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必须反对“劳动价值论”

一

为什么必须反对“劳动价值论”？

因为百年变局之际，“资本”对经济的破坏作用越来越明显。传统社会主义的左派思维再次兴起，在人民群众中，主要是劳动者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然而，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思维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完善的。它们的不完善已经在实践中，在那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中，得到了历史性证明。传统社会主义的思维及其势力如果复兴，就会将人类历史带回到“资社争斗”的老套历史循环中，陷入悲剧性的泥潭，阻挡人类历史的进步。它们和资本主义一样，是历史发展的障碍。

反对劳动价值论就不得不批判它对“剥削”的批判。 

正是由于劳动价值论等理论，社会上形成了反对剥削的思想。剥削由此遭遇误解，被不公平地对待。结果是，在没有剥削的社会，经济普遍低迷，而在有剥削的社会，经济又遭遇周期性危机。

“剥削”的这种尴尬处境，深刻反映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都存在严重不足，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 

这个错误的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都没有搞清楚“财富的本质是什么”。因此，也就不知道财富是怎么产生的，由谁生产的，继而不知道该怎么分配才是对的。

于是，一方反对剥削，一方坚持剥削。结果就是，反对的一方遭遇社会主义经济困难，而坚持的一方遭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双方谁都没得到好处，谁也没有解决周期性经济问题，全都失败了。

二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搞清楚“财富的本质是什么”开始。这里我只做简单阐述。

财富的本质是——能量。

第一产业，农业，其产品直接为人类提供可用的能量。 

第二产业，工业，其产品主要分两种。一种直接提供能量，比如石油，煤炭等。另一种是“工具”。比如汽车、房屋、笔墨纸砚等等。作为工具，它们为人类节省了“能量”，因而也是提供了“能量”。如果没有它们，人类要想达到同样的目的，将耗费更多的能量。 

第三产业，服务业，其产品主要是服务于第一、二产业，也就是为能量的生产服务。比如，医疗是治病救人，恢复体力，即能量。休闲娱乐，让人在劳累之后能更快地减少疲惫，恢复精力和体力，也是能量。文化教育，是研究方法，传授方法。有了方法能更好地生产能量和节约能量。交通通信和金融服务等，提高人、物、信息、资本等的交流效率，节省能量，也就是获得能量。

因此，财富的本质就是——能量。

三

人类不能创造能量。只能依靠科技创新把自然界的能量转化进入人类社会，凝结在第一、二、三产业的各种产品和服务里，使其变为财富。

所以，“方法”的正误，好坏，对经济发展有巨大影响。 

不仅如此，“方法”还对劳动有重要影响。

人类不是天生会劳动的，是“正确的方法”把人类的活动变为劳动，并决定劳动效率、劳动方式、劳动规模……

“方法”是人们在实践中摸索的，或者习得的。因此，有人专门担任创新者和传授者的角色。

由此可见，生产力三要素不应分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它们严重忽视了非劳动因素，尤其是“方法（创新）”的价值。 

没有正确的方法，更好的方法，仅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没法顺利生产财富的。甚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没法形成。

因此，财富生产三要素应该是：方法、劳动和资源。

它们对应着：创新者、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含资本家、官僚资本家等）。 

财富分配不是要在“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而是要在“创新者、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

由此，剥削就分出了“合理剥削”和“不合理剥削”。

四

 由于有方法创新、科技创新，同样的体力付出可以收获更多财富，即有新增财富，有利润，有剩余价值。换言之就是，产品回报的能量大于人类投入生产的能量。

这让创新者和劳动者在财富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极其不同。这种差异使得将“创新活动”和“普通劳动”都划入“劳动范畴”，进而不允许“剥削”的做法，变得不恰当，不正确。

这种错误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其结果就是，创新活动的回报率向普通劳动看齐，使得创新积极性被损害。这让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坏的影响。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大量出现经济发展慢，生活水平不高的问题。这也成了他们输给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资本主义在这方面也没做好。虽然它们给了创新者很多回报，许多创新者就是企业家，但是当创新放缓后，这些企业家分割财富的依据消失了。于是，他们凭借积累的财富，凭借自己在生产经营中的优势地位，将“财富”变为了“资本”，也将分配依据从“创新”变为了“资本”。同时，他们还将自己从创新者和劳动者变为了“资本家”。由此开始了“资本式剥削”，即不合理剥削。

​“创新式剥削”和“资本式剥削”的不同在于：

“创新”是能带来新增财富的，是能给整个经济带来利润的。创新者在创新之后不再劳动，而是凭借创新的方法分割劳动者生产的财富，即剥削，其数量只要不超过新增财富量，就不会导致经济问题。这种剥削是公平的、合理的，有益于经济发展的，而且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取消这种“合理剥削”，经济发展就容易失去活力。

“资本”，这里指劳动力和科技创新之外的其他资本，是“死物”。它们没法自动变为财富。所以，它们没法使经济产生新增财富，没法产生利润。而资本家要依据它们进行剥削，实现私人利润的增长，是没有依据的。这使得资本家不能从新增财富中获得私人利润，被迫转向侵害劳动者的利益来实现私人利润。 

这种侵害行为使得劳动者的财富减少，且得不到补充。因为整个经济没有新增财富。此时，资本家在一次次经济循环中都要求有利润，就意味着劳动者的财富在不断减少。这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而劳动者财富减少就意味着消费要减少。消费减少就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无法完成，生育跟随下滑，继而引发产能过剩，企业被迫减薪裁员，又让劳动者财富更少，消费更少，产能更过剩，逼迫企业继续减薪裁员，形成恶性循环，毁坏经济循环，导致大量失业和企业破产倒闭，最终损害生产力，毁掉了经济。 

