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勾拳——宿北战役的制胜点与转折点（一）

宿北战役是“华东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组织的一次规模较大的运动歼灭战，也是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会师后第一个大胜仗”，[1]“此役为我较高度集中兵力对敌作战的开始，亦是一次歼敌一个整编师以上的开始，击破了敌之会攻企图”。[2]这一战役可说是华东战场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共方面在华东经历了泗县失利、两淮失守、鲁南告急等一系列挫折，局势日非，各方相互指责埋怨，就战略目标、作战方针、战役方向反复商讨，仍难求一致；而此役之后，华东野战军仗却越打越大、越打越顺，自鲁南、莱芜而泰安、孟良崮，“从胜利走向胜利”，仿佛是一场神奇的“大翻盘”，这一“翻盘”的拐点就在宿北战役。

细观宿北战役的过程，会发现国共双方都是失着频频，犹如一盘错进错出的争棋名局，似乎胜负只取决于谁犯的错误更大。从共军一方的角度看，判断失误、错失战机、部队缺乏训练、战术简单、配合生涩等等缺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或发生过，使得这一战不时予人以千钧一发、危如累卵之感。仅以兵力集中度这一项来看，毛泽东在1946年9月16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明确要求“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3]而宿北之战中，华东野战军以24个团[4]对敌6个半旅（共14个团），兵力对比1.7：1，仅不到两倍的兵力优势。考虑到双方在装备、训练和战术水平上的差距，这一点点兵力上的优势实在是微不足道。以如此些微的优势敢于求歼敌人两个整编师的编队，风险之大，不言而喻。

但居然就打赢了！

然则这场“大翻盘”最初的一掷而胜，竟是仅仅由于“手气好”吗？

当然不仅仅靠“手气”。虽然陈毅、粟裕此战在指挥上不及后来诸次战役熟练稳健，然其战役决心之正确、兵力调度之及时、战役运筹之巧妙，实颇有令人称道之处，尤其是战役开局伊始即使用山野的两支主力部队（1纵和8师）楔入国民党军侧后，占据峰山制高点，分割整11师和整69师阵势，设想大胆，是此役能获致最后胜利的关键。其间虽有若干反复，但这一出人意料之举，决定了整个战役的走向。俗语说：“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宿北战役中这一记“右勾拳”可以作为这句话的一个注解。《战役战例选编》中称：“宿北战役，在战役部署上我采取了南北对进东西夹击，……，战役开始，我以主力第1纵队、第8师向敌之左侧后实施主要突击，以第1纵队有力之一部在第2纵队协同下，插至曹家集、晓店子、人和圩之间地区，将敌整69师与整11师的联系完全割断，并以第8师夺占了战场制高点烽山，将敌预3旅拦腰斩断，创造了首歼该敌之有利条件”。[5]

之后的战局仍是波澜起伏、不断有双方的失误出现，可以决定胜负的关键就有好几处。本文记述了宿北战役的决策过程及决定走向的若干转折点，并对某些细节问题进行了考证。

一、战前中共内部的分歧与争执

两淮失守，使得中共在华东的局势陷于日益被动之中，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及华中野战军领导人开始认识到需要集中兵力作战，才能扭转局面。陈毅在9月17日致张鼎丞、粟裕、邓子恢、谭震林的电报中首先提到“今后局势，力求会师，改变局面”，[6]张、粟、邓、谭9月20日也发出电报，提出“为了改变华中局势，我们建议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7]对此，陈毅表示赞同，并建议两个野指合成一个。中共中央于9月22日复电同意集中行动，“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23日并指示两个指挥部合并，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8]9月28日午时，陈毅、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向中央报告：“陈已来华野，即以华野为统一指挥机关”，表面上似乎统一指挥已经实现。

