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扩大消费”谈经济模式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变革的历史洪流

“扩大消费”现在是个特别热门的话题。它连带着将“通缩”问题、债务问题以及货币供给等问题都变成敏感尖锐的社会话题。本文想说说我对这些经济问题的思考,以及它们背后经济模式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演变的逻辑,进而阐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和历史洪流。本文内容不针对具体国家。

 在市场经济中,扩大消费常用两个手段:

一是增加人们的收入,使其扩大消费。

二是“逆势”增加货币供给,制造货币贬值的“恐慌”和资产涨价的“诱惑”,来促使人们消费和投资。 

这两种手段在特定经济阶段的效果都不太好。这个特定阶段就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走向存量阶段的时期。 

从实际情况看,此时虽然还有GDP增长,但是经济数据常有互相矛盾的地方,让人产生疑惑。比如,货币供给的增速大于GDP增速,消费越来越低迷,债务暴雷的讯息频传,失业数据增长,股市遇冷,楼市销售、空置、烂尾的情况令人担忧,新闻里对低效甚至无效投资的报道增多,一些主要的生产数据统计结果低于荣枯线……这些都让人们对GDP增速是否货真价实产生怀疑。对普通人来说,实际上很难知道经济运行的真实数据。各国政府也大都希望在自己的治理下,经济数据是增长的。所以,经济数据是否失真,是否“注水”,需要人们自己去判断。

如果判断正确,经济增速确实已经见顶并回落,在走向存量阶段了,那么“扩大消费”和“市场经济模式”就会成为一对矛盾。前述两种扩大消费的手段会失能和失效,甚至起反作用。

因为,扩大消费是要有新增财富的,需要消费的主力军——普通人(主要是劳动者)的财富不断增加。他们的财富增加了,才能去交换更多的商品,带动产能扩张,提升就业,推动经济发展。可是在增速下滑,经济走向存量阶段的时期里,新增财富是在不断减少的。

虽然经济在整体上还有利润,财富数量还在增加,但是由于利润不断缩小,市场竞争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会想方设法扩大利润规模,或至少维持原有的利润规模。这就让它们倾向增加投资,招兵买马,扩大生产规模和科研投入。 

只是,经济增速见顶回落往往与科技创新总体放缓有关。这会让投资在此时很快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且情况会愈发严重。资方投资越大,成本就越高,利润回报就越低,而风险却更加令人担忧。最后,资方不得已又开始减少生产性投资,减少科研投资,转而增加“销售性投资”,希望通过扩张消费带来更多利润。

由此,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速回落,甚至负增长。科研人员,有高等学历或从事教育的人员会有就业困难,待遇降低,甚至失业的问题。他们被迫转向低学历就业场景,比如送外卖,进街道办,当高级保姆等。而第三产业里有助于消费的各种行业,比如广告、宣发等传媒公司,网络和金融销售平台等,会逐渐兴旺。消费主义文化大行其道,以致于负债消费和债务经济红火展开。

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资方获取利润的方向从科研创新加劳动生产这个财富出现的根本源头,转向了对人们储蓄财富的争夺。通过增加劳动者财富的方式来扩大消费的做法逐渐式微。“洗脑式消费”和“洗脑式投资”取而代之,成为资方谋利和经济发展的努力方向。各种欺骗伎俩,甚至诈骗行为开始爆发式出现。

以上这些情况就是经济增速放缓后,市场经济的竞争特性压迫资方继续追逐利润的结果。法律在这个时候的威慑力都会减弱,因为立法者、审判者、执法者甚至掌权者在此时都比以往更频繁地遭遇资方的拉拢和腐蚀。

资方在竞争的重压下,面对利润减少的趋势,必然认同“利润不能从新增财富中来,就要从劳动者的储蓄财富中来”的观点。所以,扩大劳动者的财富促其消费在此时是做不到的。资方要做的,也只能去做的,就是同劳动者进行“零和博弈”,拿走他们的储蓄财富,或者白占有他们的劳动,形成自己的利润。

此时,劳动者的财富若增加,就意味着资方的利润规模在减小,甚至亏损。竞争压力将更大,让资方很难受,这是资方不能接受的。所以,这时候虽然还有新增财富,但是由于经济增速是下滑的,因此资方已经不能接受劳动者的财富增加了,而是必须减少劳动者的财富才能获取利润,维持竞争力。这就是市场经济模式的灵魂底线——谋取利润,迫使资本在这一特定时期必须采取的行动。

于是,资本势力开始对普通人进行“洗脑式消费”和“洗脑式投资”的灌输,勠力同心,务必要让劳动者的财富“明增暗减”。 

“明增”就是让人们的货币收入增加,造成财富增加的假象,用货币贬值和资产涨价去恐吓,刺激,诱惑人们消费和投资,甚至不惜负债消费,加杠杆投资。

“暗减”就是把人们蒙在鼓里,对“财富收入”小于“财富流出”的情况麻痹大意,反应迟钝,甚至懵懂无知

实现“明增暗减”的手段就是前面说的第二种扩大消费的方法——“逆势增加货币供给”。 

所谓“逆势增加货币供给”就是,经济增速不断下降,而货币供给却扩大。甚至不惜制造虚假的经济数据,给GDP增速注水,为增发货币找理由,做铺垫。

这种做法在初期确实起到了增加流动性,活跃市场,扩大消费的作用。但是,这种“繁荣”是一种假象。

因为,印钱是印不出真实财富的。货币逆势增加,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整体放缓的时期,是不可能带来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的。它只能导致通货膨胀和价格普涨的局面。这就形成了反智的“洗脑”氛围,为“恐吓式消费”和“诱惑式投资”准备了条件。 

