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华（37）风雨中走来的夏朝——“家天下”

回望中华（37）风雨中走来的夏朝——“家天下”

《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这里面所记的“殛鲧于羽山以死”之说，应该是来自于《尚书·尧典》：“（帝尧令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然而，同样的内容，太史公司马迁，在其《史记·五帝本纪》中，又是这样记载的：“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这里，一句“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就显出矛盾了。

“殛”，《现代汉语词典》中，简简单单、明明白白的解释，就是——“杀死”（雷殛）。

“殛鲧于羽山”，就是说，把鲧给杀死在羽山了。

可是，后面一句“以变东夷”，又告诉读者，是利用他去改变东夷去了。

既然是利用鲧去改变东夷，那就说明，鲧并没有被杀死，而只是被流放了——如果鲧被处死，又怎么去“以变东夷”呢？

可是，既然是流放，为什么又要用“殛”这个表示“杀死”的字眼呢？

对于这个疑问，《说文解字》，是这样辨析的：“《尧典》殛鲧，则为极之假借，非殊杀也。《左传》曰：‘流四凶族，投诸四裔’。刘向曰：‘舜有四放之罚’。屈原曰：‘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尧长放鲧於羽山，绝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郑志·荅赵商》云：‘鲧非诛死。鲧放居东裔。至死不得反於朝’”。

《说文解字》中，举了多个前人之言，证明鲧没有被处死，而是被流放。

可是，对于为什么只是被流放，却要说成是“殛”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解答。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山海经·海内经》中的“神话”记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翻译一下：“洪水滔天，鲧偷窃了天帝的息壤，以阻挡洪水，没有经过天帝的同意。天帝于是命令雷神祝融，将鲧杀死于“羽”这个地方的郊外。鲧死后，又生出禹来。天帝于是命令禹，安葬了鲧，并且分布水土，以划分九州。”

这个记载，看来是个“神话”。

但是，这个“神话”，却向我们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鲧，确实是死了。

那么，鲧是怎么死的呢？

他不是被尧帝或者舜帝治罪杀死的，而是被天帝处罚，派雷神或者是火神祝融，给处死的——他是在洪水爆发的时候，站在羽山上查看水情，被雷电击中而死的。

这是“神话”吗？

这在过去，当然就是“神话”。

但是，放到现在，我们，还当它是神话吗？

那你就是脑壳坏掉了。

或者，不是你的脑壳坏掉，而是你的心脏坏掉——你黑心烂肝了。

这明明就是历史，明明就是历史的真相啊。

鲧，是一个抗洪英雄，他是牺牲在了抗洪救灾的第一线。

另外，“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鲧死后，又生出禹来。天帝于是命令禹，安葬了自己的父亲”——这句话，又怎么理解呢？

这就是说，鲧，作为一个名号，它确实是禹的父亲的名号。

但是，它首先是禹所在的这个部落、或者族系的名号，然后，才是作为这个部落、或族系之首领的、禹的父亲的名号。

当禹的作为部落或族系首领的父亲，被雷电击中而亡时，由于当时的人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就以为，是他们的部落或者族系，得罪了天神，遭到了惩罚。

于是，他们的部落，就不敢再用“鲧”这个名号了。

经过几年的酝酿，他们决定，重新给自己的部落，取用“禹”这个名号。

他们举行仪式，向上天请示。

上天“同意”了他们这个部落的新生，“同意”他们取用“禹”这个名号。

于是，他们又举行仪式，埋葬了他们这个部落的父亲——从前的“鲧”部落。

羽山，在现在的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与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的交界处。

羽山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1.5公里，海拔269.5米，是东海县的最高峰。

鲧部落的首领，爬到这个地方的最高峰上，察看水情，可见当时的洪水，确实是不小。

禹的父亲死后，禹继续领导大家抗洪救灾、建设家园。

这当然不是他们接受了尧帝或者舜帝的命令，才继续抗洪。而是他们，作为一个当时受到当权者打压的部落与族系，没有地方可去，只能是待在这个环境恶劣的地方，努力地依靠自己的挣扎与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经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禹部落，终于成功地改造了自己的家园，从而不仅在经济上得到发展，更是在社会名望上，得到了提升。

许多部落在看到了他们的成绩之后，就来学习他们的经验，也要求他们，去帮助自己的部落治水。

作为当时之当权者的尧帝和舜帝，这时候，也就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委任他们为朝廷水利大臣，具体负责各地的水利建设。

而水利部门，作为一个和当时的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部门，她能够给各个部落带来直接的、看得见的利益，当然就能够赢得各个部落的倾心合作。这也就使他们，无形地从中建立起自己的人脉，树立起自己的威望。