但是，山野和华中领导人对集中兵力之后战役方向的重点，仍有着不同的看法。对山野来说，由于“临（沂）郯（城）地区是我苏北、山东两大战略区域联接地带；从临沂、郯城，经新安镇通往苏北的交通干线是我山东支援苏北作战部队所需之粮食、弹药供应补给运输的干线。如郯（城）、码（头）、新安镇失守，苏鲁联系被切断，临沂失去屏障”，[9]故此对鲁南以及连接华中与山东的新安镇至沭阳一线极为重视。由于山野主力南下，鲁南仅有1纵、3分区地方武装、警11旅、警8旅（10月12日改称第10师），只能勉强应付台儿庄方向国民党军的进攻，难以取得决定性的战果。由于存在后顾之忧，山野主力对于越过宿（迁）沭（阳）线作战总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而华中方面，自两淮失守、淮北7分区撤出之后，运河以西基本沦陷，华中和山东联系仅凭藉陇海路以南、运河以东的狭窄地带，如果沭阳再失，将面临被完全分割的局面，对宿沭线自然也非常重视。但华中分区、华中野战军因“守土有责”，往往更重视两淮、涟水之线以至苏北的东台、盐城等地的得失，期望由山野来保障其沭阳一带的后路，使华中野战军能放手在涟水、盐城一带继续与国民党军作战。由于之前山野和华中方面在淮南、泗县、两淮作战中本就伏有种种或明或暗的分歧和争执，加之双方仍未能就作战方针达成一致看法，矛盾在合并之后没几天就突然爆发出来了。

事情起因在于华中方面改变了原定的作战计划。

粟裕在9月27日致中央的电报中，对陈毅25、26日电报中山野、华野分别负责宿迁进攻沭阳、两淮进攻涟水之敌，或集中全力解决桂系的设想提出异议，认为“两军会合，初战必须获得全胜”，华野“经两月余之战斗未得休整之前，暂不宜与桂顽决战于沭涟中间地区”，建议“以山野一部守沭阳，一部钳制桂顽，而集全力解决由两淮进攻涟水之敌七十四师”。[10]这一主张得到毛泽东的首肯，28日回电指出“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11]但华中分局领导人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在28日与陈毅会商之后，又一起提出了一个出击运河以东的作战设想，准备“集中二纵及华野主力，在沭阳、涟水之间集结，布置出击或去运东作战，只【要】争取一二个歼灭战恢复淮北，可能改变局势”。[12]30日张鼎丞、粟裕、邓子恢致电中共中央及华东局，提出对淮北作战的设想，“决心渡过运河，首歼六十九师两个旅，继歼二十八师之两个旅，再歼七师之两个旅大部后，淮北局面是可以改变的”。[13]据此，陈毅10月1日致电中央，准备集中华野主力于宿迁、沭阳之间六塘河以北地区，如敌东进即歼敌于运河东岸，敌如不进即西渡运河恢复淮北，这一计划随即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14]10月2日，山野下令位于涟水地区的华中野战军主力转移到六塘河以北。陈毅在10月4日给8师的信中一方面检讨了此前的措置失误，另一方面对未来的战局信心有所恢复，认为：“假令敌早几天一部占领沭阳、宿迁，则战局对我极不利（因造成山东震动、华中被围的局面）。假令敌人不进两淮，而进新安、沭阳，同样造成我军极大困难，主要是补给线打断，山东空虚。这证明敌人兵力不足，企图打下淮阴，造成对外的声势。而实际这一着，并不足以扼我。当我仍留在来安、渔沟之际，我十分担心这一着。现我军北移，并华野已北移，战局开始有利于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山东无虞，淮海区巩固，因而华中局面亦有保障，加上出击淮北胜利，则全面改变”。[15]

然而，事情突然起了变化。10月6日粟裕等致电陈毅，称：“淮阴之五十一旅于前日向涟水以南进攻，已占马厂”，“我们建议以六师全部南返，配合五旅、十三旅、九纵将侵占马厂之敌歼灭”。[16]7日，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致电陈毅，告知在“未得军座同意之前，已令六师南开”，并“拟以一师全部拟向南移涟水城郊担任城防，并于必要时准备参战”。[17]

这是粟裕继东调淮南5旅赴苏中参战之后，又一次先斩后奏、独断专行之举。本来合在一处应通过正常渠道来商讨后决定，却借口局势紧张擅自行动，这难免引发陈毅等的不快。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没有危急到必须即刻采取行动的地步。10月11日华野主力集结涟水附近后，发现整74师并未大举进攻（后来粟裕等报告是因为整74师得知华野主力南下，又停止了进攻），只能转为“在涟水以北、以西及东南地区战备休整”（野字第15号命令），15日粟裕等不得不再次下令将华中野战军主力“集结于六塘河两岸待机”（野字第16号命令）。[18]

