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底层逻辑理解世界及其趋势

百年变局之际，人们对时局的理解，对未来走势的看法充满分歧，矛盾很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利益冲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理解世界的逻辑不同。逻辑不同就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寻找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底层逻辑，以之作为思想的共同基础，将容易推导出具有广泛说服力，能被多数人接受的结论。这将有助于统一认识，协调行动，减少摩擦和内耗，保护好人类发展已有的成果，尽快踏上新的发展之路。

本文也是对前面一系列文章的阶段性总结，意欲梳理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对人类历史的过去和现在进行新的解读，然后再对未来做一些展望。文中的一些观点和论据在前面的文章中已有分析，因此在本文中不再展开论述，但会提供参考文章的题目，让想了解详情的朋友检索。下面开始我的阐述：

一、总论

对底层逻辑的阐述非常需要一个“公理”做前提。所谓“公理”，是指依据人类理性，不证自明的基本事实，是经过人类长期反复实践的考验，不需要再加以证明的基本命题。

虽然公理不一定能达到所有人类成员都接受的程度，但是它能够统御的人口数量是非常可观的。我想依据的公理是：

这个世界是由“能量”推动运行的。能量运行以“效率”和“丰富性”为其目标。

这个公理的含义是，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无论人的肉体还是精神，一切运动和变化都是能量推动的结果。没有能量，一切运动变化都不会发生。理解世界，包括人间的一切，都可以从这个公理开始。

能量运行虽然复杂多变，但总结起来，它始终追求更高的效率和更丰富的形式。人们的研究已经证明，自然进化的过程就是从低效到高效，从单一到丰富的过程。人类历史包含在自然进化中，因此也走了同样的路径，把“效率”和“丰富性”作为仅有的两个目标。

能量运行要想“高效”和“丰富”，必须依赖“方法”。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方法就有什么样的能量运行过程。能量对“效率”和“丰富性”的更高追求，通过“方法”的创新得以实现的。可以说，人类历史，甚至整个自然历史，就是一部“方法史”。“能量”与“方法”的联合，“效率”与“丰富性”的携手，共同讲述了世界历史的过去和现在，也将在未来长久地发挥决定性作用。（详见我的文章《人类文明的秩序》）

公理作为一个被反复验证过的事实，已经达到了不言自明的程度。由它衍生出来许多理解世界的逻辑。这些逻辑都以“底层逻辑”的面目示人，但只有在实践中被反复验证过的逻辑，才最接近真相，最具有基础性，最能覆盖广阔的事实和人心。我认为这个“底层逻辑”是：

世界的运行过程是以“能量”为核心，“方法”为关键， “效率”与“丰富性”二者为仅有的两个目标的。“能量”须臾不能离开“方法”，不能离开这两个目标。因此，“方法”必须是灵活的，在“效率”和“丰富性”两者之间变动。它必须包容，不能僵化死板。

因为“能量”有两个目标，所以世间的一切才表现出“钟摆效应”。但“钟摆效应”及其提示的“对立统一”思想，不是历史给予人类的最终启示，“灵活”和“包容”才是更基础，更底层的提示。

举个例子。能量就像监狱里关的囚犯，他们都想越狱。如果打开一个出口，他们就会从这个出口逃离。如果打开多个出口，他们就会分别逃离。哪个出口最大，从那里出逃的效率就最高，大部分囚犯就从那里逃走。这就是“效率”与“丰富性”的关系。它们看上去是并列的关系，实际是“对立”的关系。“效率和丰富性”分配了人间的所有能量。当出现高效的方法时，能量就汇聚，集权就产生，丰富性就降低。反之，效率停滞甚至下降后，丰富性就会升高，自由就来临，能量会四散而走。

集权与自由、专制与民主对历史发展来说，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之别。有高效的方法出现时，财富快速增长，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最后都会形成集权。此时，强加民主和自由，只会搞得一地鸡毛。反之，没有高效的方法出现时，财富增长停滞甚至下降，此时强行维持集权与专制，就会导致人民的反抗，追求民主自由，即要求实现丰富性。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实际上就是效率与丰富性的循环替代。它们谁也不可能永久取代另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它们都是能量不可或缺的目标，只能协调共处。