人们陶醉于货币数量增加带来的财富上涨假象,欣喜于“泡沫”堆积起的欢愉,对经济“脱实向虚”懵然无知或不愿理睬。整个社会在货币洪水的冲击下进入醉酒状态,对财富转向“资本化”,脱离实体经济,以致造成生产萎缩,真实财富减少的情况反应迟钝,感受失灵。这种畸形的消费热潮和金融热浪很快产生了反作用。

这种“反作用”来自于逆势增加货币供给导致的“竭泽而渔”和“寅吃卯粮”。

货币逆势增加后,必然让社会上原有的货币全部贬值。贬值部分被转移到新增货币中,经由政府投资等形式进入市场,开展经济活动,进行再分配。这实际上就是用货币增发导致的贬值把人们的储蓄财富“强行”掏出来,投入市场,让市场上的财富增加,形成经济繁荣和消费热潮。

这种制造“繁荣”的手段因为没有真正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所以是虚假的。在此情形下,拿走储蓄去消费,去超前消费,负债消费,负债投资……也是不可持续的,是“竭泽而渔和寅吃卯粮”的。此时增加货币,实际只发挥了“增加流动性”,加快经济循环的作用,而不是促进经济发展,提升财富总量的作用。经济循环加快在此时的表现就是货币贬值带来的“恐吓式消费”,以及资产涨价形成的“诱惑式投资”。

由于在市场经济中,资方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并由此掌握“商品定价权”和“劳动力定价权”,所以这“三权”使得“资本”成为经济核心,让“资方优先获利”成为分配规则。 

在此前提下,逆势增加货币供给,掏出人们的储蓄财富,投入市场进行再分配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重要现象:

即,货币贬值时无差别拿走了所有人的储蓄财富,但是在分配这些财富时,是资方优先获利的。 

更有甚者,市场经济还会有一些限制,让普通人无法像资方那样便利地投资土地、矿产、能源、贵金属等资产。普通人即使要投资,也常常需要依赖资本平台,如基金公司、股票公司、保险公司等。这让普通人不容易躲开资本的盘剥,或多或少都要遭遇分配不公。他们想像资方那样获得资本性收入是阻碍重重的。

因此,市场经济表面上是资方和资方的竞争,但是由于资方握有“三权”,所以竞争中失利的资方能够通过一系列手段转嫁损失。这些手段不仅有前述的投资限制,将普通人驱赶入资本设定的领域接受分配不公,甚至被“割韭菜”,还包括降低劳保和福利,加班不加薪,减薪不减工作量,直至裁员等手段。通过这些“内卷”的手段,再加上“996福报论”等洗脑说辞,竞争失利的资方就把损失尽量转移给了劳动者。这使得资方的财富规模和资本规模都尽可能地得到了维持。于是,走向存量阶段的过程中,资方与资方的竞争,在总体上看,就越来越成了资方和劳动者的“零和博弈”。

资方发善心的情况也有,但不会成为主流。市场经济不可能在走向存量阶段的过程中,在利润不断减少的过程中,以资方无利润甚至亏损为代价去保证劳动者公平地获得财富。这是市场经济“以谋利为首要目标”所不允许的。

所以,逆势增加的货币在恐吓式消费和诱惑式投资中,携带人们的储蓄财富进入市场后,资方做了两件事。 

一是,动用“商品定价权”,让商品价格普涨,且涨价幅度会大于货币增加幅度。

二是,动用“劳动力定价权”,降低劳动力价格,降低人力成本。即前述的降劳保,降福利,加班,减薪,直至裁员引起失业人口快速增加等。

通过这两个方法,逆势增加的新货币于市场再分配中,实现了资方的优先获利。无论是涨工资,发消费券,还是直接给老百姓发钱,最后的结果都一样,都是资方在货币洪水中受益,财富增加,而普通人的财富减少。 

资方不是用商品定价权,就是用劳动力定价权,总之他有各种办法消解劳动者货币收入增加给资本盈利带来的威胁,事实上拿走老百姓的财富,而且还能让他们负债,背几十年的贷款,把将来才有的财富在贷款时就一次性拿走。这完美实现了让老百姓的财富“明增暗减”的目标。

资方绝不肯接受“直接发物资”给老百姓,去解决过剩产能,促进消费,恢复经济循环的办法。他们一定要把物资(即真实财富)装进“货币口袋”里,变成商品,借助“逆势增加货币供给”的手段来完成刺激消费,扩大循环的目标。这是因为,直接发物资给老百姓等于变更了财富分配规则,这会让资方亏损,所以资方不会接受。但是,如果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方法来刺激消费,则能在消化产能的同时把货币注入市场,确保分配规则不改变。而分配规则不改变,通过印钱来提高流动性,加速经济循环,就会使原有分配规则的效率被放大,让社会财富更快地流向资方,实现其利润。 