陈毅10月7日的复电中表面上颇为大度，称：“目前趋势是分布南北作战，你们南下负责打南面，我们在北面照顾，一切望机动处理，不必等待协商，即令暂时被桂系东进切断亦不要怕，只要南北均打胜仗，仍是胜利”，[19]但遣词用句中透露出不满之意。所谓“目前趋势是分布南北作战”，是为今后各自分开行动打下伏笔；“即令暂时被桂系东进切断亦不要怕，只要南北均打胜仗，仍是胜利”的潜台词是，既然华中认为不应先打桂系，如能真正解决整74师，那么就算被7军切断，也应该不要紧（但事实上前提必须是南北均打胜仗。如涟水、宿迁均胜，则桂系第7军成为孤军深入，当然无所谓；但只要有一边作战不利，那就麻烦了。尤其如果宿迁方向作战失利，山野退入鲁南，那么华野在狭小地域遭受敌三面夹击，有被迫决战的危险。这也是为什么10月8日陈毅的电报引起华东领导人强烈反对的原因）。另外，针对张鼎丞等人10月7日电报中希望山野8师稍向南调，守住六塘河以北的建议[20]（实质是桂系7军如进攻涟水，则以此威胁7军东进之翼侧，也即是要求山野配合华中野战军行动），陈毅在回电中予以婉拒，要华中野战军“考虑以五旅担任六塘河西岸的守备钳制任务”，因“若令八师长期担任六塘河两侧任务，山野即难机动”。[21]

当日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再次致电陈毅，强调“我必须确保六塘河与涟、沭二城，这是今后部队转移及山野、华野配合作战的重要关键”，仍要求“八师务须按时南来接替之”。在该电报中，华中领导人建议“陈、粟会合一起”，“请军长住到军区司令部来统一筹划”，并提出“如果山野、华野名合实离，陈粟仍分开，不仅影响指挥统一，对财粮供应我们亦无法解决”。[22]暗示山野后勤有赖于华中的供应，借此挟制山野。

当时中共的野战军部队来自各个地区，虽然各自保持着自己的作风和习惯，但作为主力部队，一般都有强烈的好胜心和荣誉感。山野南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外线出击，可是由于形势的变化，除了朝阳集战斗外，屡遭挫折，泗县一战更是伤了元气，供应方面也未能尽如人意。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则打得很顺风顺水，受到中共中央的通报表扬。相形之下，山野上下尤其是高级领导人，求战求胜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两淮丧失之后，本来双方已经确定要在宿迁方向作战，可因为华中方面的突然变卦，使得山野再次被置于担任掩护任务的地位，这难免使陈毅等产生不如索性各自为战的念头。故此，陈毅在获得鲁南国民党军大举进犯的消息之后，“回固根本”的念头占了上风，10月8日就势提出“分任南北”的主张。这一提案导致了双方矛盾的集中爆发。

鲁南国民党军于10月7日晨，在炮兵、飞机的掩护下，以整编第26师为主攻，共展开8个团的兵力，向峄县、枣庄地区发起攻击。山野1纵仓促转入防御，接战不利，7日晚原拟以第2旅两个团配合第1旅向第77师实施反击，因国军第59师已占泥沟，堵住了反击路线，故未遂行。8日国民党军进占峄县、枣庄，继占郭里集，1纵以一部反击郭里集，激战一夜未能奏效，只能撤出战斗。[23]

10月8日2时，陈毅致电各部，发出“关于目前行动与准备工作指示”，称：“决以华野一、六师南歼由两淮东犯涟水之敌，尔后再回师执行原计划。目前山野应巩固运河、新安镇、沭阳及六塘河以北阵地，并准备西进”，[24]要求山野各部“注意集中主力休整进行深入政治动员与战斗补习教育，迅速医好伤兵【病】员，补齐棉花检查弹药及其他各项准备工作”。[25]据该电可证，此时陈毅尚无回师鲁南的打算。但就在当日晚些时候，陈毅致电华中分局、华中军区，突然提出得知鲁南之敌已于7日开始北攻，“如鲁南紧张，则应考虑山野回固根本”，“我便不能南来你处，只好分任南北”。[26]