无论什么种族、国家、宗教和文化，都是在“能量”和“方法”的共同支配下，演绎他们追求“效率”和“丰富性”的历史。当然，有些辩证关系需要说明。比如，对效率的追求有时候是以“休息”甚至“死亡”的方式呈现的。这就是短期与长期，局部和整体的辩证关系。再比如对丰富性的追求，有时也表现为对效率的提升和更新。

总之，一切对立统一的范畴，如阴阳、男女、善恶、集权与自由，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几乎都在“效率”和“丰富性”的辩证关系中。而“辩证统一”想要提示的，不仅是“对立”，也不仅是“统一”，更重要的是“灵活”和“包容”。 因为整个世界处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中。“一、二、三”是“左、右、中”的关系。我更倾向于不把“三”理解为“中”或“中庸”，而是理解为“灵活”、“多样”、“包容”。灵活与包容的“历时性”能比“对立统一”的“共时性”更好地描述世界的“过程性”，属于一个更高级也更基础的描述。

“灵活”是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和底层逻辑，而“包容”是实现“灵活性”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二、经济

“能量”推动世界。“方法”驾驭世界。

“方法”可以分为以“效率”为主要目标和以“丰富性”为主要目标两种；或者分为，“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两种。

经济，简单说就是“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

其中，价值（或者说财富）的本质，是“能量”。（详见我的文章《世界的运转机制》）

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中，“生产”主要受“自然科学方法”控制，追求效率。其它环节主要受“社会科学方法”控制，包含更多丰富性。

人类不能创造能量，只能转化能量，把自然界不能利用的能量转化为人类社会可以利用的能量。这就是价值生产，有时候被叫做“创造财富”。

“生产”过程受自然科学控制。自然科学有创新时，就有新的自然能量被转化进入人类社会。社会的财富、价值、利润就增长。反之，当自然科学停滞甚至倒退时，人类社会的财富、价值、利润就停滞不前，甚至减少。

因此，经济运行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产生了“有新增财富”和“无新增财富”两个大周期。在大周期内，社会科学控制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塑造了更多的小周期。

“价值”的本质是能量。能量运行遵循守恒定律，即交换前后不增不减，只有形式的变化。这就是财富分配要遵循“公平”原则的源头。

财富生产之所以有“利润”，有“剩余价值”，是因为“方法”使得创新和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能量，小于被转化的自然能量。这个差额就是利润和剩余价值的来源。

因为“方法创新”决定了财富的有无以及增长的快慢，所以财富分配除了遵循“公平原则”外，还要遵循“科学原则”。也就是说，财富虽然要谁生产就属于谁，但还是要拿出相当部分交给创新能力强的人“代持”，以便更好地、更长久地实现财富增长。这是“私有制”产生的源头，即“能人”掌握更多财富。

但是，“私有制”在千万年的人类历史中给人留下了严重的错觉，使人们误以为私有制的目的是要保护私人财产。实际上并非如此。如前所述，能量是始终奔着“方法”而去的，所以财富只属于“好方法”。私有制只是为了让“好方法”不受干扰地生产财富，驾驭财富，并不是要保护财富始终属于某个人。只要好方法在别处诞生，财主家的财富迟早会以各种方式“流走”，不是被败光，就是赔本，要不然就是被改革甚至革命剥夺。总之，财富是“只属于”方法的。

生产包含“方法”，“劳动力”和“资本”三个要素，对应“创新者”、“劳动者”和“资本家”三类人。其中“方法”是财富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方法”不能自己行动，需要借助劳动力为“手脚”才能生产财富，所以在财富分配时，创新者是可以多拿财富的，劳动者次之，可按照劳动量进行分配。而资本家不生产财富，因为土地、厂房、机器、资金等资本都是“死物”，不能创新和生产，即便牛马驴骡等“活物”属于资本，但它们的“行动”能否变为“劳动”仍取决于人类的劳作，所以分配利润时，资本家应该排在最后。除非资本家自己也是创新者或劳动者，那么他可以多拿，或者像农民、工人一样，按劳分配。

