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上能在未来领先的自信必得在理论层面说通！袁岚峰的SELF演讲未及深入。
末那识
学以养识，以识统学。（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2019-04-30 11:03
先附上笔者在袁老师微信公号文章下的评论以及袁老师的回复：
笔者评论：
袁老师（以及主流认知框架）没有提到并解决的问题：既然科学是古希腊独创并独有的传统，中国古代并无科学（的基因），而且现代自然科学也是独有西方“继承”了古希腊的科学传统并独创出的一套知识体系，且中国仍然没有这种自然科学（的基因），那如何解释中国（当然也包括其他非西方民族、国家）在科学和技术上的赶超，更甚者，既然我们没有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因，那中国何以能在未来引领科学创新——核心是原发性创新——呢？也就是说，你越强调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因性质，你就只能证明古希腊独创了科学和西方独创了自然科学这个命题，而不能证明中国现在以极大的速度在科学和技术上追赶西方并越来越近、甚至在将来能引领原发性科学创新。所以，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认知框架来将这个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逻辑不自洽（不能自圆其说）重新调和，也就是既能解释古希腊独创的科学和西方独创了自然科学并实现了科学技术前面领先的事实，而且也能解释中国为什么在以前没有搞出自然科学但是现在在自然科学上追赶速度飞快的事实、并且在将来可以引领原发性科学创新的可能性。
袁老师回复：
我什么时候说科学需要基因了？我说的是科学不需要基因，人人都可以去发展科学！你去努力，你就可以做出贡献。你不去努力，就肯定不行。
笔者续评：
感谢袁老师的回复。我与你的最终结论是一致得，即科学无所谓基因，努力搞就有成。但我在意的是论证过程，你给出论证了吗？仅仅做事实上的列举恐怕不足吧，这落入了李约瑟的路子。反而是，你对李约瑟问题的阐述和解答——举的《几何原本》与《九章算术》的本质区别，依然只是事实层面，而未有理论层面的剖析，也就是给出这种差别的本质原因。我的揣测，你对李约瑟问题的认知应该超不脱吴国盛老师《什么是科学》的分析框架，而这个框架给我的感受就是文化之“基因”性质上的差异才导致了中国古代无科学且唯有西方在近代才能开创出自然科学。若此，则中国在发展自然科学方面就因为欠缺那个基因而具有先天缺陷，这恐怕也是广为流传的中国人欠缺科学精神和原创性思维的根本原因。而这，与你给出过的事实（中国科技飞速逼近美国）是相悖的，也与你对中国抱有的未来必能引领（或至少与西方并驾齐驱）科学原创的信心（我也有这个信心）是相悖的。所以，我同意你的结论，但不满意于你的论证——仅仅限于事实举证而未能做深层次的逻辑严谨的理论论证。
袁老师回复：
这只是一个20分钟的演讲稿，只来得及讲一个事实，即中国没有自发发展出现代科学，没时间讲这个事实的原因。至于这个事实的原因，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但我的建议是：对过去的事找原因不是重点，现在努力去发展科学才是重点。如果说有个基因决定了你现在不能成功，那是荒谬的，方向完全搞错了。
下面笔者对袁老师SELF演讲内容本身（由于时间所限，袁老师对有些问题未及展开和深入）展开讨论。
唯盼笔者的讨论能给予大家一些启发，将对于科学的讨论从低层次的鸡同鸭讲和情绪化对立中超脱出来，而进入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也盼与大致认可笔者新框架的同道一起丰富充实这个新框架。
看了袁岚峰老师在SELF的演讲“中国科学曾经落后这不丢人，关键我们要有自信能在未来领先”，感觉袁老师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考察和思考不够全面和深入（虽然他说研读了一些科学史的著作），其说法的深层仍是受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认知框架的影响。这个演讲不仅未能开我毛塞，相反，更让我想到了新的问题——更刁钻的问题。言其刁钻，其意并非故意找茬，而是学习眉山剑客陈平的风范。事实上，我对袁老师的喜爱和敬重恐怕超过绝大部分人甚至是袁老师的铁粉，因为袁老师的科普很符合我自己提出的关于“八识论妙用”和“构建自己的认知框架（炼就末那识）”的观点，故而我对袁老师有一种惺惺相惜（不敢言“识英雄重英雄”或“英雄所见略同”），这已经超越了“粉”的情感了。故而，袁老师（代表了一个主流的认知框架），请恕我单刀直入，出招了。
袁老师在演讲中提到了李约瑟问题，并指出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其实是混淆了科学与技术的差别，以科学的定义和标准看，其实中国古代无科学，所以就谈不上“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议，更谈不上什么以前领先了上千年但到后来却莫名其妙的落后了的问题。
这一点，笔者先大致同意。其实笔者在拙文
关于科学，争议的其实不是“古代有无”，而是背后的潜台词即“现代能不能”
中也早已明确：
其实吴老师这里说的中国古代没有的科学指的仅仅是现代自然科学（数理实验科学）这种科学，按这个定义其实没什么好争议的，在吴老师构建的认知框架内，这是对的，是驳不倒的。争议一般发生在吴老师的认知框架之外，变成了科学的定义之争，于是就变成了鸡同鸭讲，两派怎么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但关于科学的主流认知框架，其真正引发争议的关键问题恐怕在于——正如笔者在上文中指出的：