10月9日，张云逸、黎玉、袁仲贤致电军委报告：“虞日徐州顽以廿六师及五十师一部为左翼，以七七师为中路，五九师为右翼，向我文峰山、牛山间地区进攻，与一纵主力接触竟日，我阵地被敌占，一纵自动撤出，齐日顽已占领峄县、枣庄”。陈毅一面令山东军区等“准备长期战争，决不丧失该地区”，一面于当日午时致电中央及华中、山东领导人，指出：“由于一、六师南下，山野便只能在宿沭间处于防御钳制地位”，“因此半月来我们所准备之山野华野拆【会？】合出击不得不推迟，但敌情变化甚快，恐不待华野再北上，敌在淮北有新增，西进便难操胜利”，且“鲁南情况突紧，敌将继进山东，局面堪虞”，明确提议：“目前办法是以山野回鲁南退敌，或华野在南面打一仗后迅速北上巩固淮海，或竟不怕淮海糜烂让山野北上打敌之后再南下。如山野留此无仗打，华野在南面一时难以北返，则鲁南破碎，于全局不利。我主张山野突然转回鲁南能打仗，华野派队接替淮海”。[27]

陈毅这一主张等于丢开华中方面的后路不管了，立刻招致华中领导人的激烈反对。8日华中军区即复电陈毅，强调：“如华野南下两淮作战，而山野又北上鲁南，则淮海有被迅速占领，切断我华野归路可能，如此则华中战局势将不可收拾”，“我们意见今后华中、山东长远相依，合则俱存，分则俱亡。因此我们认为华野、山野必须合并，陈粟必须一起行动，以便统一军政财粮之支配”。[28]9日，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秘密致电中共中央告状，对陈毅率山野出击以后的指挥提出强烈的批评，认为“山野、华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29]

军委10月10日的回电采取折中的方式，一面同意“山野以适当兵力回鲁南配合叶飞击敌这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亦指出：“山野全部回鲁南与华野平分兵力，于目前形势下作战不利”。[30]依此，陈毅于当日14时致电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决定带2纵、8师回鲁南，7师留在淮海地区担任防守。[31]

平心而论，虽然华中变卦和鲁南受攻使得山野处境尴尬，但陈毅的这种部署“实际上是将主力部队平分在三个地区和敌人作战”，[32]违反了此前各方均强调的集中作战的原则，也忽视了确保沭阳这一轴心位置的安全。故此这一主张不仅招致华中领导人的反对，甚至山东军区的领导人也不以为然，张云逸等在10月16日的一份电报中提出：“我们意见，目前我华野、山野主力仍以集中力量求得歼敌一部以改变华东战局为有利。如山野北上入鲁，则华野亦恐难连续战斗，且山野入鲁后如敌即乘此进占沭阳与陇海线，将对整个华东战局不利”。[33]这是较为顾全大局的主张。

粟裕也敏感地觉察到，一旦山野弃淮北回鲁南，则华中野战军将陷于非常被动的境地，故此主张两方各退一步，集中兵力于淮海地区作战。10月11日，他单独给中央及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去电指出：“鲁南不利，华中将难于坚持，但华中如不能坚持，则将使我大军局促于鲁中地区更为不利，造成山东莫大困难。为欲挽救此种危局，非集中华野、山野全力以赴不可。为此，必须抛开次要求其主要”，建议集中华野、山野主力沿陇海路西进，威胁徐州，直逼津浦，这样可解鲁南之危而避免调动八师，淮海压力亦可减轻。粟裕并强调此方案“对鲁南极有利，惟对华中要吃亏”。[34]同日，华中军区致电陈毅，称已停止对两淮以东之敌作战，拟于日内即北来，要求山野华野统一指挥、集中行动。

陈毅在与张鼎丞、邓子恢、曾山会面商谈之后，于12日辰时致电军委，称华野主力日内北移，我们即会合统一指挥。今后出击地区一是鲁南、二是淮北，鲁南战场好但比较远离淮海、盐阜，淮北战场可兼顾苏鲁，但鲁敌冒进，临沂亦难保。[35]陈毅提出：“要稳妥则宜出鲁南，要大胜则一直向西”，认为“在鲁南或在淮北作战各有利弊，请中央指示”。[36]

