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二八） 天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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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基本原则是统观，统观要建立在了解人类全部已有知识的基础之上。但个人掌握人类全部知识是不可能的，物理和时间的双重不可能！正因如此，让知识各归其位是必要的：个人可以不通透某一门类知识，但应当知道它在哪里。

统观，意味着视野不受限制，也意味着遗漏即是错误。

知识的“各归其位”与“格物”是等效的：万物命名的规则背后就是人类的知识体系，知识也呈现为物的命名和描述。人类历史就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历史，也是命名和取用于自然的历史，对自然的取用是人类的实践。实践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组织才是实践伟力的源泉。为了实现组织这一实践主体，人们学会了相处，相处的智慧也是知识，也呈现为物的命名和描述，只是不再囿于“实物”。

让知识各归其位，隐含了一个前提：知识是有“本位”的！人们相信“世界”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整体，“物”是有其本位的，这很自然地意味着，知识整体也应当是一棵树（或任何便于理解的有序，比如大象，比如天书）。有序，是一种选择，或者说一种愿望，未曾获得形而上的指认。人类由少年成长为青年，发现除了自己别无可倚靠时，终将脱离“神”的抱养，开始自作主张！认定世界是一个整体，是人类一直以来的选择，只不过自“青年时代”起已是自作主张。而敢于自作主张的理由，则已是科学的自立，以及人类从未记录到确切的神迹（科学使得自然之威不再神秘）。

从任何角度观察知识之树，都是合法的，就像日心说与地心说，二者都是对太阳系运行的数学描述。哲学思想的差异也主要地在于角度、站位以及视野。如果视野受限（孤立的族群内，肯定看不到地球村的运转；科学时代以前，人们肯定看不到原子或微生物），那么“思考”必然不同。从这一点上讲，哲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根据（人类的发展是攀登，哲学是山坡上的驻足，时代不同，所见不同），最典型的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视野放大，目力成为制约。所以，哲学史必须在人类的发展史中，脱离背景的比较并无意义：历代先哲都绝无可能是掩耳盗铃或自欺欺人之辈。

先哲与“辩士/智者”的区别在其“诚意”：他是否有意遮蔽！哲学的思考，有人从形而上开始，有人从“视力”开始，有人从宗教传说开始，有人从说文解字开始…。所有的路径都是合法的，只要他不是以遮蔽为目的的削足适履！

但统观知识，确有必要寻找合适的角度，人的能力有限：简洁、直观总是有利于观察的。当代哲学应当走向天下关怀，打开自然和社会的全面视野：站在科学大陆上，展开关于命运的思考。否则极大可能是畸形的视野与偏执的思想。

黑格尔说：现实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当观察的视角合于事物的现实（本来面目）时，规律性呈现，事物由杂乱无章变得可理解：有序，进而呈现为简洁、直观。或者说，所谓事物的本质，就是它呈现有序的那一面。格物，也就是打开视野，并在视野中寻找有序，以求简洁、直观。格物之论既不代表正确，也不否定其他视角的观察，它只是一种便于理解的有序：怎样的知识之树（怎样的世界）。

描绘知识之树，可以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知识之树的质料是“物”。三生万物：自然之物、物用、意志（人的能动性本身，是本名而非命名）。物，关联着生而为人规定的立场和视野。俯视视野中，科学是对自然之物的识别和取用，科学拓展了物用。平视视野中，是平等的人格（自由意志）与相处，人们争夺、分配着自然和人造的物用，并创造了分配的规则：私有、公有以及共有（生而有之无需分配，比如阳光、空气、星空，比如仰望、思考…）。仰视视野，是人类聚居到一定规模，开始关于命运的思考之后，才开启的。人们总要追问人生的意义或目的，总有或乐观或悲观、或直观或客观的不同审视与猜想。每个人都可以审视命运，或抗争或顺从，似乎可以规划或逃避命运，又似乎只是徒劳：仿佛抗争与顺从、规划和逃避，都是命运的安排…。历史被关注。

人聚居成为社会，自由意志已在！自由意志是物用的根据，是利害和善恶的尺度；它不需要根据，本身也不以物用论。想象屏幕上的三原色点阵，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发光的点（绿：生命值，蓝：法力值，红：怒气值）。当点阵杂乱无章地变换颜色时，屏幕呈现为无信号的雪花屏；当点阵着色并持续时，屏幕涌现出有意义的文字或图案。意志是主体，向上涌现：内部的矛盾，外部的组织意志。意志是主体即能动性，不同于自然和人造之物，它是社会的本体（不可再分）。社会矛盾，在微观上表现为每个人的倾向，即每个点的“着色”。（让社会整体呈现无信号状态，是‘解决’矛盾的方法之一）。