其实“古代有无”或许不是争议的核心，“现代能不能”在科学上建功立业尤其是引领原始创新这一潜台词才是真正的关注焦点。
如果后者的答案是肯定的“能”，那么前者的答案“有”还是“无”其实就无关痛痒了，刺不痛反对中国古代无科学之论的人的敏感神经了，或者说，“古代有无”的问题可以当成一个“纯粹学术问题”，而不涉及民族自尊、个人情感、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期望和信心了。如此则“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议自消。
而对于为什么独独古希腊创立了科学（古典意义上的，尤以毕达哥拉斯“数的宇宙观”一脉为核心，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呈现出的演绎逻辑体系为代表）以及又为什么又是独独西方创立了自然科学——数理（笛卡尔）+实验（培根）=数理实验科学（伽利略）——这两个最关键性的问题，关于科学的主流认知框架给出的解释，也正如笔者在上文提出的：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吴老师对中国古代无古希腊逻辑演绎科学及其现代继承者现代自然科学的论述其实暗示了中国在现代也搞不成现代自然科学，或者至少说，只能跟在西方后面追，而不能做原始创新，即是说，只能是西方先完成从0到1的原始创新，然后中国重复这一路径并在从1到2、3.......做到更好。
所以，袁老师对于现实的观察——以“袁岚峰：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一文为代表——和本演讲中关于李约瑟问题的阐述，顶多只能解释“能追赶”甚至“追赶的卓有成效”，在理论尤其是深层次理论层面，却不能解释或者说让国人信服于“中国在将来可以并且必将引领科学上的原始创新”。而这个问题，与袁老师在演讲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息息相关：
如果顺着这条思路往下想，你就会感到很恐慌：当初我们领先了几千年，结果还是被别人超过了。那我们现在如果经过努力，再次达到领先了，会不会又被人家超过，然后再次打得落花流水呢？
对啊，如果中国不能或甚少能——因为欠缺主流认知框架在解释古希腊独创科学和西方独创了现代自然科学中提炼出的那种具有“基因”性质的特质——在科学上原始创新，那不意味着中国只能跟在西方后面追赶吃尘吗，或者即使追上了，但西方又来一波以原始创新为核心的科学革命而把中国甩开，那中国当然就又可能“又被人家超过，然后再次打得落花流水”。
所以，即使在追赶上有“袁岚峰：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中所述的成就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中国“能”，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心里没底呢，须知，看过袁老师这篇文章或对中国当前的科技进步有所了解的人多的去了——至少在观网是如此。其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没有一个认知框架从理论层面给予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个解释既可以解释西方在近代独创了现代自然科学，又可以解释中国（当然也包括其他民族和国家）在现代和未来可以在自然科学尤其是原始科学创新上与西方并驾齐驱甚或超越之。以袁老师的演讲来看，其认知仍未超越主流认知框架（以吴国盛老师的《什么是科学》为代表），只能在事实层面起到“打气鼓劲”之效，却不能打消心里那涉及理论论证层面的卑怯和忧虑。
笔者不才，曾对此有一些突破性的想法，或许是自以为是，但至少是提出问题来了，这样就可以开辟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功底扎实的同道可以一起来丰富其论证。这些想法集中表达于拙文：
打蛇打七寸、降维打击：指出《什么是科学》中未曾考虑、也不能解释的新问题
之中。
笔者的思考所得的核心在于：
其一：承认——因为是事实——古希腊独创了科学尤其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的宇宙观”及其衍生出的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呈现出的演绎逻辑体系，及其意义和价值；
其二：近代西方对于古希腊科学体系尤其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的宇宙观”及其衍生出的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呈现出的演绎逻辑体系，并非基于“基因”、传统——连续性的代代相传——的承继，而只是拿来主义式的“移植”或说“嫁接”，并开出了新的“自然科学”之花，其之所以在开创“自然科学”上领先一步，原因之一——却非主要、关键原因——在于其“近水楼台先得月”；
其三：现代自然科学从古希腊科学中异化——指古希腊科学在整体上而言其性质并非如现代自然科学那样的，现代自然科学只不过片面性且偏向性的择取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的宇宙观”这一支脉——诞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息息相关，这可以用马克思“没有商业和工业，哪来的自然科学”这句话来概括；