显然，此时华中领导人作出了妥协，认为还是以集中兵力作战为上，但对于作战区域，则力主仍在淮北。谭震林12日亦致电陈毅等，主张在先歼睢宁北之敌，再歼鲁南之敌。[37]但山野领导人倾向于回鲁南，陈毅13日致电中央，认为“如需要向西行动，亦需回鲁南打一仗，补足兵马、干部、冬衣，布置工作，才便利西征”。[38]毛泽东本就认为集中兵力是决胜的关键，此时华中方面的态度和方案恰恰是有可能造成这一集中的最佳方案，故此，毛泽东当即表态支持，13日致电陈毅等，认为集中山野、华野全部在淮海地区打大仗开展局面，对各方均有利，指示8师暂不回鲁南。[39]

也许是憋了一股气，此时的陈毅坚持不妥协，一定要先回鲁南。13日陈毅致电军委，称“目前行动以迅速出击鲁南为宜”，“在鲁南，战场好，供应便利，易求运动战，可避开桂系。山野、华野同去，胜利有把握”。为说明在鲁南打仗比淮北好，又强调“在淮北，敌有准备，工事坚固，敌火下渡河困难，战场不好”。[40]

毛泽东察觉到了陈毅的分离倾向，极为不满，在14日的复电中抓住陈毅来电中的逻辑矛盾严厉质问：“渡运作战是你自己曾经同意之方案。此次你与张、邓、曾会商，亦以渡运作战列为方案之一。何以元亥（10月13日）电又不相同？”并且提出，如果按照陈毅建议执行，将会在山野和华中领导人之间产生更大的分歧，“请对各方利害分析再告”。[41]

经此严厉批评，陈毅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和华中分局讨论后于15日致电中央，决定“令粟率一、六两师北回沭阳集结，可能打几个好仗”，“山野拟选蒋军一路，从一个团到二个团着手”进行作战，“故回鲁南的打算已暂缓”。中央当天复电，认为双方：“决定在淮海打仗，甚慰”，“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应集中全力（华野、山野）在淮海地区先以内线作战歼灭敌一部（“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再转入进攻（“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42]该电中，毛泽东同意山东和华中合并的意见，规定以陈毅抓总，统一华中、山野等各方意见，而以粟裕作为战役指挥员负军事上责任。这一安排实质上是明确了陈毅在华中的地位，为今后华中和山东的统一领导打下基础，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将华中的一把手改为陈毅，但张鼎丞等华中分局原领导人因为在六人领导集团中占据大多数，所以仍然是一种微妙平衡的局面。唯一比较突出的是粟裕，虽然这时粟裕的地位只是六人领导集团中的一员，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已经为毛泽东所认可，故而被授予更大的指挥特权，也使得华中领导人对于贯彻其军事上的主张有更多的信心。许多文章或书籍中片面强调“战役指挥交粟负责”，以为是对陈毅作战指挥权的剥夺，其实误读了该电报的内在涵义。

10月18日，陈粟谭发出“合署办公”后的电报，预定“华野、山野主力均于本日集结沭宿两侧，待机迎击东犯之敌”。[43]同日，以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唐亮、陈士榘联名对山野和华野发布了调整部署的指示，除规定了部队的具体部署外，还用了很长的篇幅给各纵队、师、旅的领导分析局面，指出国民党军“由西向东者均是战斗力较差之各师，如六九、六七、二八、二六、七七、三九等，可能有个别较强的旅参加”，而“由南向北者均为较强的七四师、七军等”，因此决心“对东进之敌逐一歼灭”。同时为钳制“由南向北之七四军、第七军之一七一、一七六等师之四至五个旅，故决心留十、十一、九等三个纵队及皮旅担任此种艰巨任务”，“估计七四师即以涟水为目标，七军将以沭阳为目标，沭阳为我全军作战之依托轴，决不能让敌迅速接近而影响整个作战。因此决以十一、九两纵及皮旅共十个团担任钳制桂顽（按：此处原文疑有误，应为七十四师）五至六个团之进攻，九纵在战局发展过程中，准备西渡运河，作为全军战略迂回作战之任务，因此仅以七个团来对抗桂顽之五至六个团”。[44]

