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是黄裳，其科学体系是《九阴真经》，东西南北中都能承接修炼，西方并无先天优势

主文

中国在科学原始创新上为何一直乏善可陈？

按笔者的观察和理解，其原因：

一是时机未到，犹如华为之前一直处于追赶阶段而未进入任正非名之的“无人区”，这意味着只能在若干零散的点上（比如被严密封锁的领域和若干已经冲入“无人区”的领域）有些许闪光，而不能全面开花；

二是思想上受到了压抑和束缚，这种压抑和束缚来自于关于科学的主流认知框架所给出的解释在潜移默化中消弭了自信和勇气，而自信和勇气的欠缺导致在“无人区”前彷徨犹疑、不敢“亮剑”。

笔者最近几篇关于科学话题的文章，其意都在于对第二种情况拨乱反正，清理主流认知框架的流毒，还我国人以自信，继而勇闯无人区、在科学原始创新领域大胆“亮剑”。

笔者的说法（不敢言论证，但勉力使其合理）之核心主旨在于：

古希腊是黄裳，其独创了的科学体系好比是《九阴真经》，笔者接受并认可古希腊/黄裳的独创之功，也大致接受并认可其独创实有根源——极为独到的天赋才情和各种独门素质，但这门神功毕竟不是《长生诀》，非得将自己原来门派（练功门路）练得的内功全部散掉/化掉才能修炼，也并非只有黄裳的徒子徒孙们（何况黄裳本没有嫡系传承的徒子徒孙，犹如近代西方也不是古希腊的嫡系传承）能练得，而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郭靖、杨过、周伯通等等谁都练得，近代西方犹如梅超风、陈旋风和周芷若由于各种机缘巧合先拔头筹，但过于急功近利，从中练出了“邪门九阴白骨爪”，一时横行天下、无人能制，但终归会有人比如杨过之女从中练出正宗神功——哪怕是“正宗九阴白骨爪”将其克制，此杨女当前及可见的未来非我大中华莫属且当仁不让，且我中华还有一大优势，即我们的玄门正宗，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玄门正宗和古希腊的《九阴正经》融会贯通，另创更高明的神功。

附文

爱因斯坦的牛津讲演（引自《走近爱因斯坦》）：

“我们推崇古希腊是西方科学的摇篮。在那里，世界第一次目睹了一个逻辑体系的奇迹。这逻辑体系如此精密地一步步推进，以至它的每一个命题都是绝对不容质疑的。但是，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用纯粹逻辑方法所得到的命题，对于实在来说是完全空洞的。”

爱因斯坦和因菲尔德用一个比喻描述了如此“希腊困境”--

古希腊自然世界的探索者们就像：某人非常想了解手表的机械结构（机制），他却只能盯着表盘和不停转动的指针，听着手表嘀嘀嗒嗒的声音，因为表盖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如果他还算机灵，他可以绘制一幅机芯图，为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做出解释。

但是他……可能永远都不能用真正的机芯与自己绘制出的图纸两相对照。他觉得这样的对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笔者读这两段话的读后感：

连吴国盛老师都早已言明，古希腊那一套科学体系虽说名叫科学——广义上的科学即确凿无疑的知识的体系（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但此科学不尚实用——实际上也确实没有在现实中应用以产生有用的生产、生活的知识故而被古罗马灭掉，也绝不是我们现在所用的科学一词所指的那个科学——关于自然的知识体系即自然科学（如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自然科学的诞生虽说离不开古希腊科学体系中的形式逻辑系统知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参考爱因斯坦所述的近代自然科学的两个前提），但并不是说用《几何原本》的形式逻辑在古希腊的科学体系上就能自然推演、衍生出自然科学，如果是这样，那么古罗马人和或阿拉伯人也早有可能可以做到。至于爱因斯坦提到的另一个前提即“从实验中发现、总结出规律”，这点我认为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古代无论中外，其经验知识的获得就是这种“实验”的方式，唯一区别在于数学——量化、控制——的引入。

所以，自然科学的催生者另有其人，而这才是关于中国能不能在自然科学上追赶、并驾齐驱甚或领先之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消除那个流于表层的“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争议的关键所在。

这个“另有其人”笔者指的就是马克思“没有商业和工业，哪来的自然科学”这个论断中的“商业和工业”。这个论断并非如一般理解的那样是“需求决定供给”或“需求拉动/驱动”的意思，而是说，是商业和工业才使得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产生了变化，与之打交道的自然的范围扩大了、深入了，而这一方式改变和范围扩大深入催生了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的成果又使得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范围、深度又不断升级，而这又使得自然科学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这是一个互动促进的过程。个人的兴趣、好奇心、野心、虚荣心（爱因斯坦也谈论过）或者高大上的“对真理的追求”等，当然可以解释个人在科学活动中的动机，但这个个人的科学活动的方式（即与大自然事物打交道的方式）、科学活动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既有成果的基础）都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和环境所提供的，而这就是商业和工业的崛起。打个佛家“业”的比喻，我们必得先“受业”，然后才能“造业”，无所“受”，则无可“造”。