意志的涌现，服从测不准原理：测量意味着干扰。不受干扰的涌现才是真实的，那么，怎样才能获知民心民意？

知识的形式是物的描述：何为物，物将如何。科学是阶梯，攀登的过程就是视野拓展的过程，人仿佛在不断长大（科学使得气力增大、目力增强）。科学在它的视野（自然）中创建了格物表，命名自然万物；同时基于物性造物，造物的方法也是科学，所造之物则因用而名。在科学尚未涉足或不能伸展的领域，人们依据经验识别物性并造物，造物的方法也是知识，所造之物也因用而名。

人类聚居成为社会，社会性定义了善恶。人们创建了合作的规则：制度、习俗、道德、法律…；人们记录历史、编写故事，（说服、论证、恐吓、诱惑…教化）以使合作可能并稳固。合作的结果是物用的丰富以及私有产权，社会性的人格显现：产权ID。历史以及故事，都是因用而在的，“（言与行的）自相关性”使得它们不只是知识，它们都包含了意志，并作用于意志。

个人意志因认同而汇聚，成为组织及其意志（在国家层面上，是对外的主权，以及对内的治权），呈现为更为宏大的历史与叙事。宏大叙事也是因用而存的，不只是知识，它们都包含了利维坦的意志，因而都是政治的。政治的真理只有一个：以人为本，而人是有立场的，且因时因势而变。宏大叙事的造假方法，主要地是对立场的遮蔽或模糊。凡刻舟求剑者，皆已远离学术。

知识的动力是数学。物的描述，本质上是视野中的数学：数学是无限宽广的草坪，认识世界是草坪上的赛事。数学建造了全部的知识：自然（包含人）在使用“神的数学”自行演化，所以伽利略称之为“无字天书”；人类在实践中发现规律性，就是解读“天书”，并表达为“人的数学”。知识的完整线索（含假定）是：“神”创建了数学，并律令基本粒子（或其他的，人类尚未理解的‘基本’）服从数学律->自然按神之意愿启动并演化->人类出现->人类生存求知的实践发现规律性（解读天书）<->知识及其积累<->数学知识。

借用古印度人的想象“世界在大象背上，大象在海龟背上”。其中“海龟”是数学世界本身或者说“神的数学”；“大象”是自然（不是自然界，而是一个可能‘大于宇宙’的概念）；“世界”则是人类视野中的宇宙。相对于人的视野，宇宙已是一种无限！那么“大象”、“海龟”就只是想象，不是知识，它们已在世外。“世外”只能放入副本，可供想象，不作为知识。合法的知识建立在两个不能再分的同质性的界面上：科学视野中的基本粒子，以及人自身。二者的共同点是：都不再需要原因！只不过前者是相对的，是人类当前目力的边界，后者是绝对的，是“人不能否定作为人”的哲学直观。（直观：可知其然，不可或无需知其所以然）。

知识的目的是人的生存以及更好的生存，知识是为人服务的：人是知识的尺度，也是知识的目的。人被抛入这个世界（人成为人：打通数学世界+自知有限），是知识的原点。想象帝国时代游戏开始的画面：拓荒者孤单地站立在全黑的地图中，视野只是他的立足…。他要打开那被遮蔽的地图，获得资源，以便打开更大的地图，获得更多的资源…。直到有一天，他确认地图已被点亮，科学时代到来。但他却更加迷惘了：地图太大，超出了他的目力！

拓荒者也曾怀疑当下的地图只是某种“一隅”或“一页”！但生而为人，已确立了他的不可移动的营地！营地的中心点是数学，是人的理性本身。如果世上只有一个人，那么这是一个悬空而孤立的点光源：理性无内，它没有方向定义，只有“向外”。“人不能否定自己作为人，即我思故我在”的哲学直观令理性合法：“点”被点亮。“人不能否定他人作为人，即人格平等”的哲学直观，使得孤立的亮点联结成为平面，仿佛大地！营地于是得以在大地上展开。

