代化人才教育、资本积累、供应链发育、配套制度…，只要有一个环节、一个时段归零，那么乘积就会归零。只要国家政局动荡，或者陷入内耗，工业化就会失败！而动荡或内耗是很容易制造的。

工业化（现代化）把世界上的国家分隔成了现代和前现代两种类型。对于前现代的大国（小国可以依附大国成为供应链的一环）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咬牙完成本国的工业化。只有工业化，国家才能跃上文明的新台阶；而只要跃上台阶，原有文化中的前现代成份就会悄然转化；而不是相反的文化（民主自由、选举政治）先行！如此的文化先行，极大概率会造成国家永远失去工业化的机会。即使买来了产线和技术，也只是为发达国家打工，这意味着要向他们让渡部分主权，也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打回前现代的原形。

如果国家能够抓住机会完成工业化，那么她的人民可以在更高的文明水平上追求科学时代应许的安定、富足和公平，人民也会更加自信和团结，文化之中的向心力也会更强，“社稷”就会更稳固，政权之舟就会更平稳。如果不能，那么人民终将会在绝望的对比中失去文化自信，失去向心力，社稷将要倾覆，国家可能分裂…。好处是，也许分裂之后就能够平静地接受泄压阀了。

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世界上的独立国家是51个，今天这个数字是193。其中有殖民地独立形成的，也有国家分裂形成的。未考证分裂的过程各自是怎样的，或许是好聚好散，或许是大打出手；未统计分裂后是否过得更好，或许更文明了，或许还在酝酿着新的分裂！这些分裂的背后，必定是对民心认同的否定

分得稀碎并且有望更碎的欧洲，居然可以自居文明？神奇的启蒙！。

国际道义

与人的主体性相似，国家（组织）的主体性的标志是认识到“后果自负”原则：国与国是相处的，他国与我国相同。国际法是各国间的约定，并没有一个高于国家主权的实体可以充当裁判，甚至场上的规则（约定）都是变化的。国家只能也必须对自己负责，包括对他国的调解、干涉、指责等等行为的后果。

站在利维坦的角度，丛林中盘踞着大大小小的同类，他们都是自主的有机体，无法确定他者的下一个动作（可以做预判，但后果自负）。某些小家伙可能承诺了跟随强者，或者只是从众；有的正在长身体，同时在适应着自身和周边的变化；有的似乎在衰弱中，同时也在适应中；有的正在或明或暗地争斗中；有的被按在地上摩擦；有的在分裂或聚合…。利维坦们确信自己身处丛林！

利维坦们唯一的共同点是主体性，即作为主体，明白自己身处丛林。除此之外，体态、性格、能力、脑回路，甚至习惯动作都不相同。国家是由历史和地理合谋养成的，必然有着不同的品格和习性，有着各自的自以为是。但既然已在地球村中不可回避，那就要学会相处，在相处中适应和修正彼此（正如自然村落中人们的相处）。显然，国家也应当有自律能力，要懂得循道而行！

相处意味着社会性，意味着国际道义可行，只看政治家们的选择。可以认定防守反击（博弈论中的‘一报还一报’）策略就是国家相处的最优策略；也即毛主席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策略；也即当下所坚持的“中国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策略。防反策略的前提是国家的自保能力，在此基础上，可以期望这一策略获得更多的朋友，面对最少的敌人。

防反策略需要并且应当体现国家的价值观，否则善恶不能区分。只有基于“国家无论大小，国格相同”，人们才可以谈论价值观，因为价值观从属于主体性。国格相同，并非来自世外的律令，而是事实，你可以假装认同，也可以懒得假装，不屑一顾，但后果自负。价值观也并非世外的“正义”，而是相处的结果，你可以格格不入，可以横行无忌，但同样后果自负。

国格（国家主权）具有唯一性。国家是一个整体，对外口径应当统一，这并不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内政的干涉，而是事实。你的各个政府机构可以发出自相矛盾的声音，但国际社会的解读不是你家机构之间的矛盾或谁对谁错，而是我听到了自相矛盾的声音因而无所适从。你可以问罪无所适从者（为什么不听招呼），但那只是你的蛮横，而蛮横可以被解读为“恶行”。

主权的唯一性还体现在时间轴上。国家作为整体，对外政策应当前后一致，信守承诺。这同样不是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的限制，而是事实。反对党上台可以推翻任何的内政，但撕毁条约是国家主权行为。国际社会的解读不是政党轮替和谁优谁劣，而是我面对的是一个撕毁承诺言而无信的国家。你可以指责那些未能跟随你转向的国家，但那是你的霸道，同样可以被解读为“恶行”。

