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斯底里打压华为暴露深层问题:美国科技创新能力已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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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两年美国疯狂打压华为,这让我们中国人很愤慨、很愤怒,但是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事。美国的这种行为恰恰说明另外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正在面临科技创新能力的枯竭,其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消失了,没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导致它企图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维持自己在科技上的这种垄断地位,霸主地位。

所以最深层的问题是科技创新能力的枯竭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致命的,根本的。美国也是无法靠着这种这种卑鄙的手段,去维持他的科技霸主地位的。如果能够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会更坦然一些,从容一些,对吧?

也就是说美国它在科技上的这种垄断和霸主地位,已经崩溃了。从内在的动力上来讲,它已经崩溃了,已经不存在,已经没有美国了。

说美国出现科技创新能力的枯竭,它已经没有这种科技创新能力了,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对吧?因为我们对科学它的产生的历史,以及科学的本质,都存在很多的误导,然后这种误导让我们会对西方有一种盲目的迷信,盲目的崇拜。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误导?是因为我们对科学它的历史,以及它的本质的认识,都是直接照搬现代西方人的说法。你比如说我们说科学史,我们会认为西方他们的研究是权威,然后对科学的理解也是他们是权威。但是实际上,现在西方人他们本身就对这个事儿不是很理解,他们自己也没搞懂,所以我们有必要去复盘一下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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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科学在西方的正式的出现是非常晚的,是在19世纪下半期。我们中国正式提出学习科学,和科学在西方的正式出现,这个时间差并不大。中国是什么时间开始提出学习科学,新文化运动,一九一几年,对吧。那么科学在西方正式的出现是19世纪下半期,两者差了几十年。

那么为什么说科学是在19世纪下半期出现的?我们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科学替代宗教,成为主导的价值观,成为主导的知识体系。在西方,科学家替代神学家,成为最被尊重的人。这个时间点就是在19世纪下半期。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达尔文和教会之间的辩论。达尔文主张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由猴子变来的,简单的这么说。但是,基督教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包括人,7天创造这些。所以这就出现了达尔文和教会的辩论。

此后,科学成为主导,基督教开始边缘化了。当然基督教现在依然存在,尤其是基层,欧美都还是在信仰。主导大学的知识由此前的神学,被替换成了科学。此前大学在西欧也存在,但不过是教会的附庸,以神学为主导。

我们都知道牛顿物理学的三大定律,现在会认为牛顿是科学家,对吧?但是牛顿那个时代压根就没有科学的英文单词,science这个单词就不存在,科学家scientist也没有出现。英文科学和科学家都是在19世纪下半期之后,甚至到二二十世纪,才得以出现和流行。

牛顿那个时代叫什么?叫哲学家,叫自然哲学家。所以他的代表作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哲学是属于和服从于神学的,所以牛顿他是神学家,更本质上来讲是神学家。牛顿研究哲学,研究物理学和数学,其实就是研究神学,研究神学就是研究上帝的智慧。基督教神学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牛顿研究天体的规律,三大定律,实际上是代表了上帝的智慧的,他研究的就是上帝。

所以牛顿的东西属于神学的范畴,我们现在人就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对吧?我们叫他科学家,还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其实,数学、物理学、哲学,对牛顿来讲都是属于神学。因此,牛顿晚年沉溺于炼金术也实属自然,研究炼金术也是研究上帝智慧,也是神学。但是现代人会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因为现代人认为天文学是科学,而炼金术是迷信。

这里面就涉及到神学和科学的关系的问题,现代人对此有一个很很简单的理解,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对立的,认为是因为反对宗教,所以才产生了科学,这是错误的。

实际上科学和宗教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也是从宗教中孕育出来的,对基督教有否定,但是更有继承。基督教是科学的敌人,但是也是科学之父。

本文所关注的是科学研究的根本动力,也是现在所说的科技创新的动力,这个与基督教也密切相关。

牛顿是科学家,更是神学家,他进行科学研究的动力,从根本上来说是宗教式的,也是神圣的。就是信仰上帝、研究上帝之智慧,而没有任何的实用的目的。

注意,现代科学与此前依附于宗教的哲学、科学,包括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根本分野,就在于现代科学讲的是实用、实证,你必须有实际效果、实用,而之前的都是研究上帝智慧,研究神的智慧,都是神学,因此不讲实用、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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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时代的科学,与19世纪以后的科学,有着本质不同,不讲实用,因为也是神学。他也是大科学家,他的动力来来自于宗教动力。这种一种神圣性的动力支撑着牛顿,其实也是支撑着整个基督教。

我们想想看,基督教否定现实利益的,那么是什么在支撑这些教士进行费力而艰苦传教工作?我们现在会觉得宗教是个迷信,但是抛开迷信的因素来看,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人?他们不允许用自己的财产,佛教、基督教它们都是对财产有否定的,他们是为了什么?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道义,他们是为了道义。