于是,逆势增加货币供给,特别是直接给老百姓发钱,让他们去消费,这一进一出,实际是“进少出多”的。因为,几乎所有商品都涨价了,而劳动力价格却降低了。即便从货币形式观察,它们有可能都是上涨的,但是商品涨价的幅度远大于劳动力价格(工资)上涨的幅度,这实际是降低了工资收入的购买力,等于减少了劳动者的财富,或者通过不断延长的加班白占了他们更多的劳动付出。这一明一暗,双管齐下,就把老百姓算计得死死的,还让他们晕头转向。老百姓吃了亏还不知不觉,还要感谢货币增发,要求继续增发。这实在令人唏嘘。 

可是,普通人的实际生活感受不会说谎,财富减少带来的后果不会有丝毫偏差。资方通过“直接剥削”(劳动剥削)和“间接剥削”(货币金融剥削)让老百姓要么被动,要么“主动”地交出了财富。通过“三权”,资方完美地实现了利润。而普通人却被骗的五迷三道,吃了亏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资方的这一系列操作可谓十分“聪明”,非常有“智慧”。

但是,情况真的如他们所愿了吗? 

事实显然是否定的。 

在货币逆势增加的刺激下,普通人被蒙蔽,诱骗和胁迫,进行了过度消费,负债消费,加杠杆投资……而经济的实际情况是,增速不断下滑,新增财富越来越少,利润越来越小。这造成人们在消费后,没有足够的新财富来补充储蓄;在负债投资后,新增收入也填不上利息窟窿。普通人的货币收入增速越来越赶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越来越躲不开金融镰刀的收割。于是,“明增暗减”就导致了与其初衷相反的效果。人们开始减少消费,甚至恋爱和婚育都被压抑。整个市场变得越来越冷清,出现了萧条和衰退的趋势。

这就是经济走向存量阶段后,让劳动者财富减少的恶果。整个消费会减少,让市场变小,让产能过剩,让资方减薪裁员。而减薪裁员又造成劳动者财富更少,消费更少,让产能更过剩,迫使资方扩大减薪裁员。于是,恶性循环开始了。经济循环不断在资方的逐利中遭到损害,最后引爆经济危机。

为了防止这一情形的发生,至少尽量推后它,资方原本应该调整分配,返还财富,去修复劳动者的消费力。但是,由于有竞争的压迫,资方不可能调整财富分配,不可能回馈劳动者去增加其消费力。他们想做的只能是不断压迫政府逆势增加货币供给。政府考虑到生产资料所有权在资方手里,企业经营靠他们,就业也靠他们,所以也不得不一再通过降息,降准,降税,发债,发钱,发消费券,甚至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来不断向社会上“撒钱”。慢慢地,这些钱流入市场后,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引起价格普涨,而是反过来引发了“通缩”,即“假通缩”。

之所以说是“假通缩”,是因为它是“通胀引发的通缩”。货币灌水逐渐掏空了普通人的财富,使他们丧失消费力。人们面对持续推进的货币“灌水”,面对越来越不真实的财富增加和越来越真实的生活高压,逐渐明白过来,懂得了一点真相。他们不再如往常那样热衷于消费和投资,而是转向储蓄,并且是“超额储蓄”。人们要努力恢复财富储蓄量,以备某个不祥时刻到来后,手头还有救急的能力。于是,消费加速萎靡。大量非必需品出现销售困难的情况,逼迫这些商品的价格不涨反跌,形成“假通缩”,让生产企业叫苦不迭。

至此,“资产阶级”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它们从制造“资方与劳动者的贫富分化”开始,到现在出现了反噬大量中小资本家的情形,让许多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关停倒闭。失业人口暴涨,大量中小资本家破产,资产被法拍,甚至成为“老赖”。逆势增加货币供给,在走向存量阶段的过程中不公平地剥夺劳动者的财富,开始大规模反噬资产阶级。 

伴随而来的是,人口、财富、资源和资本的“剧烈收缩现象”。内地向沿海聚集,乡村向城市聚集,外围向核心聚集……

因为在利润减少的过程中,只有通过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资源密度,带动人口聚集,迫使财富聚集,形成争抢局面,才能更好地掏出人们口袋里的储蓄财富,形成资方的利润。 

于是,地主或握有地权的官员,房地产商及中介机构,金融企业或打着科技旗号的金融企业……在此时成了搅动财富旋涡的主力,造就了足以呼风唤雨的豪商巨贾和触目惊心的腐败官员。 

全社会的财富开始向少数人、少数地区、少数行业聚集,价格普涨的力度降低,少数地区和少数商品的价格变动趋势开始鹤立鸡群。这形成了高消费热,低消费冷,社会割裂加剧,地域分化严重,整体消费降级,社会情绪恶化的局面。年轻人开始逐渐躺平,不婚不育,消费降级……更有甚者,不得不开始啃老,模仿老年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 

中产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快速消失。社会呈现沙漏形态,且上端极小,下端快速变大。中小资本家要么奴颜婢膝,向大资本和权贵出卖灵魂,言行“娼妓化”,要么被无情吞噬后一脚踢开,负债累累,活得还不如劳动者。整个社会在财富的单边聚集中,道德水准大幅下滑,开始笑贫不笑娼。人性的“物化”趋势极其明显。

