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判文明间是非的标准是根本利益而绝不是阶级归属或良知

　　梅华龙的《狭隘民族主义，让一位曾有良知的以色列学者变成种族屠杀的帮凶》（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288675），将以色列的狭隘民族主义归因于阶级意识形态，这是错误的。梅华龙先生无视了太多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用他的阶级归属或良知论断根本无法解释。

　　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匈奴或东西突厥，境遇完全两样。他们和当时的中原文明都各自有自己的阶级划分，对内也都有各自的良知认同，但最终完全不是各自的被压迫阶级消灭了统治阶级并且被压迫阶级融合到一起，也不是双方共同和不同的良知将游牧文明分割开来，而是在中原更强大的实力基础上，让能改变为定居农耕方式的游牧文明留下来和中原文明融为一体，不能改变的则被打败后或者逃亡西去，或者被屠杀干净。获得胜利的，不是阶级意识形态也不是良知，而是中原文明的本位根本利益——自己的农耕文明必须能生存发展，而当时条件下与此发生冲突的对方游牧文明则不能，这首先是用实力打出来的，然后才是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良知去教化与融合。

　　蒙元和满清，似乎是相反的情形，但问题在于游牧民族的文明没有实力去改变中原文明的形态，也无法消灭他们，只是以军事实力的暂时领先而获得了统治权力。而意识形态和良知，除了为维护其统治而做的有限改变之外，中原文明的大部分内容连统治者都必须被迫学习和适应。中原文明的本位根本利益受到损害、游牧文明的根本利益被扩大都是事实，但这是一种妥协而不是根本的替代，军事和政治上游牧民族获得了胜利，但文明的征服关系是相反的。

　　西方人历史上的殖民入侵和掠夺，则是彻底摧毁和替代了原住民的文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良知更是只适用于他们自己，并且连这也事实上是口头上的——无论是圈地运动还是西方内部的混战，都一样毫无良知可言，只不过因为实力相当而不能互相消灭，西方人最终只能选择共存和共同对外掠夺，但依旧和勾心斗角混在一起。这里在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本位根本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良知。

　　当然，以本位根本利益为名进行的远非都正确。中国早期历史中的血腥和掠夺行为也并不少，但最初在自然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的驱使下，更在长期生存发展的实践推动下，让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了合作与共存在相当多的时候生存发展的成本和代价更低，而西方人对此则至今都缺乏起码的认知。这个差别最初被自然地理因素所赋予，但不是被它所决定，而是根本上说是实践范围和认识能力的不同造成的。在这个差别之上，产生了对本位根本利益的更正确和更错误的分歧，也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也始终是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阻碍，尽管他们的高科技也同时在推动整个世界的进步。而苏联／俄罗斯，则是把本位根本利益的重心始终狭隘地放在强大军事实力上，而缺乏足够的文明构建能力，他们同样难以最终实现真正的本位根本利益，连为此做的正确事情，也会被讲成除了自己出没人信的所谓道理（比如普京对“特别军事行动”的解释）。

　　如果对本位根本利益的认知正确，它肯定是可以评判文明间是非问题的：有共同前途和出路的文明，选择最快和最小成本的方式走向共同前途和出路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没有共同前途和出路的文明，要坚定地以自身最终前途和出路为核心去做，为此也有可能毁灭对手的文明，绝不能受任何意识形态或良知束缚——道德和良知只是文明内的有条件约束，而不是文明间关系的无条件约束。

　　中国历史上中原文明，在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中，是符合这个标准的正确选择——我们的现在就是共同前途和出路，所有的游牧民族迟早都要改变抢掠为生的生存方式；游牧民族的南侵、五胡乱华、元／清的征服，都是与这个共同前途和出路相悖的，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农耕是比游牧更先进的生产力，无论单独对哪一方而言，先进替代落后是进步，反之才是倒退，这不能用民族平等和团结来混淆是非。

　　西方的殖民入侵，则是相反的错误。整个世界的现状，以及西方社会自己的现状，清楚地表明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有共同前途和出路，西方人当初视作没有而去倒行逆施，已经给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带来了无尽灾难，没有这些灾难的话，世界要远比现在发展更好——几十年内的中国和美国的发展对比，就非常清楚地论证了这一点。