这就是为什么说“资本式剥削”是“不合理剥削”的原因。因为“资本本身”不能带来新增财富，不能形成利润，没有剩余价值，也就是没有不劳动却大量分割财富的剥削依据。

五

综上所述，“劳动价值论”及其衍生的“反剥削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的“剥削理论”，都是错的，都在破坏经济发展。 

科技创新的快与慢，会导致新增财富的多与少，引起经济阶段从“增量阶段”到“存量阶段”的变化，形成“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在“有利润”和“没利润”之间变化，要求财富分配（即经济模式）也要跟随变化。

在有利润的时候要进行“有利润的分配”。在没利润的时候，不能进行“有利润的分配”，而是要调整为“没利润的分配”。 

如果一直进行有利润的分配，或者一直进行不重视利润的分配，结果就会导致财富错配，也就是能量错配。错配的后果是，要么创新被伤害，要么劳动被伤害，使经济被损害，让社会发生动乱。最后，创新者、劳动者和资本家谁都没得到好处。

分配制度的转变主要受到“方法创新”的深刻影响。因为方法创新决定利润的多寡有无。

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错误就集中表现在不主动变化上，即僵化死板。

僵化死板使它们无法根据利润变动（即经济阶段的变化）调整分配制度和经济模式。因此，它们就各自构成经济周期的“半个圆”。

在科技创新活跃，新增财富多，利润丰厚的“增量时期”，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如鱼得水，如日中天。但是，到了科技创新放缓，新增财富减少，利润消失的“存量时期”，它的分配制度和经济模式又成了伤害经济的利器，造成了经济自毁，酿成经济危机。

而传统社会主义则相反。它在“存量阶段”靠计划经济解决了劳动者的基本生存问题，也就是保护了劳动力再生产，保护了经济循环，保护了生产力，保护了经济。但是，它的计划生产和计划分配，它的反对一切剥削的行为，同样以“僵化死板”，以固定的分配制度和经济模式，损害着经济运行。长期“吃大锅饭”就是一种表现。这不仅挫伤了劳动积极性，更严重的是挫伤了创新积极性。经济由此失去新科技的助力，始终半死不活，勉强维持。有时甚至连勉强维持都做不到，造成大饥荒的灾难。

以上就是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因为“各有偏面合理性”而各自构成经济周期“半个圆”的经济过程。它们各领风骚，又各自跌倒，往复循环，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悲欢戏码。放大一些说，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盛衰循环，其实反映的是人类有史以来，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为了公利或私利，循环掌握经济主导权的过程。他们各自的僵化死板，毁掉自己的行为，结束了自己的“半个圆”，同时成就了对方的“半个圆”。它们互为对方的“接生婆”。

这就是经济危机和经济困难周期性爆发的根本原因。

前者是产能过剩型危机，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里。贫富差距恶性扩大，失业暴增，民不聊生是典型现象。

后者是产能不足型危机，主要发生在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里，表现为生活水平普遍较低。 

六

当前时代，人类的科技水平和自然资源足够养活全人类。人类还有优生优育技术，可以调控人口。按道理说，不应该发生经济危机和经济困难。但实际情况是，它们一再发生。这充分说明了经济周期不可避免，但是周期性危机完全可以避免。

本文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不是为了否定价值生产与劳动的关系，而是要解开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进一步解决周期性危机。

劳动确实是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如果只让“劳动”和“资本”两者作为分配标准，参与财富分配，则无论依据劳动进行分配，还是依据资本分配，无论反对剥削，还是坚持剥削，都会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 

要解开这个难题的关键就是引入“方法创新”，并依据创新的变化情况进行分配制度和经济模式的调整。这是利润多寡有无的客观现实决定的，要求的。

将生产力三要素设定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会导致分配依据的错误，继而导致经济模式的错误。因为无论将财富交给劳动者还是资本家，如果没有方法创新的支撑，他们都无法顺利地生产财富。

将“方法创新”从劳动中分离出来，从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形成新的三要素——方法、劳动和资本，则能够更清晰正确地揭示分配依据。这使得分配制度和经济模式的调整能依据创新情况的变化，也就是利润多寡的变化，完成调整。 

“方法创新”独立于劳动和资本之外，理顺了财富生产过程，理顺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分出了贡献的大小。

在创新活跃，有大量新增财富时，分配标准要以“创新”为主要依据，允许和鼓励“合理剥削”。

在创新乏力，没有多少利润时，分配标准要以“劳动”为主要依据，不允许剥削，特别是不允许“资本式的不合理剥削”。 

“资本”作为财富生产三要素之一，理应获得回报。但是，它的回报率不应超过创新和劳动。

这样，创新者和劳动者成为财富的主要获得者，能量的主要获得者，资本所有者也被适当照顾，如此一来，生产主力军得到公平对待，经济就不容易出现问题。过剩和不足都可以被克服。周期变化不会恶化成周期性经济危机。 

这样的经济运行方式，需要融合式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它能够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包容私有制，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恰当地平衡，进行综合运用。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避免一直以一种传统的经济模式为主，避免一直以一种传统的分配制度为主，能够根据创新，根据利润，根据经济阶段的变化做出及时调整，才能真正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

参考文章：

《从“物理”视角探究历史“病灶”》

《从底层逻辑理解世界及其趋势》

《发展经济要先明白财富的本质是什么》

2023.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