此时,大资本家及其背后的权贵在不断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在财富“浓缩”的过程中,用贫富差距的扩大分裂了社会,也撕裂了他们自己的阶级,逼得中小资本家怨声载道,最后不得不投奔劳动者阵营,转为支持改革甚至革命。 

整个资本集团和权贵集团不断减少自己人的数量,增加对立面的人数。慢慢地,他们在获利的同时就将自己从人民中分离出来,从历史主流中分离出来,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也就是“财富生产”的对立面和历史发展的对立面。终于,他们处在了历史车轮将要碾过的路径上。

回顾整个过程,资本的贪婪,狡猾,竭泽而渔,寅吃卯粮……后来都变成了饮鸩止渴,自欺欺人,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聪明反被聪明误……

所有这一切就集中体现在——“存量阶段和市场经济的矛盾”中。 

它们表现为“死不悔改”,要用加深危机的程度去赌博,换取危机爆发时间的推后。 

太多人认为经济运行是理所当然要有剧烈起伏的。他们认为这种现象无法避免,也无法解决。

很少有人追问:

为什么存量阶段保不住存量财富,出现经济下滑? 

为什么一边有大量失业,一边又有许多企业招不到工人? 

为什么一边有生活需求没有满足,一边却是产能过剩,商品缺乏销路? 

为什么失业与开工,生活需求与产能释放之间,就是不能对接起来,匹配起来? 

经济从增量阶段进入存量阶段后,不是应该依靠存量财富保证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降低,经济不发生危机吗? 

为什么在科学技术未倒退,自然资源也可以供给,生产能力没理由下滑的情况下,经济反而衰退了,自毁了? 

为什么市场经济出现了与其标榜的、自豪的“当人人都在追逐自身利益的时候,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相反的情况呢? 

增量阶段和存量阶段的交替,难道不应该是上升期与平台期交替的“阶梯式上升”吗?不应该是没有下降阶段的吗? 

为什么出现了自毁式的下降阶段?是什么导致了经济的剧烈起伏,剧烈下滑? 

思来想去,人们会发现这些问题都与“利润”有关。 

“利润”是市场经济的第一目标。不管经济有没有利润,市场经济都追逐利润。不管利润是多是少,市场经济都用竞争压迫人们最大化地追逐利润。 

于是,生产资料不再仅仅是为了财富而开动。实际上,它主要是为“利润”而开动的。若没有利润,生产资料就会大量停工停产,然后用供应不足来逼迫消费者拿出更多财富做交换,强制获取利润。这就让“谋取利润”成了一种破坏生产力的行为,使“谋取利润”和“生产财富”成了一对矛盾。这就是“私利和公利”的冲突。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把“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变成要挟获利的“武器”,而不是维持社会平稳运行的支柱。 

想让资方让利是可以的,但结果不能是没利润,更不能是亏损。所以,市场经济里的“让利”行为多是短期的,策略性的,是“以退为进”的。在经济增速见顶回落,走向存量阶段后,让利愈发不可能了。宁可关闭企业也不让利,成了越来越多企业主的选择。因为让利之后若不能盈利,那么让利就是亏损,不如关门歇业。 

而所谓“出清落后产能,然后盈利”的希望,最终也会破灭。这是因为在走向存量阶段的时期,出清产能就意味着失业增加且无法恢复。这和增量阶段出清落后产能完全不同。随着失业的增多,消费的低迷会不断扩大,不可能带来整体性的盈利局面。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所有行业都会遭遇经济寒冬。只有极少数还有像样的科技创新的企业能够幸免。只是,他们的幸免也会随着经济整体的不断滑落而难以一枝独秀。最后,绝大部分企业都不会幸免。 

此时,真正愿意让利,回报劳动者,用自己财富的大量减少去承担社会责任,恢复经济循环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也有,但不会是主流。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的。 

这个本质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化、私有化、竞争化”。 

“资本化”就是生产资料的运行必须以“谋利”为首要目标。 

“私有化”就是为私人财富的增加而生产。 

“竞争化”是资本化和私有化的必然结果。 

这种经济本质在走向存量阶段的过程中,会使社会“物化”,逐渐失去人性。它驱使人们只顾眼前利益和私人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这导致了两个不良趋势: 

一是,在金融业不发达的地方,市场经济会对残酷剥削产生“毒瘾”。在金融业发达的地方,会对逆势增加货币供给产生“赌瘾”。它们都形成路径依赖,不好好创新和生产,不进行公平的分配,而是为了私利,为了在竞争中获得安全感,一门心思只想掏出劳动者的储蓄财富,扩大剥削。 

二是,即使资本知道这样下去会洪水滔天,油尽灯枯,他们也无法担起社会责任,阻止事态恶化。因为“私有加竞争”的经济模式在资本的趋利中,必定要把责任推给别人,把利益留给自己。绝大部分资方都不愿意承担“降低自己的利润以便扩大劳动者消费力”的社会责任,去维持对所有企业都很重要的经济循环。于是,在“三权”的帮助下,经济增速下滑的正常事件就在资本的逐利和竞争中被变成了危害性事件,以至于让经济自毁。 