当禹部落通过自己对于各个部落实打实的帮助，在天下建立起自己的人脉与威望之后，那个靠“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的舜帝，就“自然而然”地要将尧帝“禅让”与他的帝位，也以“同样”的方式，“禅让”与禹了。

大禹登上帝位之后，“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緫，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大禹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朝贡系统呢？他为什么又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朝贡系统呢？

大禹建立这样的一个朝贡系统，当然是为了增强帝王族系的经济实力，是要以这样的一种朝贡方式，把帝王族系与一般贵族诸侯，从经济实力上区分开来，从而使一般的贵族诸侯，再也不可能具有和帝王族系不相上下的经济实力，再也不可能因为与帝王族系之经济实力的不相上下，而与帝王族系分庭抗礼。

而大禹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朝贡系统的原因，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制度，能够从根本上加强中央集权，解决帝王族系由于实力不足，而不能有效行使中央权力，不能对一些强势的贵族诸侯之肆意妄为进行有效约束的问题。这也就使一些强势的贵族诸侯肆意欺压与兼并弱势部落的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从而保护众多弱小部落的利益。

黄帝取代炎帝，是解决了政治体制由共和制转向集权制的机构设置问题，却没有具体的措施，来加强帝王族系相对于各个贵族诸侯的实力对比；没有具体的措施，让帝王族系可以凭借压倒性的经济优势，随时凌驾于各个贵族诸侯之上，以确保帝王族系所代表的中央权威与权力，落到实处，从而确保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实施。

而大禹通过建立起这样一种朝贡体系，就从经济实力的保障上，加强了君主相对于各个贵族的压倒性优势，从而保障了代表中央权威的帝王族系，不会被强大的贵族诸侯，所无礼地亵渎，也就保障了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实施。

在积极地进行内部的政治制度之变革与整顿的同时，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说大禹在对外政策上有什么大的举动。然而，夏家店下层文化，正是在大禹时代，才开始兴起的。这不能说，和大禹的对外政策无关。

虽然游牧民族的南下袭扰，给中原民族带来了很大的祸患。然而，中原民族的强力反击，也使他们无法在中原民族的身边立足。

相对的，他们的日子，比中原民族更艰苦、更艰难。

所以，如果有可能，他们，也是愿意与中原民族取得和解的。条件，当然是中原民族，允许他们在自己的身边安居下来。

然而，辽西，虽然相对中原，不是个什么好地方，但是，那是伏羲氏部族部族的祖居地。

丢掉祖居地，就是对祖先的背叛。

所以，尽管仗打得很艰难；尽管最后，不得不苟且偷安；但是，伏羲氏部族的子孙，没有谁，有那样的气魄，没有谁，有那样的胆量，敢于轻言放弃，敢于公开地提倡，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大禹，却站在历史的高度，站在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与实力之对比的冷静思考上，实事求是地做出分析与决断。

这个仗，打下去没有意义，除了徒增苦难，没有任何的益处。

所以，他要与北方游牧民族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

这才有了辽西、伏羲氏部族部族之祖居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起。

历史，隐瞒了这一切。

那是因为，总有人心有戚戚，觉得这是炎黄子孙的耻辱。

所以，不提也罢。

大禹的功绩，彪炳千秋。

然而，他还是有一件事，不能完成。

就是，帝王之帝位的“禅让”，总是给小人以觊觎之心，从而给社稷带来动荡之源。

如何确保社稷安稳、天下太平，在帝位的传承与“禅让”方面，还是有一番功课要做啊。

但是，大禹一生，做的事也太多了，再多一件事，又不是自己能够独立完成，搞得不好，反而是为了社稷安稳，却倒还让社稷不得安生。

所以，这件事，，还是留待后来的人去做吧。

天下动荡得太久了，能消停一刻，就消停一刻吧。

然而，一件事，起了个好头，如果不接着做完，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待日后重新起头，便又是事倍功半了。

夏启，跟随父亲操练多年，也是耳濡目染，受益良多，在政治上成熟老练，深知“禅让”制的缺陷，如果不趁着自己祖荫有庇、个人有能的时机加以解决，日后再到小人横行、天下动乱的时候，来让天下期盼，那就难了。

所以，“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

夏启借着先辈的恩庇，登上帝位，而在父亲令天下“五服”之后，进一步地规定“家天下”的世袭制。

这是进一步地巩固中央集权制，限制贵族阶级的势力膨胀，给天下带来的危害。

所以，他得到了天下百姓的拥护。

这也是他顺应天下大势而敢作敢为所取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