10月19日，国民党军整74师及整28师之192旅共4个旅，分三路向涟水进攻。为保证沭阳这个“全军作战之依托轴”不被敌迅速接近，陈毅、粟裕等决心先对涟水方向之敌的进攻予以打击，于21日午时致电中共中央，决心“以一、六师，九、十、十一三个纵队，共二十三个团集结涟水近郊，达到歼灭七十四师之大部，再看情况变化，决定新的行动”，而以山野主力监视沭新等地，如敌向东北攻临沂，则以7师、8师北返鲁南，而留2纵坚持淮海。[45]这样，华野主力23个团南下涟水求歼整74师，山野主力15个团位于沭阳待机，等于基本又回到10月7日华中领导人电报的布置方案。不过，这一次陈毅汲取了教训，山野在行动上和华野的配合已大为改善。如22日粟裕为防止桂系军配合整74师进攻，要山野令2纵一个旅南开进驻钱家集一带。陈毅23日即下令调2纵第19旅控制钱家集一带，并同意将原驻刘皮镇一带之第13旅调向涟水参战，而由2纵主力来接替第13旅的防地，并要求该部“归粟直接指挥”。[46]

涟水战役之后，因鲁南之敌“似有极大可能日内东犯”，10月27日张云逸等报告峄县之敌分三路出动，[47]陈毅于当日再次提出北返，认为敌方在受教训之后会更加谨慎，因此我军囤集涟、沭、宿、淮无好仗可打，西渡攻击敌强固工事也不利，所以建议华野就地休整，而山野司令部率8师北返鲁南。[48]这次陈毅的建议很谨慎，不仅保留2纵，且将7师留在淮海，只带8师北归。陈毅带8师北返鲁南后，于11月上旬发动了台枣路反击战。此战的目标是调整部署中的国民党军第77师，但由于兵力不足，未能获得预期的战果。

这一阶段山野和华中野战军虽然名义上已经会合，但是由于未能在沭阳这一线获得战机，西进又感把握不大，故此仍是分头作战，十一月至十二月初华中野战军经过第一次涟水保卫战、涟南战役、淮沭路出击、盐南反击战等战役战斗，稳定了淮北方向的南翼战场；山野则利用台枣线出击战，迟滞了鲁南方向敌人的进攻，使得陇海路北翼之敌进展迟缓，至12月中旬，山野终于有了一个短暂的时机，可以南返沭阳作战了。

[1]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役选编（初稿）》，1962年。第27页。

[2]“解放战争华东战场作战经过概述”，第4页。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82页。

[4] 宿北战役我军参战部队有23个团和24个团两种说法，经考证，应以24个团的说法较为准确。参见“关于宿北战役几个主要史实的说明”，《宿北大战》，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515-516页。

[5] 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翻印：《战役战例选编（第一册）》，1973年。第30-31页。                                     

[6]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7] 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8]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87页。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司令部编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1953年。第21页。

[10] 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00页。

[12] 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13] 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11-512页。

[15] 何以祥：《血路雄关——我的征战生涯》，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16] 《张云逸传》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合编：《张云逸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94页。

[17] 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4-165页。

[18] “淮涟战役作战命令”，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资料室翻印。

[19]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3页。

[20] 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21] 《张云逸传》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合编：《张云逸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94页。

[22] 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6页。

[2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编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63年。第32-33页。

[24]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

[25] “淮涟战役作战命令”，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资料室翻印。

[26]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

[27] 《张云逸传》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合编：《张云逸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94-295页。

[28] 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7页。

[29] 张雄文：“陈毅不会打仗：张鼎丞、邓子恢、曾山报毛泽东绝密电”，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547a3010009my.html。该电时间标为“10.4”（10月4日）有误，应为10月9日。另参见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

[30]《张云逸传》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合编：《张云逸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95页。

[31]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92页。

[32] 陈士榘：《内线还击 驰骋华东——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华东战场（征求意见稿）》，1985年5月。第32页。

[33]《张云逸传》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合编：《张云逸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97页。

[34] 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35]《张云逸传》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合编：《张云逸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95页。

[36]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

[37]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

[38] 《张云逸传》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合编：《张云逸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96页。

[3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2页。

[40]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

[41]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

[4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5页。

[43]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95页。

[44]“淮涟战役作战命令”，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资料室翻印。

[45] 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3页。

[46]《涟水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4-65页。

[47]《张云逸传》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合编：《张云逸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99页。

[48]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