因此,要解决“存量阶段与市场经济相矛盾”带来的损害,就不能不从“利润”这个角度切入去想办法,最后深入到“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领域去找答案。原因是: 

“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恰恰是利润能够被“封神”的原因。 

对利润的追求出于“本能”,但是像市场经济,像私有制经济那样将利润“封神”,则是反智的,容易适得其反。因为在实际的生产中,“利润”的产生不是一贯的,不是稳定扩大的,而是时有时无的,是起伏的。 

因此,不对生产资料所有权进行变革,资本、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就会对利润产生病态的追求欲望,并且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改正,以致造成经济自毁,引起经济危机。 

只要经济运行在增量阶段和存量阶段之间做周期变化,且存量阶段足够长,长到老百姓的财富持续减少,少至仅能保命的程度也没有等来增量阶段的出现,那么,资本对利润的病态追求就会突破老百姓的生活底线,去进行恶劣地侵占,从而把“周期变化”搞成“周期性经济危机”。 

这就是在现实中,即使科技实力,资源供给和生产能力都足以养活所有人,足以让“存量财富”保护整个社会不发生危机,市场经济也一定会,或者说“一定要”制造出危机来,绝不会躲开的原因。“逐利”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以及市场经济的痼疾,是它们的“基因缺陷”。

在经济进入利润减少的趋势后,资方对利润的追逐最后一定会侵害劳动者的利益,使劳动回报少于劳动付出。少掉的这部分就被资方拿走成为其利润。 

而正是这部分财富的缺失,使得劳动群体的收入不足以消费完他们生产的商品,结果造成了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又迫使资方减薪裁员,继而引起了一系列恶果,把经济毁掉了。 

资方拿走这部分关键财富的方法就是前述的“直接剥削”(劳动剥削)和“间接剥削”(货币金融剥削)。 

所以,要解决市场经济的危机就必须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而改变经济运行对利润的病态痴迷。这种改变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历史规律所要求的。因为历史发展不接受经济的持续下滑,不接受因此毁掉生活,毁掉人类。于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诞生了。 

可以说,正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也即私有制模式的自毁行为,最终推动了经济与社会,乃至历史运行的“非资本化,非利润化,非私有化,非竞争化”改革。 

这个改变的历史过程,最初只是进行财富分配的调整,劫富济贫,开仓放粮。但是在一次次王朝周期循环后,在一次次经济周期循环后,最终无可避免地转为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变“私有”为“公有”,变“市场竞争”为“计划生产”。 

这很好地解决了因为争夺私人利润而导致的经济自毁,让存量阶段能够保住存量财富。于是,经济自毁没有了,经济危机解决了。历史上,在存量阶段,在利润不断减少的阶段,反复发生的社会大动荡和历史大悲剧也可以避免了。 

这就是先贤们说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其实是私有制)反复发生的危机,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诞生做了铺垫和准备。它们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接生婆”。 

人类在一次次走向存量阶段的痛苦中摸索出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天道”的表现,也是客观规律运行的结果。只有财富被公平分配,在存量阶段恰当地使之回归劳动者的怀抱,让劳动回报和劳动付出对等,“劳动力再生产”才能完成,经济循环才能维持,生产才能原样继续,经济也才能平稳运行。 

但是,让社会主义者们没有想到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没有先贤们说的那么好。它同样给经济造成了严重问题。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长期的经济低迷。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且难以改善。这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腐败的产生。腐败又刺激了集权专制的产生。最后,一些社会主义的掌权者也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被人民所抛弃,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 

究其原因,其实仍然与分配错误,不公平、不公正有关。 

经济在存量阶段里,财富主要是劳动者生产的。所以必须保证他们得到公平的回报,否则经济就会在一轮轮经济循环中,因为不断伤及劳动力再生产而最终垮掉。 

但是,经济并不会一直在存量阶段。当科技创新重新活跃起来,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又会整体进入增量阶段,出现大量新增财富。 

在增量阶段里,对经济发展和财富生产贡献最大的群体发生了变化。他们已经不再是劳动者,而是创新者了。这个变化极其深刻地影响了经济运行。 

此时,如果像传统社会主义那样“不允许剥削”,把创新活动置于“劳动范畴”中来理解,来看待,来进行分配,结果就是创新不足,创新者的积极性被抑制。 

不允许剥削,不允许私人追求利润,继续压制经济活动中追求利润的欲望,此时就从正确变成了错误,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短板,变成了违背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历史规律的行为。公有制计划经济由此和私有制市场经济犯了同样的错误——僵化死板。 

不能与时俱进,深刻地反映在财富分配不能跟上经济阶段的变化,也就是不能跟上财富生产主力军的变化上。 

“不允许任何剥削”和“允许一切剥削”都是违背公平原则的,都是不公正,不科学,不合理的。 

由于创新必定是少数人先发明,先掌握的,所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必然不如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决策速度快”。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其决策过程要征求很多人的意见,决策过程时间长。有时候这被看做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私有制企业虽然决策快,但是如果决策失误,损失也会很大。但是,在科技创新总体进入活跃状态的时期,做出错误决策的情况相较于存量阶段已经大大降低了。此时,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决策过程相比于私有制市场经济来说,虽然稳,但是慢。这在竞争中,在抢占市场先机中,是明显吃亏的。所以,只要科技创新重新活跃,经济有进入增量阶段的可能,那么公有制计划经济就不如私有制市场经济发展得好,不如它更有利于经济进步。 