正是因为不同的社会科学方法在“创新、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不同的财富分配，才导致了经济大周期里的各种小周期。当财富被主要分配给创新者和劳动者时，经济发展就充满活力，至少社会能平稳安定。当财富被资本家不合理地拿走太多时，经济发展就失去活力，社会就动荡不宁。因为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不公平、不科学，生产者失去能量（财富），导致经济循环被破坏，经济运行无法继续。

在“有新增财富”的大周期里，因为社会总财富在增加，所以财富分配不科学容易被纠正，阶级矛盾不会激化到崩溃。但是，到了“无新增财富”的大周期里，分配不公、不科学就会引起山呼海啸的愤怒。一切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政策都将失效。因为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私有”加“竞争”模式，在社会总财富不增加的大周期里，依然不能停止对利润的追求。这必然导致在“存量博弈”中通过“此消彼长”来获利，而且利润不合理地归属资本家，这就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经济循环被破坏，经济运行停止。社会财富不但停滞不前，更难以维持现状，掉头向下栽去。这就势必引发改革甚至革命。

三、政治

政治是经济的体现，而经济是能量或者说“方法”演变的体现。所以政治说到底也在“方法”的范畴里。

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方法”创新十分活跃，所以诞生了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那么当自然科学创新放缓时，社会能量就会被已有的最好“方法”，或者说掌握这种最好方法的资本“垄断”。

垄断一旦出现，效率与丰富性的协调关系就被破坏，能量必然要冲破没有创新的“效率” 的束缚（它导致灾难深重的奴役、剥削、内卷），去寻求丰富多样的、新的可能，表现为对自由的欲求在增加。于是，社会革命不断酝酿，社会科学的创新呼之欲出。这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诞生打开了方便之门，成就了社会主义。

然而，社会主义革了资本主义的命，不是为了消灭市场经济，因为自然科学创新在经历低谷后还会恢复。所以，社会主义需要改变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灵活”。

当社会主义革命不明白这一点，在革了资本主义的命之后，把市场经济也消灭时，它自己的灵活性也丢失了。于是，社会主义在自然科学的创新得到恢复后，也走向了失败，被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代替。

“新自由主义”也不明白革了社会主义的命到底是为了什么，于是在恢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也一样不合理地压制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导致自然科学创新再次进入低谷时，经济又陷入泥潭。左翼力量再次崛起，国家又面临社会主义革命。

历史不断在钟摆、波浪、螺旋上升中发展，无言地等待人类明白“灵活”的重要性，以及为了实现“灵活”而必须采用“包容模式”的重要性。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人类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为“失智”付出了惨痛代价。然而即便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之后，“公有和私有”，“计划和市场”都出现在一个国家制度里，人们依然对“灵活和包容”缺乏认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崇拜，或者对“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迷信，仍然有大量拥趸，呈现出如以前迷信“计划经济”一样的情形。历史又出现要重复的危险，又要吃二遍苦，遭二遍罪，在同一个地方摔倒。

人们把千万年来社会制度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始终看做是自由与专制的分裂、对抗、斗争，而不是自由与专制的妥协、联合、包容。人们没有深刻思考，如果自由那么好，为什么远古人类会走向“专制”，也没有深刻思考，如果专制那么有效，为什么独裁者常常在自己制造的灾难中毁灭。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专制源自“效率”，而自由来源于“丰富性”。效率和丰富性都是能量的目标，所以专制和自由都不可消灭。它们只能妥协、灵活、融合。

人类历史中社会制度的发展，是从“效率”到“专制”，再到“集权”，以及从“丰富性”到“绝对自由”，再到“相对自由”。“效率与丰富性”、“专制与绝对自由”、“集权与相对自由”的变化过程，就提示出一个妥协、灵活、包容的趋势。这个趋势就是历史发展的唯一方向。

四、文化

“文化”即“方法”。（详见我的文章《人类文明的秩序》）

从经济到政治，能量追随“方法”在艰难中曲折前性。无论周期怎么转换，人们最应该做的就是让人类已经取得的财富，不在政治斗争中被消耗掉，要让制度跟上方法的变化，尽量采取改良，最多是改革来解决问题，不应恶化到革命的程度。