国际社会确实是强权政治，否则不会有联合国的大国一致原则。指出善恶，并非劝说强权克制或鼓励弱者反击，也不是奢望忽然有一天世界各国变得彬彬有礼，而只是指出善恶。这些善恶（的值）将会随着时间积分，并且不因拒绝认领而无效，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积分值不会因地球共和国的建立而清零。

如果国际社会根植于一片可称为文明的大陆，那么人类脚下的文明是分层的。每撕开一层，文明便会下陷一层。

春秋时期的主线是诸侯争霸，但争霸是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之下的，“霸”也不是现代意义的“霸权”，而是诸侯之长（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争霸之战，争的是“老大”位置，这就意味着来争的都是兄弟，胜了大家听你意见，败了老实听话还是好兄弟。黄仁宇先生的表述：“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离不开‘礼’的约束”。宋襄公遵守“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的争霸约定，不攻击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年老的人，敌军不列好阵式我不进攻。还有不打不义之战（要师出有名），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敌方败退50步不能再追，等等。

晋楚邲之战，晋军大败，败逃时，战车陷在泥里动弹不得。追上来的楚军不仅没有“痛打落水狗”，反而帮着晋军把战车拖出泥沼，让他们赶紧回去。晋军脱离险境后，并没有着急跑路，反而回过头来对伸出援手的楚军深揖一躬，说道：“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还是你们逃跑的经验更丰富啊）。

宋国爆发华向之乱（公元前521年）。宋军联合诸侯援军和华氏部队在赭丘作战。宋国公子城与华豹的战车不期而遇，华豹张弓向公子城射去，不中。但他身手敏捷，不等公子城还击，已经搭好了第二支箭。公子城见状，高声喊道：“不更射为鄙！”交战规则是一人一支箭，你已经射了一支，怎么能不待我回射就又射一支呢？华豹听罢，遂放下弓矢，结果被公子城一箭射死。

不是支持无原则的迂腐，也非推崇所谓“贵族风范”，只是揭开文明的含义。贵族之间之所以诸多“讲究”，并不是某种“高贵”，而是身份认同：圈子有圈子的规矩，坏规矩等于自绝于圈子。人与人相处礼节的含义是：相互承认并尊重。拜访者敲门（主人延请才进），是承认“家”的所有权；敲门要轻声，是承认主人免于噪声打扰的权利；拜访之前预约，是承认受访者安排自己时间的权利…。礼节越多，相互承认的权利越多，也就是每个人拥有的权利越多。权利当然不限于物权，但首先是物权。仓廪实而知礼节，温饱之上才谈得上其他权利。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是富足，但首先是富足。

自从人类成为地球主宰，相对于动物（包括食物链顶端的猛兽），人就已经是“贵族”，理应有超脱禽兽的文明，至少不应当同类相残（可以争胜负，但缴枪不杀）。每个时代，生产力水平的每一次进步，都使得人类更安全和富足，理应有每个时代的文明的进步。科学时代，人类已经可以整体摆脱饥寒交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与富足之可能，理应发展出科学时代应许的文明！

国际间的道义是“与人为善”和“防守反击”合作打造的边界。道义的水准，背后就是人类文明。礼崩乐坏，所指就是文明的下陷，就是文明被撕毁到了的那一层。文明的层级究竟有哪些，本书无法展开，但恐怖袭击、暗杀领袖、轰炸水坝以及国际公约所禁止的行为，肯定是不文明的，它们的共同点是突破了一条又一条的底线！

国际道义的最后底线是双标，即不能自定义高人一等（比如种族歧视）！你强大，可以，我给你让路；你抢夺，可以，技不如人我认；你消耗数倍的能源，可以，没有人可以强制节约；你为富不仁，可以，没有人可以道德绑架…。但你不能要求我承认你的抢夺“神圣”，被抢夺是我活该！不能要求我认命，熄灭我的自强之心！

殖民，绝不因“拯救”或“指导”而拥有正义性；纳粹，绝不因“雅利安优等”和《种族纯洁法》而拥有正义性；侵华，绝不因“崖山以后无中国”或“唐宋正统在东洋”而拥有正义性；“你闭嘴，我们在讨论自由”绝不因声音大和禁言而拥有正义性。试图拥有“剥夺他人作为人”的权力，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妄念。无论它们用何种说辞，无法改变它们是人类公敌的事实。