其四：与事物打交道才会产生对于事物的认知，这可以用王阳明“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句话的意思来概括，自然科学这种“数理化”的方式只是认知方式之一种，这种方式与资本主义内在性的“量化、控制”要求密不可分；
其五：既然西方对古希腊科学并非基因、传统，而只是“移植”、“嫁接”，既然现在全世界都已被卷入资本主义式的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中去，那中国当然也可以“移植”、“嫁接”古希腊科学——哪怕是间接从西方现有的自然科学而来，并在与新的事物——资本主义内在性的要求不断开拓新的自然领域——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新事物在自然科学范式上的认知，也就是与西方在自然科学的原始创新上并驾齐驱甚或超越之。
笔者在第三点上做了点小示范，见拙文：
更多的工作，笔者殷殷期盼同道者加入进来。
现在说说笔者在看了袁老师的SELF演讲后，突然想到的几个其它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有些刁钻：
1、李约瑟（Joseph Needham）是英国学者，且入选英国皇家学院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本职是生化化学家，然后是兼职的科学技术史资深票友（因为科学史界似乎不大待见他，不接受认可其为科学技术史的专家），且其生卒年是1900-1995，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个人难道不知道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所谓“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吗？以李约瑟混淆了“科学与技术”而驳斥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的科学领先上千年的说法不正确，是小瞧或不了解李约瑟对于科学史的水平（纵然谈不上专家），还是小瞧了李约瑟的科学素养？换句话说，你知道的李约瑟大抵肯定也都知道，但李约瑟为啥还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并领先了上千年呢？
2、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没有走出这两步感到惊奇。人类居然作出了这些发现，才是令人惊奇的。”难道李约瑟作为大致与爱因斯坦同时代的人，不知道爱因斯坦的这句话？或者即使不知道这句话，难道不了解这句话所表达的这种意思？
3、尼采说：科学所发现的真理是预先被塞到事物中去的，塞进去的叫艺术和宗教，重新领出来的叫科学。这句话拿到只是尼采这个疯子的呓语，而没有一点点“真理的味道”？
4、海德格尔说：现代科学是技术本质的（大意）。如何理解这句话？
我的理解有二层：
其一，现代科学并非古希腊意义上的纯粹是追求一种确凿无疑的知识，而是有将其用于“量化、控制”的内在驱动，即技术本质，也就是技术化的科学，也即科学必须有用、有实用价值，这一点与马克思的“没有商业和工业哪来的自然科学”的观点相互辉映，暗暗相合；
其二，技术——无论古代和现代的技术——中必然蕴含着现代科学的影子，因为深入思考，你会发现没有科学内涵的技术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人类在没有化学之前已经懂得冶炼金属，且冶炼水平相当高，你能说古人的冶炼中没有现代化学所揭示的那些知识存在吗？不可能！只是，古代的那些化学知识不是以现代化学那种量化（数理化）的形式呈现罢了。所以，从这一层说，李约瑟称谓现在主流认定的中国古代技术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技术里必然有科学。
自以问题的方式提出笔者的关于科学的新的认知框架以来，笔者仍在不停思考、校核，以上四个问题是新想到的问题，虽说是问题，但其实也是笔者思考的成果。
还得感谢袁老师的SELF演讲，在笔者的思考中刺激了一下而催生出了这四个新问题及其思考成果。
唯盼笔者的讨论能给予大家一些启发，将对于科学的讨论从低层次的鸡同鸭讲和情绪化对立中超脱出来，而进入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也盼与大致认可笔者新框架的同道一起丰富充实这个新框架（见笔者上文给出链接的“大蛇打七寸”一文）。
余论
真正的自信来源于理论自信！而这是袁老师演讲未及展开或者说未能抓住核心关切的失误。
正因为理论层面没有说通，才会不断的有中国欠缺科学精神、原始创新乏善可陈并将其直接关联或影射到中国的文化、制度甚至是国民性等方面的所谓深层次的原因。
所以如果不能在理论或者说理路上说通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现在为什么能飞速追赶、未来又为什么能在原始创新上与西方并驾齐驱甚或超越之，则争议不会止息，真正的自信也不会确立起来。
尾注：
袁老师对于“基因”这个词认为比喻不当，也自认为搞科学不需要“基因”。恐怕很多人也有类似的看法。但主流认知框架内，解释古希腊为什么能搞出那套科学体系、中国为什么没有的原因时，其归因之处难道不恰恰就是“文化”中的那些“基因”性质层面的东西（权且以“文化基因”称之）吗？解释为什么又独独只有近代西方搞出自然科学而中国错失的原因时不又是归因于这些“文化基因”吗？
即使“基因”这个词不是十分精当，但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词来“统称”，不信你试试！
（转自微信公众号“煅履堂薪火”，略有改动和增加内容）
附上笔者二战西方朔的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