平等人格联成的平面无厚，但定义了空间的上与下。拓荒者应当向下探索，以扩展资源；也应当向上探索，合作成为社会。探索就是人类的实践：向下的，是取用于自然；向上的，是人类的文明；二者共同标定人类的生存。

站在营地中央，可以看见全部的知识。知识可能有“远近上下”之别，但都“朝向”营地。科学（以及全部关于自然的知识）的目的是物用，而物用是指向人的，人为万物赋予意义！社会学（以及全部关于人文、历史、美与善的知识），目的是人的相处与合作，人性就是社会性。知识属于人类，必定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全部的知识，因“作为人”的平面而分开上下。下方，是以现代科学为中心的关于自然（包含作为生物的人）的知识，划归科学；上方，是在“以人为本”和“推己及人”的基本规则上，演化出来的关于社会的知识，统称智慧。科学，按照复杂程度和涌现关系，可以细分为四层；智慧，根据“主体”层级，可以划分为两层。（参见‘知识的层级’章节。）

人类基于智能的“进化”之路也分开了上下：工具使人获得了超出基因限制的能力；进化了的人们创造了更强大的组织形式和规模。科学拓展了物用，人类变得富足；富足的人类得以可能建设更高层级的文明。两路的合成才是人类作为整体的“进化”。人类若有天命，应是求证利维坦的终极：辉煌和不朽。

知识本身呈现为阶梯，知识传承的形式有明显的足迹。文字本身、文字载体、记录方式、容量以及检索，进步的阶梯有迹可寻。数学作为符号体系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科学成为可能（参见‘历史视角’章节）。语言本身有明显的扩充趋势：现代语种都在跟随视野而扩容（汉弗莱先生那夸张的语言艺术，标志着英语的政治词汇容量）。随着视野扩张，知识呈现分科（大量的英文缩略词）…。哲学是在知识积累和生产力进步，统观得以可能时才起步的。

当知识的阶梯呈现在统观的视野中时，思想就有了锚。

与知识相伴的，工具也呈现为阶梯。材质方面：石器、青铜器、铁器；制备方面：打制、磨制、冶炼、制造工具的工具、设计工具的工具；能源方面：人力、蓄力、水利、用火、化石、电能、核能。数学逐渐纯粹：算符、公式、方程。人类的目力提升：显微镜、望远镜、天平、实验室…，科学的帷幕拉开。

当攀登的足迹呈现时，“人”应当不再卑微。

科学的视野中，可见两条清晰的脉络：物质路径和能量路径。由基本粒子（有限本体）向上逐层涌现，直至作为生物的人；能量在自然和生物界传递，形成清晰的阶梯和链条（参见‘科学视野’相关章节）。可以在科学的视野中宣称人的本质是格物表中的灵长类动物，或食物链顶端的一个环节，但不能在“作为人”的平面之上如此宣称，理由很简单：人不同意！人是知识的尺度，而科学也是知识！

当人在科学的视野中看到自身时，“人”不再游离。

科学之外，还有更大的视野。科学家，是使用工具寻找“自然有限本体”的人；工程师，是制造更精密的材质和工具的人；科学与技术不可分。政治家是为工程师建造工厂和为科学家建造实验室的人；思想家是使合作（建造和运转工厂、实验室）可能的人；政治和思想不可分。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只分领域，不分轻重！

当科学作为人的实践呈现时，“人”感受到了命运。

知识之外，人们可以展开想象，遨游在精神的世界中！但形而上的思考不在实践中。也许基本粒子并不基本，它们可能衰变；也许宇宙在数学上并不永恒，它可能归于热寂；也许地球只是某个外星势力的养殖基地，人类可能难逃火鸡的命运…。但人类文明不因视野之外的悲观而停滞，理由同样是：人不同意！

当思想自身的“边界”呈现时，“神”回归人心。

社会学的合法性来自“以人为本”。人们的目光可能长远或短浅，可能专一或大略，但出发点是人类的生存。“以人为本”为社会学设置了边界。起点处，是“人不能否定作为人”的哲学直观，人（自由意志）是自在自发的，无需理由、不被解析，且不以物用论。最高处，是国家的正义性，“天意自我民意，天心自我民心”是政治的常识，不可曲解、不受质疑。或许有超越国界甚至视界的“正义”，但那不是否定国家正义的根据，同样因为：人不同意！