国际社会由大国主导，这是事实。国际社会文明的底线也应当由大国守护。守护的前提是以身作则，自己不首先践踏底线。如果大国可以守住底线，那么理智的小国也不会去触碰（小国失去理智，纯粹是自取灭亡）。如果大国能够利用自身安全优势，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并且不过分附加条件和要求特权，那么，大国会赢得尊重。大国风范，或许如是：自强而处卑，做人类文明的守护者。

大国自律，并非违背人性的假如，而是人类从历史得到的教训。如果利维坦确有理智，那么它会自律，因为不自律者不能长久！殖民的经济本质是：率先工业化的国家，本土人口基数不足以承载产能和原料供应，因此要以本国为中心，拓展出广大的区域作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殖民，定义了两个不等高的世界：一个是本土，积累财富；另一个是殖民地，被抽取财富。哪怕殖民地不反抗，殖民事业也必然会触及它定义中的天花板，因为世界不是无限大！

如果大国试图占据产业高端，让世界为它打工，则同样不可持续，它同样定义了不等高的两个世界！山巅之城不是在奋发引领，而是要把城外之地踩在脚下！即使城外之地不反对，山巅之城也会触及它定义中的天花板，因为城中人的欲望无限大！

大国自强与处卑，是世界稳定有序的必要条件。前者可以依托大国的锚地效应（安全、可信）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后者让国际格局可持续。前者为大国积累武功之外的尊重；后者让野心家止步（只求强权而不愿担当者勿入）。大国的坚守，应当是世界之海中的港湾，为船只提供安全和服务，同时以自身的坚实来消解海中的风浪；而不是凭借巨轮的体型去追逐渔获，甚至不惜兴风作浪以驱逐其他的捕捞者。即使大国打着消解纷争的旗号而来，巨轮的“航迹”也足以掀翻当事船只：你可以狡辩无意为恶，但不能改变国际社会的解读，也无法阻止人们对飘扬而来的“仲裁者”旗帜的恐惧与厌恶。不是错误的解读导致“恶意”，而是“恶意”终将被正确解读！

“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欲戴王冠，先承其重”，大国的本份，就是要自缚手脚，即承诺不主动生事（无为）。在此基础上，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包括交通、通讯、公证、寄存等服务。为世界之海安放“定海神针”，就是大国的道义（责任担当）。或许“神”的意愿是波诡云谲和惊涛骇浪，但那不是“人”的意愿。“人”才是尺度，至少是在论及生命的时候！

大国应当展示自己的武力，以证明自身的坚实；必要时可以展示那些不自量力者的残骸（无论怎样的吨位和武力，撞向灯塔的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以证明自己的决心。在此基础上，履行与人为善、防守反击策略。该策略表现为一组承诺，比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比如“不研究和使用生物武器”，比如“不攻击核、水利等民生设施”，比如“不阻断交通、通讯”，比如“不抢夺财产”等等。策略一体两面的威慑一面是：不首先，但对等反击，否则策略本身不具备可行性。大国的道义就是声明我所守护的人类文明（的层级），承诺只要对手不撕裂当前的层级，那么我也不去触碰；如果有人恼羞成怒打破底线，那么他要承受我的对等的反击，并要承担造成人类文明倒退的责任。

国际道义并不表现为援助、捐赠以及债务免除，至少对大国来说，不主要如此表现。救济、赈灾等也应在联合国框架下或通过相关国际组织。大国应当避嫌，假途伐虢的故事是政治家的常识。大国责任，首先是表率，其次是明确的基于国际道义的价值观。

对人类文明的守护，同时也是大国最好的自我守护。

小结

国家是地理和历史的合谋，理性不能给出其定义，更加谈不上给出标准模板。国家作为主体，始终在成为她自己的过程中。以十七世纪末为界，中国的历史可以分成两段，由与自然相处转为与世界（各国）相处，但以人为本的主题不曾改变。让中国得以存续的核心要素是民心的认同，认同的原因是一以贯之的民本精神。工业化是一道极高的门槛，跨过门槛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真实的民本。

革命是达成社会变革的酷烈模式，其正义性由“克服旧世或乱世的非正义”提供。选举政治可以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接，但不一定能实现社会的变革。买办政治是弱国的悲剧，也是其亡国的前奏；强国有愿望阻止后继的强者以保持此强彼弱的格局。

丛林形态的国际社会，大国的责任在于守护人类文明。大国坚守国际道义，既是胸怀，也是荣耀，还是长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