由此,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在“不允许合理剥削(不允许创新者进行剥削)”的过程中,在“非私有”所导致的责任心差,盈利欲望不强中,既没有做好分配,也没有培养好创新力。最后,在长期的分配不公中,在缺乏激情的氛围里,输掉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普遍的、长期的低水平生活逐渐失去吸引力,被允许剥削,并通过剥削激励创新的资本主义国家抓住机会,一举击溃。 

计划生产,计划分配,甚至“吃大锅饭”,虽然调整了生产资料所有权,采取了不以利润为首要目标的分配方式,解决了资本主义的“产能过剩型危机”,但是却没有克服社会主义的“产能不足型危机”。 

历史运行再次用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强调了“公平”的重要性,强调了“财富不能远离它的主要贡献者”的强大意志。 

只要经济阶段发生了变化,就意味着财富的主要贡献者发生了变化。此时,分配制度就要跟着变化,生产资料所有权就要跟着变化,也就是经济模式就要跟着变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这种在增量阶段和存量阶段之间进行的周期性经济变化,在利润增多和利润减少之间的变化,在“以创新者为核心的分配”与“以劳动者为核心的分配”之间的变化,在允许剥削和不允许剥削之间的变化,在私有制市场经济和公有制计划经济之间的变化,在自由和集权之间的变化……最终点明了历史发展的深刻规律和要求——实事求是,灵活包容。 

 

经济运行随创新的变化,时而新增财富多,时而新增财富少,由此出现增量阶段和存量阶段。它们有规律地交替运行和周期变化。 

这种变化以利润的增减趋势为标志,指示出了不同生产者群体的贡献变化,并要求分配规则跟上这个变化。 

而分配规则的变化,不可能不涉及财富的生产要素,即不可能不涉及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变化,不可能不涉及是否允许剥削的问题。 

最终,在分配规则,在是否允许剥削,在生产资料所有权等问题上的变化,促成了经济模式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人类在失败中,在变化中,不得不从新思考客观规律,并向其低头,选择遵守。 

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双双失败,将人类的思考推向了主动改变,主动适应经济阶段的变化,主动调整分配制度,主动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方向。最终不得不,也是必须走向——实事求是,灵活包容。 

“实事求是”就是不要作假,不要虚构经济数据,要真实反应经济阶段的状况,为采取相应措施打好基础。根据利润的有无和多寡,采取不同的经济模式和分配规则。这样才能避免“私有制式的”和“公有制式的”经济自毁。 

“灵活包容”就是不要以一种传统的经济模式为主长期不变,不要以一种传统的分配规则为主长期不变。要跟随经济阶段的变化而变化。为此,要有把各方兼容起来,协调运行,交替主导的能力。 

“实事求是,灵活包容”必然要求以“公有制”为基础,去兼容和承载私营经济,而不是相反,不是要以私有制为基础去运行经济。 

因为,让公有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用股份化手段比较容易实现。而从私有制市场经济往公有制计划经济转变时,“私有制”对这种变化的阻力会非常大,导致制度失去灵活性、包容性,也就是失去实事求是的能力。 

所以,从上面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史以来最具潜力的人类制度。 

他的历史使命就是建立和完善这种包容性和灵活性,不断强化实事求是的能力和智慧,并始终把“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作为基础和底色。 

人类历史的发展洪流,与其说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不如说是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从“分裂对抗、僵化死板”向“实事求是,灵活包容”的演进。生产力的发展与制度的灵活性、包容性,以及实事求是的能力是休戚相关的。

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要把公有和私有,计划和市场,集权专制和自由民主……从分裂对抗变为协调互助。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种文明,他是否能够更长久地良好运行,就看他能否顺应潮流,及时变化,做到实事求是,灵活包容。 

公有制计划经济要有给市场经济让路的准备。市场经济也要有给公有制计划经济让路的准备。将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集权和自由对立起来,搞非此即彼的二选一,动摇公有制基础,让其中一种经济模式始终主导经济运行,都是错误的,也是不行的。 

 

有些人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虽然增速放缓,走向存量阶段,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距离发达水平还有很远,因此不应该把他们看做是走向存量阶段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虽然近期也遭遇问题,但是正确的解决办法不是强化政府管理,而是恰恰相反,应该进一步放松管理,进一步加大市场化改革,铲除政府管理中的种种积弊,让“国退民进”来改变经济的颓势。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小对大错”的。因为它没有认真思考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的影响。 

在全球化之前,各国经济彼此分离,经济周期是非常不同步的。但是,到了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今天,世界经济的节奏已经越来越同步了。对于深度嵌入世界经济中的国家来说,尤其对制造业大国来说,全球经济的节奏必然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甚至可以说约束着他的经济运行。并不是说,他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运行阶段”就与发达国家,与全球经济节奏无关,就一直是增量阶段。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当然,铲除政府管理中的积弊无论在何时都是正确的、重要的。但是,在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的时候,在走向存量阶段的时期,是否要“国退民进”,我认为需要极其谨慎的观察。因为民营经济是“逐利”的,而当下的经济趋势在全球多数国家都是利润萎缩的。此时鼓吹“国退民进”需要好好反思。 