主流认知框架的流毒之例证

1、吴国盛老师《什么是科学》

笔者再之前的文章中已有言明，笔者虽然对吴老师构建的认知框架颇为称道，其也有“匡正”之意及之策，但笔者认为其认知框架的层次（高明程度）仍不够高，故而其“匡正”之意及之策也显得稍感委屈（只是笔者的感觉），尤为令笔者不满的是，其对于为何独独古希腊创立了科学（之前身）及为何独独近代西方又新创了自然科学的解释，有点归结于“文化基因”甚或于“国民性”的意味，这是笔者万万不敢苟同的，故而在几篇文章中都将吴国盛老师的《什么是科学》作为主流认知框架之代表的靶子。

你或不信？请看第二例。

2、杨振宁经典演讲：《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引用几段杨老先生文中的几段话：

第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我所以对于《易经》发生了兴趣。

第二，《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

第三，《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

01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生。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归纳起来大概有五种道理：

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

第二，科举制度。

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

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

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第四与第五两点我认为跟《易经》都有密切的关系。

这不是“文化基因”论的流毒是什么？！

笔者就不评论杨老先生的“高论”了，笔者引用法学界（搞法学的堪称逻辑严谨吧）的一位高人冯象先生的评论（出自“法学方法与法治困境 冯象 - 百度文库”一文，笔者上文引用的爱因斯坦的两段话皆源于此）：

我讲三个问题：一、学术论说中常见的方法论错误；二、法学方法的一般要求；三、方法论错误的结构与制度根源，及理论意义。

......一位颇有名望的老先生做报告，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我觉得这篇短短的报告里至少有五个方法错误。我们先简单分析一下，然后再回返法学。

第一个错，是企图以两项反事实的假设(“中华文化”只懂归纳而不知演绎，此缺陷可追溯至《易经》)，简单地推断某事之“无”或不发生(“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原因。这在方法论上是不成立的。让人想起过去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商业发达的明朝。法学界也有类似的讨论，如中国古代为何缺乏西方式个人权利的观念。结果都不了了之。什么道理呢？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 赵元任先生有句名言：“说有容易，说无难”。论证其“无”的假设(有待证明的结论)，一般说总是比论证其“有”的假设来得弱些，即难以排斥或克服相反或矛盾的假设而建立(反事实的/理论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就方法而言，我们讨论“无”的时候应当尽量综合，多加限定，留有余地。不是一概不许说“无”，而是得小心翼翼地说。明清以降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个大问题，很多人感兴趣，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也考察过。但他是多方面论述，举出种种可能，不像老先生那样一句话说死：《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以致近代科学未能“萌芽”。这话太玄，无事实根据，经不起质疑。

让我引用一位西方物理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你们听听他怎么说的。爱因斯坦在给友人斯威策的信里谈到(1953.4.23)：“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项伟大成就为基础的，即：希腊哲人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是不足为奇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发现竟然做出来了”(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档案》61-381)。

两相对照，看问题的眼光和方法论的高下就再清楚不过。一位真正伟大的科学家回顾科学史，他立刻敏锐地察觉到要点在“有”，不在“无”。中国人“没有走上这两步”很自然，是古代社会的常态。值得研究的是居然有人“例外”，走出了那两步，就是古希腊的哲人，以及开普勒、伽利略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掌握数据、建立模型、验证假设。

也是凑巧，前两天遇上一位出版界朋友，他送我一本他编的书《走近爱因斯坦》。随手翻开，正是爱因斯坦的牛津讲演，和今天的题目有关，我给大家念一段：“我们推崇古希腊是西方科学的摇篮。在那里，世界第一次目睹了一个逻辑体系的奇迹。这逻辑体系如此精密地一步步推进，以至它的每一个命题都是绝对不容质疑的”。爱因斯坦那么高度评价欧几里德几何的公理系统。但是他接着指出：“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这句话非常重要----“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用纯粹逻辑方法所得到的命题，对于实在来说是完全空洞的”(页156)。所以，仅有形式逻辑还不够，要走出科学实验这一步，纯粹理性(概念、定律、结论)与经验知识相结合，才成就了近代科学。

于是我们看到了老先生的第二个错：混淆概念。他把爱因斯坦说的西方科学的两项发展条件之一，即欧几里德几何包含的形式逻辑体系，用“两条寻找自然规律的方法”，即归纳法和演绎法给掉换了。因为他的论据，是《易经》与“中华文化”不知演绎，只会归纳。他没弄明白，归纳、演绎，还有类比(类推)，只是古典形式逻辑的基本方法，也就是人类交流思想(远不止“寻找自然规律”)所必不可少的推理形式。远在《易经》之先，近在非洲那些(白人殖民者看来)“未开化”的部落里面，人们交流思想，只要内容稍微复杂，例如组织打猎，都必须使用这些基本的逻辑方法。不然社会生活便要解体，知识也无法积累传承。

......　　