市场经济要在提升私人财富后明白，财富分散才有市场经济。财富越集中就越专制，越“计划”。

而计划经济也要明白，她要做的是“哺乳”，是在自然科学低谷期里把财富的“乳汁”有计划地、科学地奶给全体社会成员，维护好整个“花园”的稳定。这样才能避免财富被浪费在阶级冲突中，才有更多的财富用于浇灌“智慧之花”。计划经济不能谁听话就给谁奶水，把财富的计划分配搞成封建分配、专制分配。那样只会培养“奴才”，而奴才要么因为顺从，少了创新，没了力量，要么就在对自我提升的追求（即能量对“丰富性”的不可遏制的追求）中，集合人心，“反仆为主”。

意识形态的发展，无论创造出神、圣人、贤人还是祖宗，始终都逃不出“能量与方法”，“效率与丰富性”围成的人类发展时空。无论拿什么作为旗帜，当作经典，最后都要落实到能量（财富、价值）、方法、效率和丰富性上来。意识形态要完成的目标，就是培养灵活、协调、包容的思想。这是所有文明兴盛的原因，做不到就是所有文明衰败的原因。

五、总结与趋势

综上所述，一言以蔽之，“灵活”才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其它任何东西都不是方向。

灵活是有原则的，即“效率与丰富性双原则”，或“双目标”。它们需要协调、兼容。

缺少灵活性的国家迟早会失败。在自然科学创新放缓的时期，资本主义容易失败。在自然科学创新活跃的时期，传统的社会主义容易失败。（详见我的文章《新中国被“污名化”的内在逻辑》）

目前，世界像是处在一个自然科学创新放缓的时期。各主要国家的GDP数据都不乐观，债务高企。也就是说，人类的新增财富在减少，赚钱难度在增加。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主的地区，企业如果不是奔向垄断的话，它被淘汰的可能性将大增。这意味着，以“私有”加“竞争”为主要经济特征的地方，其市场会在“存量博弈”中，由于“此消彼长”不断为资本的壮大做积累，而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而且难以回头。经济循环将加速恶化，经济衰退会愈发明显。除非自然科学创新恢复，否则社会科学的创新就将展开。

自然科学创新放缓意味着财富生产的效率趋向停滞，而不合理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又会加重这一趋势，由“停滞”转为“下降”。“效率”降低意味着“集权”将瓦解，自由会增加，也就是能量要从原有的高效之地向外分散转移，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实现丰富性。

也就是说，全球财富将转移。从城市向乡村转移，从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财富将被用于照顾更多低收入人群，让已经劳累的人休息，让失业者有工作，最后使经济循环得到恢复，也让创新获得更多“头脑”的智力支持。财富、知识不被资本和特权封闭在小圈子里，降低创新概率。

这个历史大趋势意味着，资本主义将因为其“私有”加“竞争”的本质特性而不能很好地适应财富分散转移的趋势。因此，它被历史“摁下去”的概率在增加，而社会主义复兴的可能在上升。

当然，这里会有变数。一来因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市场经济化。二来，社会主义曾经的僵化印记还未完全消除，甚至有些社会主义国家还出现了世袭现象。所以，资本主义及其领导的世界秩序会不会瓦解，与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领悟“灵活”和“包容”的重要性有很大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不要吃到市场经济的甜头就忘了计划经济的好处，不要迷信市场经济，被带进沟里。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能够灵活使用“计划”与“市场”两个工具，再辅以健全的人民监督，这样才能有更明朗的未来。

科技，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救命稻草。它会被资本“牢笼”，变成竞争的“武器”和统治世界的“权杖”，使知识产权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然后，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发达国家内部难以实现财富增长，资本的桎梏开始松动。这时，科技将会挣脱束缚，与资本一起去贫穷的地方，欠发达的地方，发挥它们未能施展的作用，在“共同富裕”中寻求财富增长。也就是说，世界各强国将学习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中国家会成为“香饽饽”。科技与资本将成为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入场券”。各强国将开始科技输出，资本输出，跑马圈地。圈地的模式会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模式。资本主义模式会包含美国模式、欧洲模式等。社会主义模式则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最后，科技会在人心所向的地方，也就是最灵活、最包容的地方，在财富能够公平、科学分配的地方，开出更美丽的花朵，将人类推向下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