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谭屑(十四):关于轰炸大和岛的回忆

昨天是双十一,大部分(包括我在内)都只知道这是购物狂欢的节日。偶尔看到有人提及,这也是中国空军的节日。我去查了一下书,果然。早在1949年初,中共中央即在内部指示中酝酿正式建立空军的事,当年7月26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邓子恢,提出:“我们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决设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人选以刘亚楼任司令员为最合适,现已约刘来谈”,“空军司令部即调回十四兵团司令部(司、政、供、卫)再加入空军人员组成之”。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现已宣布成立,原军委航空局名义着即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含原防空军)组织沿革:文献》)1986年10月28日,中央军委批准以1949年11月11日作为空军正式成立日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大事典》)

 

 

空军成立不久就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作战,由小到大,由弱转强,逐步成为解放军最犀利的兵种之一。抗美援朝战争中轰炸大和岛之战,是空军轰炸机部队最值得纪念的战斗。轰炸大和岛一共两次,第一次在1951年11月6日,第二次在1951年11月30日。第一次轰炸很成功,航空兵八师(驻沈阳于洪屯机场)出动杜-2轰炸机9架在空二师的拉-11歼击机16架的掩护下,于14时35分出动,带队长机为二大队长韩明阳,15时39分到达大和岛上空遂行了轰炸任务,16时19分全部返回浪头机场。此次轰炸,“投弹81枚,根据实地调查,命中72枚,命中率89%”(《航空兵战例选编》)。我的姑父毕业于2航校领航1期甲班,曾在空八师任领航员、大队代领航主任、大队领航副主任、团领航参谋兼领航长等职,参加了第一次轰炸大和岛。

 

 

第二次轰炸没有获得成功,遭到美军F-86战斗机的偷袭,参战部队共被美军击落7架(轰炸机4架,歼击机3架),击伤5架(轰炸机4架,歼击机1架)。然而参战空军飞行员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最终完成轰炸后再返航的勇气和毅力,成为一个奇迹。空军政治部编写的《威震长空》一书,其中有一篇文章是专门描述这次战斗的。据我的姑父在闲谈时提到,本来第二次轰炸大和岛也是他们的任务,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但大队长走进值班室,很不高兴,说高大队长把任务给抢走了。按照他的回忆,似乎第二次轰炸本来应该还是韩明阳大队的任务,临时改派了高月明大队。这个细节也反映出当时空军指战员求战求胜的精神状态,这么危险的任务还要抢着干,现在看来都有点不可思议了。

 

关于此次失利作战的地面指挥,空八师师长吴恺1990年10月曾有一个回忆,说是他在前指下达了“坚决前进,完成任务!”的命令。据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史》中亦采用了他的说法,但强调当时“志愿军空军地面指挥所深知轰炸机编队所处的极端被动的不利态势,但是考虑到如果退出战斗返航,不仅不能完成任务,而且会遭到更大的损失,摆脱被动局面的有效办法,就是在飞向目标的同时,组织火力反击美机”。这种解释颇为勉强。显然,此次作战损失如此之大,和墨守成规、坚持不改变原来的计划有很大的关系。不过,有资料显示,做出这一决定的并不是吴恺,而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根据史料记载,在志愿军轰炸机飞至安东以西时,空联司指挥所已经发现轰炸机群提前5分钟通过安东,但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之后当轰炸机群在龙岩浦入海后,遭到美军偷袭时,空八师前方观察所该师侦察科副科长曾下令轰炸机“不准进入目标”,但被在空联司指挥所亲自指挥作战的刘亚楼所否决,刘亚楼令空八师师长吴恺命令轰炸机群“坚决前进,完成任务”。从结果看,这个命令增大了部队的损失。对于空战指挥,刘亚楼当时也是外行。他和吴法宪是11月28日才开始在安东苏联空军指挥所实习空战指挥,两天之后就指挥实际的轰炸战斗,难免力不从心。从教训的角度来分析,“我地面指挥员未能认真研究敌情,暗于知彼,以致战术上墨守成规,照搬了第一次的作战方案,兵力使用、航线、高度、轰炸时间,甚至喷气式歼击机掩护轰炸机的活动方法,都与前次一样,结果为敌所乘。”(《航空兵战例选编》)在此后不久,志愿军空军的指挥所体制就做了较大的调整。一个是根据刘亚楼加强前方辅助指挥所和情报网工作的指示,空联司下令组建了第1、第2前方辅指;另一个规定驱逐、冲击、轰炸师不单独编设指挥所,以避免重复,之后更明确下令:各师指挥所接受空联司指挥员的起飞命令后,组织飞机起飞至汇合点交空联司统一指挥,完成任务返航至鸭绿江再由各师自行引导着陆。这些都是吸取这次作战失利教训的产物。

 

关于参战的志愿军空勤人员,韩明阳曾公布过一份三次参加轰炸大和岛参战飞行员名单,我将其中牺牲人员的姓名与空军司令部编写的《空军飞行人员名录》中飞行员简历比对,除个别名字因发音或字形上接近而有所不同(如澹台国君应为澹台国钧,周先余应为周光余)外,其他人名基本相同,也与简历材料相符合,建议今后在使用此战阵亡空勤人员名单时,应以韩明阳所公布的资料为准。在各种回忆或报告文学中,出现各式各样的说法,有些将飞行员的姓都搞错,以讹传讹,流传益广,我觉得还是尽量纠正为好。如当日牺牲的于长富,有的写作“余长富”;掩护队的俞敦兰,有些写作“余敦兰”,似均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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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片来自1990年6月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简明战史(暂用教材)》,我的姑父后来就在空军学院从教了多年。很奇怪,我对于空军学院印象最深的,一是几十年前做公交车每次都要路过一个叫“火器营”的车站;另一个是在广场上坐小马扎看过的一部电影《苔丝》,情节都忘记了,但影片每个镜头都用了类似油画的渲染方式,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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