基督教看起来有迷信,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什么?表达和维护人间道义、正义!上帝是承载真理的,承载道义的。原来人间是没有道义的,只有上帝那里有,人通过信仰上帝才可以获得道义,才可以获得善。那人也就变成一个善人,一个义人,不信上帝的话,人就是罪恶的人罪人。这就是基督教很核心的一个原理,就叫“因信称义”。

信仰也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人原来没有道德,也就是不是真正的人,只有信了神才有道德,他是真正的人,才是义人、善人。

其实,这和咱们儒家和中国传统是一样的。只是说他们认为道义的本源在上帝,不在人。咱们中国恰恰相反,我们认为道义的根源就在人,在人心。就像孟子讲的“义内”,然后王阳明讲“致良知”。良知的话,他不是向外求索,而是向内。我们要体悟自己的内心,《中庸》也讲“诚者天之道”,只要我们“诚”了,你的行为就是合乎道义。

就是说在起源上道义的这个来源上,中国人是认为来自人心,人心就是道义,所以宋明理学说“心即理”。但是基督教,整个的西方文明,或者中国之外的所有时期的所有文明,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独立的心的存在,也没有意识到独立的道义的存在。反而认为道义不独立存在,人是没有道义的,只有来自宗教,来自神。

从道义的来源看,中国认为道义本于人心,并通过人的行为来呈现和表达,因此,中国主张“心即理”、“文以栽道”。西方则认为道义本于上帝,因此主张“上帝即真理”、“因信称义”,

所以宗教的这种神圣性,我们抛开这种神学式迷信,其实来自道义。道义的一个核心特征是什么?是反应公共利益的共识。我们讲的天下为公,天下、公,就是道义,就具备崇高性、神圣性。

基督教的教士,他们认为他们的信仰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包括佛教也是一样的,是为天下苍生服务的,是救助天下苍生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宗教的动力,也是宗教具备神圣性和崇高性的真正原因。

宗教是抛弃物质利益诉求的,否定物质利益的。佛教更离谱,连结婚都不要,对吧?没有任何财产,甚至连饭都是去化缘、乞讨。他们认为生活越简朴就越神圣。基基督教也有一个托钵僧派,就是靠乞讨去就过生活,像佛教一样。

那么牛顿那个时代,他们的哲学研究的动力是为了上帝,其实最根本上来讲是为了道义正义,只有道义,只有正义、道义才可以为人的提供超越现实的动力。

我们中国也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道义并非来自虚构的上帝,并且为维持这个虚构的上帝,还需要否定现实世界。我们认为,道义本于人心,体现于人的行为,存在于现实世界,也存在于历史之中。

总之,人心是道义的人心,人是道义的人,社会是道义的社会,历史是道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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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道义,都是中国文明所特有,为其他任何文明所无,包括现代文明。

心是什么?心是一个思考的器官,就是孟子讲的“心之官则思”。但是人心它并不是心脏,他和任何的具体的生理器官没有关系,它是一个完全的抽象概念,而且它是最高层的抽象。这是人类文明中最高层的抽象,因为他是针对思考活动的抽象。

人会思考对吧?人有认知能力思考能力,心是对思考活动的一个抽象。既然人有思考活动,那么就应该有一个发出主体,发出器官,那么这个器官就是心。心是对思考活动的一个抽象总结,是逻辑推导的结果。

我们现在讲的抽象其实是来自西方的,它是对具体物体的抽象。你比如说他认为数学是最高的抽象,它是对具体的一的抽象。一本书,一个杯子,我抛开这些杯子、书的具体的物理含义,只留下数学的1,这个叫抽象。

但是我们的心是对思考活动的抽象,抽象的对象本身就是抽象的,其抽象比数学又高一个层次。事实上,在心物之辩中,体用之辩中,道器之辩中,数学属于物、用、器,心则是心、体、道。数学是外物、器物。

心的这种绝对的抽象性,使得它具备绝对的超越性,对现实世界的的绝对的超越性。从事使得心具备绝对的独立和自由。

中国文化的核心,我们儒家的核心,就在在让人学会维护心的独立和自由,也是在维持道义的独立和自由。道义和人心是一个东西。

我们经学的核心是义理,义理其实就是人心。宋明理学的时候直接说“心即理”,心就是理。为什么说心就是理?心它是指的是思考本身。心物之辩就是在维护心的独立和自由。

心物之辩中,心物的区分是关键。心是思考本身,物则是思考的结果。思考本身具备无限灵活性,而思考的结果则是固定的。

心是高度灵活的,高度超越的,作为思考本身的心,其独立和自由是无条件的,没有任何客观限制。那就像孔子讲的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的帅是有条件的,因此可夺。匹夫之志,就是其心,其思考,是无条件的,所以不可夺。