国家的财富实际上来源于人民。在存量阶段主要由劳动者生产。“国退”如果是积弊被纠正,腐败被革除,那么让利给市场,给民营经济还好说。如果“国退”的结果是公有制经济的让利,那就是劳动者让利给资本和权贵。这会导致劳动者的利益被进一步侵害,其效果必定是适得其反的。 

特别要注意的是用“逆势增加货币供给”的办法来刺激经济。那不是在保卫经济,保卫人民的财富不降价,而是在保卫资本的利益,保卫资本的利润。这将导致零和博弈,对老百姓不好,对私营企业也不好,最终对大多数人都不好。 

当下这个经济阶段该做的,还是要想方设法恢复公平分配,至少在宏观上保证分配的偏差要在经济和生产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也就是让劳动力再生产可以原样完成,不能下滑。 

在GDP增速下滑,但是还有增速的时候,在创新整体放缓,但是也还有一些创新的时候,不要搞纯粹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也不要搞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要根据新增财富的实际情况,调整公有和私有的比例,以及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的比例。 

如果继续采取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模式,经济是不断下滑,而且是加速下滑的趋势,那么就应该考虑对分配制度进行调整,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济模式进行调整。

当然,这不是要搞一刀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精细化管理,“在保证社会主义控制力的前提下”,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进行灵活多样地调整。 

可以让创新力还比较充足的企业继续保持私营属性,继续市场化运作,但是对创新不足的企业,尤其是那些虚头巴脑顶着创新的名头搞垄断经营,搞资本收割的私营企业,要逐渐公有化、国有化,或者进行大比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同时,在进行这些改革的时候,要为将来的再次私有化做好研究和安排,以适应经济阶段的周期性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经牢牢地将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大国和资源大国拴在了一条船上。想要发展经济,甚至想要保持现有水平,都不可能离开这条船,不可能摧毁这条船。 

但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核心建立的世界秩序,在经济走向存量阶段的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缺陷,是不可能不毁掉这条船。这种毁坏在经济上就是坚持维护错误的、不公平的分配规则。这在政治上和文化意识形态上就必然导致左派力量的崛起。于是,为了对付左翼力量,资产阶级采用了两种邪恶手段。 

第一种邪恶手段是,高举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大旗,转移矛盾,把阶级矛盾挑拨转化为非阶级的矛盾,如国家矛盾、民族矛盾、种族矛盾等。其目的是掩盖“劳动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分化瓦解劳动阶级的团结。这样,资产阶级就可以浑水摸鱼,蒙混过关,还能从中渔利。结果是,矛盾双方中的三个群体亏损,一个群体盈利。这个盈利的群体就是胜利一方的资产阶级。三个亏损的群体就是,失败一方的资产阶级和劳动者,以及胜利一方的劳动者。这三个群体不仅会失去财富,还会失去生命。而原本在存量阶段里,存量财富是足以保证大家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不发生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国际冲突的。 

第二种邪恶手段同样是要掩盖劳动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分化瓦解劳动者群体。只是,此时的资产阶级所高举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 的大旗。他们试图通过“白左”,通过“极端自由化”,甚至“变态自由化”来拉拢支持者,用“自由”的美名去迷惑和误导劳动大众,给他们洗脑,把他们带入歧途,将他们的斗争目标从“资产阶级”变为“一切想把劳动者捏合起来与西方抗争的政治力量”。 

西方资产阶级之所以一边搞霸权,一边还敢提“自由民主”,就是因为它们掌握高科技,继而拥有军事优势。它们只要维持住“科技优势”,就能用繁荣的假象来给“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贴金,并以此迷惑人类,分化劳动群体,树立“西方核心”的形象。而反西方,尤其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则由于不能解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思想而力量涣散,致使劳动群体发生分裂与纷争,发展中国家之间不能团结。这就让西方资本主义虽然是少数,却能凭借科技优势和军事优势变得不容易战胜了。历史发展进程被卡在“解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问题上,迟迟不能完成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 

事实上,“自由民主”对于西方来说,一直是个涂满污秽的“牌坊”。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的、悠闲的、民主化的生活总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痛苦,不自由和经济失败相联系,与极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捆绑在一起。西方频频动用封锁手段,挥舞制裁大棒,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保卫的并不是“自由和民主”,而是以西方资产阶级为核心的秩序,“以资本优先获利”为原则的分配制度。只要分配制度被撼动,就能立刻检验出西方是不是真的尊重民主,捍卫自由,是不是真的接受从历史规律中生长出来的人民意志,特别是在走向存量阶段的时期。 

“自由”在客观规律中本来就是“二等公民”。自然进化的理论是资本主义也接受的,他们甚至还发明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就意味着万事万物有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的区别。不管先进和正确的标准是什么,资本主义都承认它们是存在的。所以,只要认可“进化论”,就不可能愿意给落后和错误以“自由”。因为它们会占用资源并低效甚至错误地使用资源。这就是为什么以“逐利”为首要目标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认真建设“自由”,不可能以“自由”为价值观先决条件的原因。 

