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蛇打七寸、降维打击：指出《什么是科学》中未曾考虑、也不能解释的新问题
末那识
学以养识，以识统学。（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2019-04-09 21:46
按语：我搭台，请你来演出。我构建了一个大致的框架，如果你认可，那恳请你一起来做这篇大文章，解答各个层次的问题或者其下面的小问题，充实材料，完善论证。
笔者在拙文
关于科学，争议的其实不是“古代有无”，而是背后的潜台词即“现代能不能”_风闻社区
中提出：
其实“古代有无”或许不是争议的核心，“现代能不能”在科学上建功立业尤其是引领原始创新这一潜台词才是真正的关注焦点。
而吴老师构建的关于科学的认知框架（知识体系），我想读过或有所了解的读者是能接受其“中国古代无科学（自然科学——数理实验科学）的结论及其论证”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也是拙文中提出的：
吴老师对中国古代无古希腊逻辑演绎科学及其现代继承者现代自然科学的论述其实暗示了中国在现代也搞不成现代自然科学，或者至少说，只能跟在西方后面追，而不能做原始创新，即是说，只能是西方先完成从0到1的原始创新，然后中国重复这一路径并在从1到2、3.......做到更好。
这一点，是“暗示”——语境所给出的潜台词，吴老师没有明确过（无论是在其专著、演讲还是文章中），他的讲座中的提问环节——就我所知而言——也没有人问到过这个问题，这恰恰是对吴老师观点持批判立场的读者真正的痛点所在，当然，也是我的痛点所在，事实上，这也应该是支持吴老师观点的读者的痛点——即使不自觉。
而我的“领会”（不是在“学问”基础上论证而来的观点，而只是一种感性直觉，或者说是做哲学意义上的“本质直观”——或者佛学意义上的“观照”——而得来的认识）是中国“能”，而且中国将以我们中华文化/哲学为根基引领一场原始创新。
这一点，以我目前的浅薄“学问”是不能给出一个完整的认知框架（知识体系）——如吴老师的《什么是科学》那样——予以论证的。
但是，一个新的认知框架总是在旧认知框架不能解释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或者是新想到的问题（从全新的角度去思考而来的问题）时才萌芽并逐渐发育最后诞生的。所以，本文想要走的这一步，就是指出吴老师构建的关于科学的认知框架未曾考虑也不能解释的问题，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来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在此基础上，或许，一个新的认知框架就呼之欲出了。
注意啊，我目前的火力瞄准的都是“自然科学——数理实验科学”，虽然吴老师强调这一“求力”的科学给人类带来了大麻烦，有必要校正，并给出了一个校正的可选方案或者减毒/解毒方案是复兴中国传统中的强项“博物学”，但是，我认为“自然科学”仍然是必须具备的“打狗棍”，这就如同黄易的小说《大唐双龙传》中所说的：
傅采林目光重投夜空，以丝毫不含任何情绪波动的平静语调道："这是一个充斥着疯子和无知的世界，没有足够的力量，你将被剥夺享受生命神迹的权利。国与国间如是，人与人间如是。"
所以在自然科学上“中国能不能”依然是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以下，我提出一些吴老师构建的关于科学的认知框架（知识体系）所未曾考虑、也不能解释的新问题，言其“新”者，主要是因为以为目前视野所及，还没有人从这些角度提出过问题，或是一念闪过就未做深思。
我提出的问题，其大致思路、架构如下：
第一层
西方人对古希腊科学传统的运用是返本开新式的“复兴”还是拿来主义式的“移植”？
甲、在种族、民族和文化的意义上，西方是一个连贯的概念吗？或者换一种问法：在种族、民族和文化的意义上，古希腊有嫡系或者支系传人/后裔吗？或者再换一种问法：搞出自然科学的近代西方人，在种族、民族和文化的意义上，是古希腊的传承人吗？
乙、如果答案为“否”，那么近代西方人对古希腊科学传统究竟是“复兴”（取在自己的传统中返本开新之意）还是“移植”（取拿来主义之意）？
（事实上，古罗马都没有承继古希腊的“道统”，而现在西方人的祖先在古罗马时代还只是游荡在森林里的野蛮人，这些野蛮人灭亡了古罗马后，也没有承继古罗马的文明，更遑论古希腊的“道统”，他们是没文化的人，所以西方陷入黑暗的中世纪）
丙、如果不是复兴，而只是移植，凭什么认为只有现在的西方人才“能”而别的民族的人就“不能”？凭什么认为西方人有某种“先天禀赋”而对古希腊科学传统有某种“专属性”，打个比方，古希腊科学传统这种病毒难道只认西方人这个宿主？或者说，都是外人，凭什么说的好像是只有西方人才是“天命所归”？