“志”其实就是思考,心怎么想?这个是无条件的。

匹夫就是一个人,无论他身体的力量有多么弱小,他的志,即他如何去思考,他的想法,却是绝对独立和自由的,可以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影响。外部力量无论多么强大,对个人所能做的,最多就剥夺其生命,杀掉他。但是,即便夺去一个人的生命,并不能改变其想法和志向。

这就是“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也是思考的独立和思考的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用传统的说法,是“无所待”的。

你无非是杀掉他,剥夺他的生命,但是你剥夺他的生命,但是你不可以剥夺他的思想,他怎么想的你是改变不了的。所以这个就是无条件。人心怎么思考?是他自己的事,是万物是无法改变的。当然思考的对象和内容,会考虑具体的条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一我们一定要知道心进行思考的这种独立性和自由性是无条件的。所以咱们中国的心具备无限超越性的。“义利之辨”中,义就是心,也是具备绝对超越性的,是超越利的,义永远的在利之上,我们中国绝对不允许利益凌驾于道义之上。

这是理解中国思想和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无论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都是这样。

“义利之辩”其实就是“心物之辩”、“道器之辩”、“体用之辩”,四者说的是一回事,只是侧面不同。义就是心、道、体,具备绝对超越性,超越利、物、器、用,即超越现实世界。

更微妙的是,“义”、“心”在绝对超越现实世界的同时,却又不否定之,而将“心物不二”、“心外无物”,“道器不二”、“体用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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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西方,这种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只能由宗教来提供。

这种超越性,其实质也是道义、正义,也是共识和公共利益,因此具备神圣性,能够为个人提供最高程度的热情和动力。在中国,这种动力表现为追求道义、践行道义和捍卫道义的动力,主要表现为学习的动力。在西方,则异化成宗教的动力,信仰的动力。

科学由宗教所孕育,最开始当科学来替代宗教的时候,其实它是继承了这种宗教性的动力。此时,科学本身它是有一种神圣性的,这种神圣性继承自宗教。这样就人为赋予给科学一种神圣性,赋予给科学家一个崇高的地位。科学也继承了宗教的这种神圣性的动力,来支撑他们去做科学研究。

这是最初的科学的动力,也是科学的最根本动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始源的、根本性的宗教性、神圣性动力却在逐渐消退。这种情况是由科学自身的悖论所导致。一方面,科学本身就是由宗教所孕育,其基本原理和基本动力都是来自宗教;另一方面,科学的产生又是对宗教的革命和反动,以致现代人出现一个错误认知,科学是彻底反宗教的,彻底世俗化的。

随着世俗化的加深,其宗教属性越来弱,也意味着其继承自宗教的神圣性也在逐渐弱化,这种宗教式的动力也逐渐消退。之后就变成了什么?科学最终彻底沦为追求实用的技术。

现在科学的神圣性已经基本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实用性、利益性。科学就是技术,最终体现为开发出什么产品。而产品的价值则在于市场接受度,在经济效益,在能获取多少利润,赚多少钱。

我们现在就是说科学什么?就是说你要有什么产品,你有什么技术,能够转发什么产品,那么这个时候科学就逐渐的沦为什么?沦为资本的工具,对吧?

你做科学研究你一定要最终形成产品,最终的最终可就是赚钱。既然赚钱成为一个目的的话,那么科学研究的动力和地位就在就逐渐在消失,赚钱的动力和地位则逐渐提高。

那么现在所以美国出现什么情况?华尔街的地位远高于大学,金融投机家家的地位远高于科学家的地位。美国大学生对金融的热情远高于科研。

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科学的神圣性动力在消失,科学已经成为资本的奴仆。获取资本、利润,已经超越科研本身,成为第一动力。金融之所以被追捧,因为金融的对象直接是钱,而科研只是钱的工具。

当科学从宗教中孕育之后,他实际上是继承了宗教的动力,而宗教的这种超越现实的神圣动力,则根源于道义、正义。但是科学知识体系本身它又是反对宗教的,而追求现实和实用、实证的,也是反对道义、道德的。

随着资本主义化,随着世俗化,科学的神圣动力就消失了,科学实际上已经沦为资本的奴仆。既然赚钱重要,我就直接赚钱,我何不直接搞金融。所以华尔街替代了科学研究院,成为人们更崇拜的地方。做金融比做科学研究更让人尊重,更能挣钱,更直接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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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们中国,科学的动力来自哪里?