第三个错，是老先生批《易经》，在逻辑出发点上混同了两种性质各异的关系：听说欧几里德《几何原本》蕴含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条件，就想当然把《易经》拿来比照，论证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兴起的原因。可是《易经》无论对“中华文化”有何影响，它同中国科学发展的关系，与《几何原本》同西方科学发展的关系，是没有任何类比的基础的。轻率地用《易经》说近代科学，跟欧几里德几何作对比(报告中还提及明末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译《几何原本》)，便违反了古人总结的一条逻辑法则：异类不比。墨子讲“言有三法”，即立论的标准和演绎的法式。后期墨家的代表作《墨经》发展了这一思想，进一步探讨了归纳法和类比法。“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意谓论断须有根据、理由，并按照事物间的种属包含关系来推理(类比、归纳、演绎)和论证。“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性质非同类的事物，是不可随意比照、抽取结论(归纳)而自作主张的。

......

第四个错，则是老先生第二点主张，把《易经》的卦名爻辞视为“汉语汉字的成因”(原话如此)，或“单音字”的起源；以为汉语是“单音语言”，全世界绝无仅有。有道是“无知者无畏”，完全不懂语言学常识(汉藏语系有多少种“单音”的亲属语言？)，还忘了历史：到底是先有汉语，还是先有《易经》？先有《易经》，抑或先有汉字(甲骨文、钟鼎文)？这种错法，叫作次序颠倒或因果倒置。 

最后一个错，可称“大胆假设”，亦即胡适博士那句脍炙人口的“大胆假设，细心求证”的前一半。如上文分析，老先生的求证略欠细心；其实，他的“大胆假设”先已出了毛病。理由如下，也是经大学问家阐明了的：从前北大中文系有位王力先生，研究古汉语的权威。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招研究生，王先生给新生讲过几堂如何做学问的课，就反对“大胆假设”。当然，大胆加细心，是学者应有的品质。不大胆探索，便难有学术上的突破，而突破通常离不开细致的功夫。但是王先生指出，做研究有个顺序，先归纳，后演绎。而假设(有待证明的结论)须得自于归纳，处于归纳的末尾；不能倒过来，先做结论，再找例证。“大胆假设”如果不是基于充分占有资料的归纳，便极易落空，或误入歧途。上述老先生的三点“大胆想法”即是一例。实际上，爱因斯坦称道的科学实验，也是一个归纳、演绎，即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如此不断往复深入的认知过程。所以我觉得王先生讲的非常好。我们做研究写文章，将来各位毕业以后办案子、处理法律事务，都会碰上这假设放在哪个推理环节才能有效论证的问题。

以上五种舛误，都是现在屡见不鲜的。总结一下，大致有这样几条教训，我想不仅对人文社科，对法律人也是适用的。

更令人难过的是，科学院院士何祚庥竟然对杨先生的说法发文唱和：

何祚庥反思《易经》文化 支持杨振宁观点_科学探索_科技时代_新浪网

若说是如《易经》这种“文化基因”的东西妨碍了中国人的科学，那完蛋了，我们的文化在根本上变质了吗——变得和西方文明/文化接近了吗？没有吧，套用“体用”之说，我们的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本根性的东西为体，西学为用。那岂不是我们永远搞不成科学尤其是原始创新？那又如何解释众多海外华人尤其是在中国本土接受教育的人士的科学成就？又如何解释中国目前的科技实力飞速逼近以科技创新美誉天下的美帝？又如何解释中国在被封锁的领域另辟蹊径做出了创新以及在若干无人区也有零星原始创新？

“背山远行”的诊断及处方

“背山远行”将问题归结于“理论与实践的不均衡、尤其不重视远离实践的基础理论”这个民族缺陷。

这个不用解释吧，应该都能看懂。这也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认识。

还好，这一诊断指出的是一个“主观认识和态度”的问题，所以其处方也就是：

端正态度，正视缺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对于清除流毒而言，我们可算是一个战壕的兄弟。