（如同：黄裳琢磨出了一套神功《九阴真经》，但他没有子孙也没有徒弟——没有传承人，后世之人，没有谁是具有某种天赋异禀而独一无二地与《九阴真经》天然匹配，而其他人就不匹配，事实是，无论王重阳，还是黄药师，无论周芷若，还是黄衫女——杨过的后代，都可以修习《九阴真经》并练出神功）
第二层
阿拉伯人、古罗马人为啥没能从古希腊科学传统中承继并发展出自然科学？
甲、以阿拉伯人的天赋和条件，为什么坐拥古希腊文献近千年都没能从古希腊科学传统中承继并发展出自然科学？
乙、犹太人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成就很高，同时我们也经常拿犹太人很善于经商说明犹太人聪明能干并侧证犹太人的科学成就，但犹太人的商业头脑和才能是学习和承继阿拉人的你知道吗？
丙、我们现在用的阿拉伯数字欧洲一直到15世纪才全面接受使用，而阿拉伯数字是阿拉伯学习并承继古印度的数学成果的，阿拉伯的数学很发达的，你能说阿拉伯人没有数学理性？而数理实验科学的“数理”是自然科学的两大基础法宝之一啊。
丁、古罗马灭了古希腊后，古罗马为啥没有将古希腊的科学传统兼容过来？难道是古罗马人与阿拉伯人一样太笨或者不识货？阿拉伯人都能识货古印度的数字及其数学体系并吸收、发展，古罗马人那么菜？难道真的只有天命所归的近现代西方人才独具慧眼？
戊、虽可以古希腊文献都传到阿拉伯了而没有在古罗马留下（且不说这是否可能）作为理由说说，但是文献没了，人还在啊，你不能说人的脑子里的东西也一并没了吧，人在不比文献在更强吗，有人在就可以恢复文献啊，况且古希腊那套东西是数理逻辑的啊，都有先贤完成了从0到1的创造，难道其传人连复述都做不到，难道是其传人/后人的数理逻辑太差，如果是这样，数理逻辑怎能堪称文化核心呢？
第三层
为什么一些貌似“人所共知”的“先天条件”——如契约精神、自由个体、非功利性——的解释在真正比较各民族、各国在科学史上的贡献时就不大灵了？
甲、阿拉伯人难道没有契约精神？古希腊商业活动除了古希腊城邦外难道不是更广泛地跟阿拉伯人的祖先商业贸易吗？古希腊的契约精神难道没有阿拉伯人的祖先什么事儿吗？犹太人的商业传统和商业才能都是学习并承继阿拉伯人的，你能说阿拉伯人没有商业才能和契约精神？
乙、你可以说，在近代自然科学发轫之初，自由精神、非功利性与科学的发展确实是有一种正相关关系，因为那时，科学大多是一些有钱有闲的人（贵族及其雇佣的知识分子）鼓捣的玩意儿，但如伽利略担任家庭教师、担任托斯康大公爵的首席哲学家和数学家这些身份所揭示的，明显与贵族是依附关系嘛，依附是自由的吗？
丙、自然科学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同步发展的，而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化发展，资本开始主导一切，这时还有多少东西是非功利的，科学的领域中还有多少能保持非功利？
丁、德意志人直到19世纪中后期完成统一之前还是封建余孽，至今仍然有容克地主的余孽，自由？笑话！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要追赶英法，非功利性？笑话！那近代德国在自然科学上的巨大贡献如何解释？
戊、美国在建国后直至二战之前的近一个半世纪里，相对于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在科学原创甚至是在科学跟随上，都是乏善可陈的，二战奠定了美国的霸主地位，二战后美国的科学创新才逐渐超越欧洲。但二战后前的美国难道没有承继欧洲的文化传统的核心即理性以及自由、非功利这些精神？二战后的美国难道是自由的、非功利的？美国的例子难道不是一个反例？
己、作为自然科学的发源地，在科学创新上欧洲为什么在二战后全面落后美国呢？难道你认为是因为欧洲在自由、非功利上落后于美国了？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在科学史上的贡献为啥与后进的英法德相比要小得多得多甚至乏善可陈呢？
庚、法国到现在还是个中央集权（中性，无贬义）的国家，照某些流行的理论，中央集权是与自由、契约什么的不兼容的，但有谁能否认法国人在科学上的能力和贡献？
辛、英国人是以经验主义为文化内核的，比如培根、休谟，对（逻辑）理性主义怕不是那么推崇，但谁能否认“笛卡尔（数理）+培根（实验）=伽利略（数理实验科学）”的等式中“培根（实验）”这一项以及英国人在自然科学（数理实验科学）上的贡献和地位（想想牛顿这尊大神）？
壬、有着维京海盗文化基因的丹麦在近代照样做出了自然科学上的巨大贡献，比如丹麦的哥本哈根学派。海盗文化难道不是有某种集体主义性质吗，与个人主义、自由、契约这些似乎不大和谐吧？
癸、犹太人在科学史上的贡献人所共知，但犹太人只有到二战后才有自由，那二战前的不自由的犹太人为啥出了那么多科学家、搞出那么多那么大的科学贡献？