“自由”对资本主义来说就是个面具,是障眼法。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皇权和宗教特权的斗争中被临时借用来发动群众的。一旦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开始统治社会了,资产阶级就觉得“自由”碍事了。但是又不好公开自食其言,自我打脸,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对内以资产阶级的经济模式,也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资方优先获利”的分配规则为底线,一定程度地施行民主治理,并继续标榜自由来维护脸面。但是,在对外行动上,在对待非西方国家方面,则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并不会把民主治理和自由权利当回事。这样,贪婪地“逐利”和美好的“自由”,就都被西方资产阶级据为己有了。一个用来装饰门面,一个躲在暗处疯狂吸血。 

实际上,无论资本主义怎么说,也无论其他主义怎么说,历史规律都会要求所有人把“正确”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自由”放在第一位。“正确的方法”出现在人民群众中时,自由民主就是对的。但是,如果“正确的方法”不是在人民群众中出现,而是在统治者手里出现,在领袖手里出现时,集权专制又是对的。 

因此,那些高举自由大旗,声称自由高于一切的人,要么做不到,要么说假话,要么被历史剔除。当他们畅谈自由却遭遇反对的时候,当他们说要捍卫别人言论自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打算捍卫别人的“行动自由”,也不可能捍卫反对者的“行动自由”。因为他们觉得对方错了。 

“进化规律”就不可能给错误的、落后的事物以自由的。不管正确的标准是什么,也不管先进的标准是什么,只要有标准,就不可能给错误和落后以自由,这对任何力量来说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要求和客观现实。 

所谓自由,不过是一个自我证明的机会。任何力量都需要证明自己的先进与正确。否则就要离开主流,被挤到边缘。如果落后很多,错误也很多,则会被推入犄角旮旯,甚至直接驱逐出历史。这就是我多次说过的,历史是一部“方法史”。与其说是人构成了历史,不如说是“方法”构成了历史。历史就是“方法”的演武场。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自由”问题上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也能够明白,为什么资产阶级在经济走向存量阶段的过程里,是历史中的反动派和落后力量了。只不过,它不是被击败的,而主要是自毁的,是自毁后被击败的。它不可能真正尊重自由民主。自由民主只会被他们当做武器,庸俗化、阴谋化地使用,去完成螳臂当车的目的。 

西方发达国家正是靠着维护西方的中心地位,维护西方建立的世界秩序,从非西方国家不公平地分割财富,才保证了在他们内部施行高福利和民选政治的条件。一旦发展中国家进行反抗,或者发展中国家被“吸血而亡”,经济崩溃,没法再给西方“上贡”了,那么全球经济的凋敝也必然会使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民主治理现出原型。政治将一塌糊涂,忠奸莫辨,黑白颠倒。社会也越发沉沦,群魔乱舞,治安滑坡。资本主义的繁荣只剩一张民主程序的皮囊,里面装的是自由民主的死尸,以及乱哄哄的党派斗争阴谋。这就是以“自由”为价值观首要标准的真相。 

正因为一到存量阶段就会现出真身,所以西方资本势力一定会祸水外引,把内部的阶级矛盾变为外部的国家矛盾、种族矛盾、文化矛盾和文明冲突,一定要破坏劳动阶级的团结,使劳动群众内部分化出不同团体,先互相打起来。然后,资本势力再用以强陵弱的办法,从小到大,逐个击破非西方国家。自己吃肉,只给本国劳动者(即那些上战场去拼命的炮灰,那些杀死外国劳动者的人)喝汤。这就是采取洗脑术,用蝇头小利挑拨矛盾,拉住“关键少数”,来维持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策略。 

于是,人们看到的就是,自由贸易不香了。脱钩断链,封锁制裁都来了。“退群”,退出各种国际协定,以及逆全球化搞得不亦乐乎。国际冲突狼烟四起,国际秩序一步步走向大乱。 

相比之下,反倒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萌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越来越体现出它的价值。尤其是在全球经济走向存量阶段的特殊时期,他的价值和意义更值得人类深思。 

我想说,客观规律终究是不会允许财富远离它的主要生产者的,否则生产会垮掉,经济会垮掉。公平、科学、合理的财富分配是历史运行的核心原则。经济阶段发生变化时,必然要调整分配制度,调整生产资料所有权,调整经济模式,重构与经济阶段匹配的控制力。 

只有主动迎接这一变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为核心力量,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去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分配方法,取代虚假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才能解决当前的全球问题,避免人类重蹈覆辙,再次上演历史中反复发生的那些悲剧。这应该就是历史洪流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章:

《为什么必须反对“劳动价值论”》

《发展经济要先明白财富的本质是什么》

《资本主义是怎么毁掉经济的——兼论市场经济的局限性》

《“公私之争”是人类历史的最大悲剧》

《从“物理”视角探究历史“病灶”》

《地缘政治思维毁掉了大批战略家》

《“修昔底德陷阱”才是陷阱》

《从底层逻辑理解世界及其趋势》

《人类文明的秩序》

 

202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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