社会学通常作为文科，它确实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取材验证，但这不是否定它的理由：文科与理科同样重要，它们是人类在两条路线上的探索。“文科无用论”当然是不正确的！重视科学和创新，不能走向科学主义甚至科学教。但应当检讨：哪些学科以及为什么被指责！学术本身是否有值得检讨之处？检讨的方向有二。

其一，外部反思。它在用词上仍然表现为以人为本（或许更恳切），但它的结论总是远离现实的：只有将全部的实存统统销毁，切换成全新的人和世界，正义才可能到来（不谈医术，要求病人‘回炉重造’的医生首先是杀人犯）！此类“学术”仍在西方社会学形而上的窠臼中，无论怎样的中国化，都只是“香蕉化”，不配称为学术！

其二，自身朽坏。当学术呈现为“回字的四种写法”或“to be的四种用法”或“竞争的四种曲线”时，它已经走向了自身的衰朽。或因新装效应，或因被择而用（应听众要求，关公可以战秦琼），学术渐渐演化成了“概念”积木上的舞蹈，孤芳自赏成为它的主要价值。此类学术与乾嘉之学有相似的境况，它们都走在末路上。

积木游戏的结果只有一个：倒塌。“概念”本身是知识，成为“典故”！当“典故”的门槛逐渐堆高，拒人于门外的时候，学术已远离它的初心。社会领域中“概念”的堆叠是自带风险的：它们是历史的，也是政治的，都在被塑造，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中！（佛说某物，即非某物，是名某物。佛陀是洞明世事的智者！）

“学者”拍下了积木的各种造型，权力者从中选取并引导流行（某些造型甚至使用了胶水）。这样的学术是有害的，“害”才是其用！但这真的是“智慧”吗？当摆拍的造型占据船舱时，水面的风浪并未停息，船仍在水上！造型倒塌，将助力船的倾覆！翻船之下或有幸存，权力者早已备好救生艇。（一战、二战，都是旧船的倾覆，也是新船的启航！问题在于，下一艘新船在哪里？）

不诚，是求知之障。当理性被奉上神坛的时候，它已是新的形而上！政治以及它的延续（战争）都在“人的理性”之上：人不能否定作为人，而政治是人的主体性的向上涌现！关于人的预言，以及关于人类的宏大叙事，都是“因”而不是“果”。（理想的高下，要看它发挥的作用，而不是它的精致逻辑。）

知识之树允许任何方位与视角的观察，但“大地平面、营地中央”是坐标系和原点，任何的观点都要回到此处接受检验！地球村、信息爆炸、话语权柄，是当今的时代特征。时代中的每一个人，尤其需要确立知识之锚：锚定营地的中央以“不移”。立住自己，坚守自洽相容原则，奉行拿来主义，思想/学术才可能！

所以，并不是文科无用，而是自说自话的外部反思，和人云亦云的殖民残响，它们伪装成的所谓“学科”无用：自高门槛令其难以使用；概念游戏令其极具危险！现代科学带来的最大问题，不是核武器，而是人心的自大：文科“科学化”，经常是理性的滥用！理性的滥用导致原本坚实的思想基础变得泥泞（常识变得可疑，信念挂接虚无，良知无人守护...），越是所谓科学化，就越是危险。

科学的精神是怀疑，但目的是不疑！何况，人的主体性禁止科学穿透！

科学照亮了大地，现代人应当更加坚定、自信。不能因“神”的远离而放弃“善”的教导。

现代人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假信息、伪知识比比皆是！识别真伪，需要三个条件：站稳脚跟、看清本质、校正标尺。

“人不能否定作为人”，是不移的立足处（脚下则是坚实的科学大陆）。这立足处排除了“神意”：天地相分，人神不扰；立足的平面定义了社会的棋盘：内外相分，“是”与“应当”不扰；平面之上的社会性就是人性：善恶相分，义利不扰。站稳脚跟，任何的“神圣”不能成为要挟我的理由；任何外来的“理性”不能命令我的价值判断；任何的借口或假定不能改变我的善恶判定。“义”是生而为人规定了的信仰，义不容辞！义利合一时，应为便是愿为！