附几点不成熟的思考供讨论：
1、一说古希腊先贤，就说其研究科学是非功利性的，或者倒过来说，正是因为非功利性，古希腊先贤才发展出科学。对比地就会说起中国的文化思想下读书是功利性的，是为了做官。古希腊独一无二地发展出其独特的科学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我反对将其原因意识形态化、作为政治正确的不容置疑。所谓功利性的对比，都只是不对称地比较，所谓不对称，即是说：古希腊有些先贤，可能确实是非功利的，但要说他们搞哲学/科学的人全都是或绝大部分都是非功利的，这怕也不是事实；中国的读书人，读书做官确实是绝大部分人的功利性所在，但仍然有那么一些读书人读书只是为了明理啊，比如王阳明，仅仅是为了做圣人啊，至于为官任事，那是随之而来的副业，而且，大学之道明明说的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八目的关系并非后目是前目的目的或说功利所在，而是前目是后目的基础，能达前目之层次，方可进阶后目，故而以当先二目“格物、致知”来说，我们的起点既是非功利的，而且起点就是古希腊人的终极目标。关键少数，古希腊的关键少数诚然是非功利的，中国古代的关键少数又何尝不是非功利的呢？你不能拿着古希腊的关键少数来对比中国古代的平庸大多数而忽略中国古代的关键少数从而就得出结论说古希腊是非功利的而中国是功利的。
2、商业贸易催生的合同关系固然是一种契约，难道农耕文明催生的“礼”不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关系的本质不就是自由的个体相互之间订立约定并共同遵守吗，难道“礼”不也是这样形成和发展的吗？如果一群人先天就有集体或者说没有个人，那就说明已经在一种共同约定中了啊，还要“礼”干什么？正是因为原来都是自由个人性质的人，然而不能应对风险，才转而构建共同体，然后才有订立一个约定称之为“礼”的契约并共同遵守啊。
3、商朝（殷商）的商族之所称为“商”，就是因为其以经商为业、为本，那个时代可以想象，至少是商族及其亲近部族是遵循商业的核心——契约精神的。
注：以上所附三点无论其正确与否应该不影响这一层的主旨意思，权且作为一个扩展和深化，我知道这三点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和质疑。
第四层
“笛卡尔（数理）+培根（实验）=伽利略（数理实验科学）等式中，培根（实验）这一项大概没人怀疑中国人具备，而笛卡尔（数理）这一项，中国人真的不能驾驭么？中国人的文化中真的就没有古希腊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那种演绎逻辑吗？
甲、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人在“数理”上不行，那既然原本没文化的现代西方人的祖先能在文艺复兴（文化移植）后能够理解并驾驭数理，那凭什么说中国人就不能呢？
乙、“数理”中的“数”：数是以阿拉伯数字为基础的数学，这个对西方也是舶来品，他们能吸收、驾驭，凭什么说中国人不能？
丙、“数理”中的“理”：理是演绎逻辑体系，如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那种形式，但演绎逻辑难道只能是这种形式吗？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兵法学尤其是战场上的谋划，难道不是以假设或判断为起点，然后逻辑推演的一套体系吗？还有，虽然孔子的著作中没有演绎推理和证明，但后世学问大家尤其是开宗立派的人物，其学问体系中已经有证明了，有归纳法，当然也有演绎法，且由于要面对对立学派的各种质疑和争辩，这些论证必然是有逻辑的，而且是逻辑上严谨的，所以凭什么说原本就有演绎逻辑基因的中国人就不能吸收、驾驭古希腊的“理”呢？
第一至四层的小结：
近现代西方承接运用古希腊科学传统而异化发展出自然科学——数理实验科学，不是返本开新式的“复兴”——一种根植的传统的不间断地继承延续并开新枝，而只是拿来主义式地“移植”，且这种“移植”只不过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和占得先手棋。
也就是说，本质上，近现代西方人（欧洲人及其后裔——殖民地大陆的欧洲移民及其后裔）与阿拉伯人、中国人都是外人，都没有古希腊的科学传统，在面向古希腊科学传统时，大家基础都差不多，都具有同等机会。打个比方，孔子以后百年，再没有人是孔子的嫡传弟子了，孟子和荀子在面向孔学时是平等的，都可以承继孔学并发展出自己的学问体系，后世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也是如此。