欲了解“背山远行”的详细观点可参看其在个人主页发的评论袁岚峰SELF演讲的文章，也可以参看笔者评论袁岚峰演讲之文章的评论区，里面有笔者和“背山远行”的多个回合的互相辩驳。（者笔认为缺陷说的认识有点宽泛、轻飘不着力。）

笔者前文

关于科学，争议的其实不是“古代有无”，而是背后的潜台词即“现代能不能”_风闻社区

在科学上能在未来领先的自信必得在理论层面说通！袁岚峰的SELF演讲未及深入。_风闻社区

打蛇打七寸、降维打击：指出《什么是科学》中未曾考虑、也不能解释的新问题_风闻社区

勿奉科学作圣女，应视科学为DF（导论）_风闻社区

以“手撕菠萝”来理解马克思“没有商业和工业哪来的自然科学”_风闻社区

二战西方朔：自圆其说、逻辑自洽尚且不能，何敢夸夸其谈_风闻社区

笔者的论述的关键内容概括如下：

1、不在“希腊伪史”上纠缠，姑且承认古希腊的东西是真的，其实对于那些“学问”来说，即使是后来的托古之作也没关系，毕竟那些“学问”中确实有真材实料的。

2、权且（意思是不论其是否是合乎历史的、正确的）接受并认可如下几点：

（1）是古希腊独创了“成体系的科学（之前身）”，尤其是以爱因斯坦提到的近代科学（自然科学）诞生的两个前提之一即以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集大成的形式逻辑体系（公理化、逻辑论证、演绎推理）也确是古希腊独创的；

（2）古希腊做出这些独创的根源（即原因或说条件或说素质）也确是独步天下无人能及；

3、又是近代西方独独接续（注意这个用词）了古希腊科学而新开创了（近现代）自然科学，并因自然科学的发展而生发了“强力”，并凭这“强力”横扫天下，打的中华一败再败，以至于激进的想要在文化、思想上全盘西化。（这是事实）

4、笔者要指出的是，上述“接续”，，并非传承、继承，即无论族裔层面还是文化层面，近代西方并非古希腊的嫡系传人，而只是一个“拿来主义者”，此“接续”是“移植”、“嫁接”。笔者之论证要表达的意思通俗的讲，就如上文“正文”部分以黄裳《九阴真经》为比喻做的论述。

笔者之论述（见以下所附拙文）的核心观点来自如下三个人的三个论断：

其一，马克思：“没有商业和工业，哪来的自然科学。”

其二，海德格尔：近现代的自然科学是技术本质的（大意）。

其三，尼采：科学所发现的真理是预先被塞到事物中去的，塞进去的叫艺术和宗教，重新领出来的叫科学。

而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对“知识的产生”的英雄所见略同的论述更可借鉴。对事物的认识，就必得与事物打交道（让事物上手），而打交道的方式决定了获得的事物的认知即知识的形式，而打交道的方式又是“存在”方式和对“存在”（“道”）的领会决定的，古希腊有古希腊人对“道”的领会，由此衍生了古希腊人的哲学（其中包括科学（之前身）），中国人有中国人对“道”的领会，由此衍生了中国人的哲学，这些原初的哲学在后世又衍生出不同的文化/文明。这里不存在谁是谁非、谁正确谁错误的问题。天下风水轮流转，各领风骚数百年。

近代诞生的自然科学是资本主义的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其核心是量化、控制，所以数学尤其是近现代经过数学革命而发展起来的数学尤为关键）所产生的关于事物的知识，这一知识衍生了“强力”，这个“强力”将中华打的一败再败。这并非我们文化、思想上的所谓欠缺或劣根性，当我们被卷入资本主义的洪流，不得不按资本主义的方式与事物打交道时，我们飞速追赶，只要我们破除影响自信的心理阴影（流毒），我们完全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甚或超越之。

5、如果上述第4点能站住脚，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真正关切的问题即“现在和未来能不能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上于原始创新上大有作为并与西方并驾齐驱甚或超越之”，就没什么“心病”了，就没什么思想上的枷锁了，就没有真正的发自心底的自信上的“心理阴影”了，就能勇闯无人区了，就能自信而果敢地在科学原始创新领域“亮剑”了。

如此，则第1、2点上的鸡同鸭讲的意气化的、情绪化的争议就是无谓的了，不影响大局的了，可作为纯学术问题而不涉及或甚少涉及民族自尊、自信的了。

这样，我们可以将精力腾出来专注于第4点的论证，做出逻辑严谨、史料翔实的论述，清楚主流认知框架的流毒，还我国人以真正的自信——理论层面的自信。

唯盼同道凝心聚力，同心干！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