几乎所有邪教都以末世说为根据，于是救世神圣，于是任何索求神圣；资产阶级定义了神圣的自然法，于是私有产权神圣，于是剥削神圣。自由神圣，于是集体主义被判定为恶；“民主”神圣，于是公权力被遮蔽，民意被消解。契约神圣，于是可以无视法哲学第一原理，于是政治可以刻舟求剑；法律神圣，于是遮蔽公权力，于是金钱可以构筑攻不破的城堡…。“启蒙者”的理性，只是“神圣”的外衣！任何的神圣或理性，都不能突破“是与应当”的分界，突破就意味着人的主体性被侵蚀。而主体性消解的后果，是恶行的免责和奴役的合法化。西方社会学的背后是种族歧视，是骨子里的高人一等！

中国哲学始终在求解“以人为本”！在知识大厦的五层上，是人的生存智慧：人是主体，“因果”是这一层上的客观。儒家仁者爱人：与人相处；道家道法自然：与外在相处；佛家缘起性空：与内心相处。历史唯物主义示范了透过表象看到本质的路径。在知识大厦的六层上，有着可识别的律动：由人的主体性“向上涌现”的客观。国家是地理和历史的合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人类文明呈现为可观察的有序。

文明的零点是人性的平面，方向是安宁富足，刻度是“礼”。文明就在人民最朴素的愿望之中：过上好日子！好日子是富足：私有财产和公共品的充足便利，以及宜居的环境；好日子是安宁：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公共品安全（不因‘特权’而缩减）。好日子可以具化为更具体的指标：较低的劳动强度，更多的休闲时间，更大的选择空间，以及宽松的人际关系（内卷本身是负的财富）等等。

安宁与富足呈现为人际关系之“礼”。礼是承认与尊重，不侵犯他人安宁，不侵夺他人财产，尊重他人即是守护自己。公权力的基本职能是维护世间的因果：主持公道，让守礼成为人之所愿而非负担。如果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么守礼即是痴愚，教人守礼就是陷害！只有无需倚仗个人武力时，私有产权才成为权利，安宁与富足才能并存。只有安宁与富足同在时，安宁与富足才是真实的！所以，公权力是善，她保护着权利，因而承载着文明。

“文明型国家”的内涵是：共尊公权力，“天下神器”成为实存。

人们赞扬贵族精神，因为“礼仪”刻画着文明！文明，表现为贵族化，只不过不是少数人而是所有人的贵族化！阶级压迫绝不文明（上等人的每一份高贵，都建立在十倍的底层苦难之上）！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公权力是社会生活的“天之道”，它致力于公平。

公平，起点是无分贵贱的尊重生命！公权力必须坚持“生命至上”，否则就是人性平面的塌陷，失陷的平面上莫谈文明！公平，是文明的底边，公权力必须扶弱（不是劫富济贫，而是禁止奴役，禁止私权超过它的边界），否则就不是公权力！中国历史上存在一条显著的演进线索：贵族->世家豪门->士绅->人民，目标是公平，方法是等级的压缩和流动性的增强。“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体制中的王权，不是公权力：无“公”，哪有公权力！

稳定社会必定贫富分化，过大的贫富差距确是社会动荡之源。但“平均”并不是文明的目标！文明不只有公平一面，展开的财富阶梯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财富的容积！提高底边和打开天花板，都是文明的建设。政治文明的目标是使“邦有道”，贫富分化但有度：止于作为生产和容纳财富的动力和阶梯。

文明，是一个“多面体”，只有当它的每一个面都平整时，文明才是光彩的！（种族灭绝，或许可以解决‘问题’，但无法构建文明：人性沦丧将导致底面的缺失，成为无法修复的黑洞）。只有上等人享有的“文明”不是文明，因为它蕴含了社会整体的不安。

平均主义和邦无道是左右两处深渊，公平，出于对深渊的恐惧。

国家组织的演化有迹可循：呈现出一虚一实。图腾虚化，部族的印记逐渐由具体的实存转化为某种虚化的精神。虚化背后是民族的融合，以及族群的扩大。权责实化，伴随着融合的，是公权力内涵的逐渐清晰，进而形成烙印，勾勒出“天下为公”。

当体量大到一定程度，当“和而不同”成为基本共识时，“天下神器”凝结，国家作为实体觉醒！她产生了意志。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一艘船），是所有成员的母亲！她爱每一个孩子，她在船长室刻下了守则：无我，以船为己身，以行稳致远为己任。

历史在求解“行稳致远”，或主动或被动：大船或小船，渔船或战船。当代中国人，生而已在大船上！历史最终怎样评说，不知不论，但中国只能是大船，分裂意味着文明葬送、神州陆沉！小说家可以设想假如没有秦灭六国…，但历史不容假设。