也即是说，西方人作为一个外人，对古希腊科学传统的承继不是“天然的”、“专利的”，其它外人在理论上也可以。
中国人在“数理”尤其是演绎逻辑体系上是有基因的，完全可以吸收并驾驭古希腊的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演绎逻辑体系；而在实验方面，恐怕不用证明了吧，中国古代在技术（姑且就按吴老师的框架，不称为科学）上的领先已经展示了这方面的基因。数理+实验，中国人都能驾驭，那凭什么认为中国人没能力搞自然科学呢？
第五层
虽然在理论上，同为外人，所有人都“能”，那为什么在事实上确实只有没文化的近代西方人才“移植”了古希腊科学传统，且直到近代（十七世纪前后）才异化衍生出自然科学的雏形（以伽利略为代表）并在其后大发展、大繁荣？
甲、马克思说“没有商业和工业，哪来的自然科学”，这个论断究竟该如何理解？
乙、海德格尔说“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技术导向的”，这个论断又究竟该如何理解？
（科学的技术性本质这一点，吴国盛老师也注意到了，并有论述，遗憾的是他没有就这个角度去深入、展开做分析）
丙、没有东方的技术传入西方，单凭从古希腊科学学来那点东西，西方能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能搞出自然科学？
西方的自然科学起步的基础，离不开东西方交流中由东方传入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各种思想（技术传入这一点吴老师也纳入其框架并论述了，但思想这一点没有，我一直在找证据材料，前些天马克龙送给习大大《论语导读》是1688年出版的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现代自然科学的核心基础之一是“以阿拉伯数字为基础的数学体系”，可以说，没有阿拉伯数字，就没有近现代数学的发展，也就没有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欧洲普遍接受并使用阿拉伯数字是直到15世纪的事。（不敢想象，如果是用古希腊古罗马的数字，数学会怎么发展，而自然科学又将如何）
丙、资本主义才是自然科学之父？
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内生的“量化”、“控制”特性；中国没有在近代发展出自然科学，主要是没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但这是另一个层面、另一个领域的大问题，权且不论。
第六层
“困而知之”才是自然科学创新尤其是原始创新的真谛，无困则无创新，所谓穷则变，变则通
所谓的科学的精神及其传承只是意识形态性的说法，我是不认同的，我认同的是“实事求是”、“困而知之”。
总结
中国人是可以领会数理逻辑的，中国人也是会科学实验的（中国人的动手能力不容置疑，自古与动手有关的技术就很发达），如此，则只要中国进入了“困”中，必将可以做出科学原始创新。
以一个比方做结尾，科学就如同一个美女，搞科学这件事如同恋爱，而科学创新如同性交后产子，你把美女当圣女，各种膜拜而不敢亲近甚至亵玩，或者搞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是不行的、不能搞大她的肚子并产子的，只有搞她才能搞大她的肚子并产子，至于这个搞，是性爱（恋爱关系的搞）还是强奸，其实不重要，也可以说，与其当这个美女是圣女，不如将她当做荡妇，上她，搞大她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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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教方家。
附：对吴老师学术成果的评论
1、其认知框架相当不错，建材性的内容也很翔实，其将博物学太高到与西方近现代数理科学平行的地位，并论证中国古代博物学之精深且将在现代继续发扬光大，以及指出西方近现代数理科学是求力的科学，博物学传统应该复兴并在人类发展中发挥出自己的地位和重要性。这些都令笔者肃然起敬。
2、虽然其认知框架构建的极为扎实并且美轮美奂，但笔者认为其认知框架的层次还不够高，注意，是说其层次或者说高明性（包容性），而这个认知框架的质量，诚然是十分精良的。
3、在其构建的认知框架之内，他的结论性观点我大致同意，但其框架内很多论证的逻辑及其所取之证据和具体表述，笔者不敢苟同。
（转自微信公众号“煅履堂薪火”，略有文字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