　　以色列的行径，则是明显在重蹈西方人的殖民道路覆辙，把有共同前途和出路的巴以之间关系硬给搞成了几近没有共同前途和出路——巴勒斯坦人当然在这其中一样从对立立场上扮演了类似角色，但双方的能力、行为后果和责任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应该被谴责的当然是以色列，它的错误根本就不在阶级意识形态和良知上，而在错判双方本位根本利益关系的类型，并无视人类整体的前途和出路。

　　用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来理解当代社会问题，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都早已被历史上的实践论证为至少是有大问题的。

　　自马克思时代以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曾在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了包括我们在内的社会进步，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及现在的我们自不必说，就连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内，劳动者也远比十九世纪及之前远远更被善待，这都是阶级斗争的成果，绝不能否认。

　　但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继续，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二元对立统一哲学模型的时代局限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相当多的现代社会问题远不能只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互动来解释和解决，由这个二元对立模型引申出来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就越来越难发挥我们预想的作用。冷战就完全不是纯粹的阶级斗争对抗，东欧阵营内部并不一致，中苏、中越都爆发过冲突，中美更是曾走到一起对抗苏联。而我们自己，坚持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解释和解决一切的思路也最终走不下去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不得不换成“发展才是硬道理”，国际上的主要矛盾也不再是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这么主要和众多的事实，包括作者梅华龙先生在内的很多人选择了故意充耳不闻和视而不见，继续坚持用实践否定过的认识来分析和解释社会问题，他们的结论怎么可能正确？

　　现在的直接问题在于，西方的各种社会发展理论不仅政治立场有问题，还完全不顾实践结果，早已走入空谈误国的境地而根本就没有可信度。而我们自己，则一头扎进中国特色，根本没人对发展哲学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这样的一般性认识有兴趣，更不见有成果出来，我们可用的相关一般性理论资产只有马克思的遗产，阶级斗争这样的意识形态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中国人还有祖先传下来的道德良知，国际上还有主要由西方人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和共识（用起来还经常是有双重标准问题）。这种现实状况，是很多人仍然坚持以旧观点、旧理论来分析一切的原因。

　　我个人的解决办法是有，但必须用我自己的哲学观点——我的主张是首先针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局限性错误做升级换代的创新。对这里的问题而言，我主张的创新是，用新的“文明本质原理”替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元对立模型。

　　我认为，文明的本质在于，它是有序性进化的载体，是文明就必须去承载有序性进化，否则必然最终灭绝；能承载有序性进化的系统实体就是文明，无论它们和目前我们理解的文明有多大表面上的差别。同时，文明有自身不可放弃和不可被任何其他东西凌驾的自身本位根本利益（绝不可以说其他文明能更好承载有序性进化就可以替代更落后文明）。这里的有序性，有专门的针对社会运动的定义：系统内要素间相互配合与协调的水平，其高低由系统整体的生存发展能力来衡量。

　　而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模型，则是这个新原理所描述的社会模型的一个有条件的近似特例，条件就是社会发展水平足够低，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一切。我们自己国家的现在，已经相当程度上不符合这个条件了，而且不符合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这是马克思的模型不再拥有解释和解决一切能力的原因所在。

　　处理文明间关系，需要以自身文明的本位根本利益为核心，并且有序性进化的需要，也要求要尽量用有利于提升文明内和文明间的相互配合与协调水平的方式来处理，以达到尽量减小文明生存发展的代价和成本的目标，这就是我的新原理的推论，给出上述评判是非标准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至于道德良知，则是文明内部建立在实在成型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一种约束，没有共同利益基础的文明间本就不存在道德良知问题，共同利益基础不充分的文明间作为共识的道德良知也肯定不充分和不完善。想用它们来评判是非，无论如何是缺乏实在的客观利益基础的，这种想法很天真，懂得该以根本利益为核心的人肯定把这当幼稚的无稽之谈，这和对待道德良知是否有双重标准没任何关系。我们祖先看重道德良知的作用，是因为中华大地上很早就建立起来比较牢固的共同利益（至少从大禹治水开始），而祖先们没有注意到这个背后关键的真正事实。这种道德良知放在国外未必会被认同，即使良心上认同也抵不过相反的根本利益需求，拿来讲国际道理的话只会是开国际玩笑。

　　我们政府处理国际关系，早已从阶级意识形态主导的革命输出时代转换到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时代，这至少是实践检验过之后的结果，但的确有很多人看国际问题依旧无法适应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