组织权力的演化呈现出阶梯：权力载体从土地迁移到资本（资本权力向前兼容了土地权力）。当今世界，金融资本正在脱颖而出，渐渐延展出第三层阶梯：金融可以统领资本。金融资本的权力与公权力是同阶的，它应当并入公权力，或者成为公权力。游离于公权力之外，意味着可能的买办或寄生！

…

人类文明是可观察的有序，有序呈现于适宜的刻度上。观世界，需要量值统一且校准了零点的标尺，形而上的标尺只有负值读数。文明，是世间事，要循世间尺度。

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人们期望公权力绝对公正，但任何时候，公权力都是人在执行，侵蚀总会发生。公权力的“零点”应当标定为“不被俘获”：贪腐渎职或许无法根除，但永远不能合法！合成谬误或许不能杜绝，但绝不可掩耳盗铃！纠正错误、感知和解决社会矛盾，是正值；公权私用、“合法”侵夺，是负值。

内政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对等”。公权力至高无上，因为她负有无限责任。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在于责任：为人民还是为自己！政治家遵守船长守则：“无我，以船为己身，以行稳致远为己任”；政客玩弄船长守则：“无畏，以己身为船，不管身后洪水滔天”。国家意志觉醒的内在标志是：体制围绕“船长守则”设计。

中央集权不等于独裁：前者是船的操控性能，后者是操控指令的产生机制（如果中央集权等于独裁，那么健壮等于暴力）！意志觉醒的国家必定中央集权：操控性能是航船行稳致远的保障，中央集权是政府履行责任的保障。“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国家意志是国之“不可胜”：组织能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没有之一）。

人类社会是注定了的不完满：富足不是通吃，安宁不是躺平，自由不是任性，人权不是免责！公权力包含了国家的自律：对内，是民主集中制；对外，是国际道义。公权力必定包含强力。对外的一面，是国家财富和安全的守护，守护需要强力；守护是国家正义，它是“先为不可胜”基础上的与人为善（国强不霸）。对内的一面，内政首先是取舍，而取舍的背后必定有强力：目的是社会正义，它同时标注为罪犯的恐惧和平民的无惧。

在讨论法学的时候，讲论迹不论心，讲政治学的时候，却令中央集权等于独裁！而在他们的国际政治实践中，宰割不成便是尔等原罪！为以上披上合法外衣的人，都是恶虎之伥！假如鲁迅再世，那么先生会从他们著作的字缝里轻易读出‘欺诈’二字！并不复杂，遮蔽而已：政治学切除战争/革命，经济学剥离政治，伦理学避谈经济…。于是，满口国际秩序，却动辄掀桌子；宣扬市场经济，却时常干涉制裁；传唱自由人权，却惯于制造人道主义灾难！

世间没有红名机制，“神”也不插手人间善恶。但善恶就是善恶，不因“神”的缺席而反转或消弭。对外霸凌，对内欺骗，是政治文明的倒行逆施，不因两党或多党的囚徒困境而免责。国际社会也在世间，也有因果，没有所谓的偏爱或例外。

“国际政治”的内涵是演变的。对中国来说，十七世纪末（直至与沙俄在边界相遇）以前，外事的主题是天朝上国和兴亡继绝。十八世纪以来的三百年，国际政治是西方先行工业国主导下的全球化（殖民）。在这一浪潮中，中国是弱小和边缘化的，以至于人们以为国际政治的唯一形态是列强的盛筵，差别只在殖民者的暴虐或相对温和！工业化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新中国逐渐回到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国际社会，因中国的复兴而有了新的可能形态。

地球村、国家意志、霸权余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已来！大变局的现实是国际秩序的迭代。怎样的秩序以及如何更新，没有人能给出答案，未来是共同创造的。大国的担当将深刻影响时代与命运！所以，思想是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中国应当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回归中华文化的学术正统，回归中央之国的天下观。

中华文化是以人为本的：对内，是使邦有道，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先为不可胜”之上的文明示范；对外，是华夷之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强不霸、海纳百川的王者胸襟。公布中国的天下观，是为变局增加确定性，是担当，也是承诺。

...

知识，应当是两张地图：科学和智慧。

作者努力呈现它们的真实和有序，以为正在追寻着知识的“日心说”。

2023年3月

付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