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科学,认为只有自由才能够产生科学, 这都是谬论。

自由才能够产生科学这一点,只是在西方背景下成立,而且也是局部成立,为什么?是因为基督教宗教它是否定现实经验的,他认为知识来来自上帝,获取知识就是个信仰的过程,不需要去研究的,不需要经验的。

科学的话只是承认现实世界,承认的经验。西方把这种对现实的承认称之为自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西方是否了宗教,承认了现实之后,才有的科学。

但是问题是什么?真正的自由了,我为什么去研究科学?我们知道做科学研究是一个很枯燥、乏味的工作,比如你整天要关在实验室。这是一个真正自由的正常人,是不会这种去做的,因为科研工作本身就是对自由的剥夺。你真的追求自由,你怎么可能去天天泡实验室呢,每天去对这些瓶瓶罐罐,对吧?他一定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

因此,在真正自由的社会,是不可能会产生科学这门学问的,也会有人愿意去做严重制约自由的科研工作。所以,绝非自由产生了科学,而是某种不自由产生了科学,这种不自由,就是源自宗教。

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出现,很简单,中国一直是个真正自由的社会,是个无宗教社会。

所以只有在科学之外的宗教性的神圣动力推动下,人才可以去献身科学,科学才会出现。如果科学丧失了这种神圣的东西,丧失了宗教性,在完全世俗化之后,科学的对自由的桎梏性的一面就会凸显。

那么你整天都在实验室里,把自己搞的象囚犯似的,其目的无非也是挣钱,那科学家也无非是资本的奴隶对吧?那我何不从事更自由而且更能够挣钱的行业。所以一个正常的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如果有更自由的选择,是绝对不会去搞科学。

科学的真正推动力,一定来自科学之外的神圣性动力,对美国而言,对整个西方而言,科学的神圣性动力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赚钱的动力。当然赚钱的动力也是会吸引一些人去做,但是绝对吸引不到一流的人才和头脑了,因为一流的人才和头脑都去搞更自由更赚钱的工作了,譬如都去华尔街了,搞金融投机去了,都去创业做资本家了。

我们中国的动力是什么?我们中国的科学的根本动力是来自报效祖国,而中国的国家的概念,与其他国家有着本质不同,是代表着道义的,国家即道义。正如《大学》所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国家就是义,而拥有超越性和神圣性。报效国家在中国具备与西方献身上帝一样的神圣性。

在根深蒂固的道义理念的支撑下,中国的政治是道义政治、社会是道义社会、国家是道义国家。国家的神行性和超越性,就来自道义的神行性和超越性。

我们的政府政治就是一个道义政治,我们的国家代表着道义。我们为什么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报效祖国呢?是因为我们是主张道义的,

我们从1840年开始面对西方,尤其是1894年被日本打败之后,对中国人而言最神圣的事情,就是拯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被欺负?是因为科技能力弱,我们一定要提高技术能力,从事科学研究就成为拯救中国的最一线的工作。因此,国家的神圣性和超越性也就被赋予到科研头上,被赋予到科学家头上。

这意味着在中国,科学的原始动力、根本动力,与西方有着本质不同。在西方,科学的始源的、根本的动力来自宗教,而在中国,始源的、根本的动力则来自国家。

钱学森我们为什么尊重他?是因为他发明了原子弹。那为是原子弹本身在很重要吗?不是,是因为别人有了原子弹,他们拿着原子弹来欺负中国,为保卫中国,我们必须要搞原子弹。所以对钱学森,我们尊重的,不是因为他搞了原子弹本身,而且他在拯救我们的国家,来增强我们国家的力量。

包括华为也是一样的,华为创始人他也是从军队出来的,保卫中国对其也具备最高的神圣性,这是他们坚决与美国进行技术对抗,并超越之的根源所在。任正非所领导的华为,具备一种超越现实、超越资本的神圣动力,这种动力根源于报效祖国、拯救中国。正是这种动力,成就了华为的伟大,以一家公司而顽强抵御整个美国的打击。

所以中国的科技的创新能力并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道义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在于捍卫道义的神圣性,报效国家的神圣性。正是这种道义精神、国家精神在支撑着科学家,人们对科学家的尊重,也是因为这一点,而不是科学本身。

只要中国依然落后,依然存在外部威胁,当然主要是西方的威胁,美国的威胁,中国的科学就依然具备这种超越性的、神圣性的动力。

也就是说,目前美国在科学上的根本动力已经消失了,因为这种动力根源于宗教。而中国科学的根本动力依然强大,因为中国的动力根植于报效祖国。这意味着,目前中国在科学的根本动力上已经远远领先于美国,当然也远远领先于任何国家。

那么这种基于报效祖国的科学动力,也不会永远存在,到中国在科技水平绝对领先世界的那一天,到西方对中国绝对臣服的那一天,这种动力也将消失。因为,就本质来说,科学不是促进了自由,而是对自由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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