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谷之变：沙特国庆日变迁与建国神话的重塑

半岛地区组

作者：蒋志宇

编辑：李志豪

制图：吴科谚

排版：周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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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7日，沙特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颁布了一项皇家法令，将2月22日指定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法定假日，即“国庆日”。这一天是为了纪念默罕默德·伊本·沙特王子在1727年的2月建立了第一个沙特国家，尽管当时的沙特只是一个以内志地区的德拉伊耶为中心的小国。

● 德拉伊耶地区 来源：moqatel

在该法令推出几天后，沙特便设计了自己国庆日的logo。

● 沙特国庆日logo 来源：Arabnews

Logo左边的字样是建国时间1727年，右边图案的中间是一名男子，他举着被四个符号包围的横幅。第一个是椰枣树，它是沙特历史上最重要的食物之一和国民产品的来源；在座右铭中，它意味着慷慨、生命和成长。第二个是阿拉伯马，象征着国家的王子和英雄所表现出的骑士精神和勇敢。第三个是猎鹰，在第一个沙特国家时代，猎鹰是部落长老之间的珍贵礼物，是解决争端时和解的象征。最后一个符号是市场，表示经济活动、开放和多样性。而中间拿着国旗的沙特人则代表了统一与延续，尤其是他手上的沙特国旗意味着延续与传承。现代的沙特国旗基本延续了沙特1727年国旗的样式，除了在古兰经箴言下添加了一把军刀，并将旗帜颜色改为绿色。

● 沙特国庆日logo的意象 来源：Saudiscoop

原来的沙特国庆日是9月23日，它代表了1932年内志与汉志的合并，在原来的沙特国庆日宣传海报或logo中，通常会有国旗上著名的古兰经箴言“除真主外，别无神祇，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但是这一次logo里的旗帜却是一片空白，而且没有一点宗教元素。从设计的简洁性来看，这无可厚非。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不禁让人产生一丝困惑。宗教元素被抹去，是否意味着在沙特建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瓦哈比主义的意义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时间点从1932年被推前至1727年，是否意味着瓦哈比主义的重要性也被国庆日的变动抹去了？因为在1727年，瓦哈比本人还未抵达德拉伊耶酋长国，而1932年，沙特是依靠信奉瓦哈比主义的兄弟会（由沙漠中信奉瓦哈比主义的贝都因人建立的组织，不是穆斯林兄弟会）统一了汉志地区。与此同时，1727年的建国时间给人们一种错觉，即沙特是一个自1727年以来一直由沙特家族连续统治的国家。事实上这是错误的，沙特有第一（1727-1818），第二（1824-1891），第三（1902-1932）三个国家时期以及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1932-至今），它们并不是连续的。这种错觉实际上从历史意义给予沙特家族统治的合法性，而弱化了瓦哈比主义给沙特带来合法性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猜想是有道理的。按照马克思·韦伯的三种权威理论，以建立德拉伊耶酋长国的穆罕默德·沙特王子的继承者自居以及以瓦哈比主义提倡的复兴伊斯兰教为己任的沙特王室毫无疑问是传统型权威。传统型权威面临一个宏观的问题：这些国家往往在开国的时候缔造了一个复兴或者解放的神话（沙特就是如此），这一神话赋予国家政权合法性及统治者权力。但是，如果这个神话同时与非国家机构联系在一起，那么它将毫无疑问地削弱这个国家的合法性，创造一个脆弱的国家。同时，权威的分散导致民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下降，进而削弱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建设性联系的能力——这往往是国家合法性与无形力量的最终来源。这种推理过程为沙特削弱瓦哈比主义在沙特合法性中的地位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是这种应然的解释并不能解释沙特在过去两百多年里依靠瓦哈比主义的实然状态。因此我们需要回到历史中，看看瓦哈比主义给沙特带来了什么，又因何被沙特政府弱化。

缘起缘灭：瓦哈比主义与沙特的合离

在了解沙特拥抱与弱化瓦哈比主义的原因之前，我们必须了解瓦哈比主义是什么。很多学者，包括现代沙特的缔造者伊本·沙特都认为瓦哈比主义是一个错误的名词，因为瓦哈比并没有发明什么东西，而是强调回归穆罕默德及其同伴所缔造的传统，而这实际上是萨拉菲主义，一种从罕百里派衍生出来的派别，要求恪守原本的伊斯兰教教义。但从学术命名的角度来说，描述谢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 (Shaykh Muhammad bin Abdul Wahhab)所发起的马丁·路德式的宗教复兴运动的思想，瓦哈比主义一词当仁不让。需要注意的是，瓦哈比主义并不是贬义词，而是一种描述。瓦哈比主义强调复兴伊本·泰米亚（Ibn Taymiyyah）以及伊本·盖伊姆·贾夫齐亚（Ibn Qayyim al-Jawziyya）的学说，以一神教（موحب）对抗多神信仰，并且在政治层面上采取伊斯兰法律，褒扬美德，预防罪恶。

● 伊本·泰米亚（Ibn Taymiyyah） 来源：Nayadaur

瓦哈比主义兴起于18世纪的内志地区，彼时，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仍是地区名义上的主人。宗教是奥斯曼帝国构建国家合法性的重要工具。奥斯曼帝国支持伊斯兰教逊尼派，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哈乃斐、马立克、沙斐仪和罕百里）中的哈乃斐派尤其受到官方的支持。与此同时，在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中，尤其是安纳托利亚东部，民间受苏菲派（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分支）的影响极深。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后，奥斯曼的政治高层也对苏菲派别加青睐。虽然不是官方的正式信仰，苏菲派依旧是奥斯曼帝国主流伊斯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帝国疆域的分裂带来了帝国在宗教与民族问题上的合法性的双重丧失。起义的阿拉伯人要求民族的复兴，而新兴的瓦哈比主义则鄙夷当时苏菲派的种种仪式，尤其是偶像崇拜。于是，在瓦哈比迫于巴努·哈立德部落（位于阿赫萨，今沙特东方省）的压力流亡时，穆罕默德·沙特王子接纳了他，而这就是著名的1744年沙特与瓦哈比主义的结盟。随之而来的便是沙特第一王国的扩张时代，在瓦哈比派的帮助下沙特第一王国的疆域迅速扩张。虽然在1818年沙特第一王国被击败，瓦哈比派也在之后的一百年间受到不断敌视与攻击。但是，在扩张与征服中，瓦哈比主义用信仰团结了许多人，包括在沙漠里的贝都因人部落，他们为沙特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1924至1925年沙特-哈希姆战争的胜利，沙特在瓦哈比主义的帮助下奠定了其现代国家的疆域。

● 第一沙特王国疆域变迁 来源：The Review of Religions

征服与扩张之后面临的问题便是治理。诚然，瓦哈比主义在面对奥斯曼、东部什叶派部落、哈希姆家族等诸多敌人时作为一种刚强的意识形态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它是否有能力管理一个多元的王国？从一开始就否定瓦哈比主义对现代王国治理的促进作用是错误的，因为这无法解释它作为王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将近九十年的历史。在现代沙特王国的历史上，瓦哈比主义依旧是面对外来威胁以及共产主义与左翼思潮兴起时的有力工具，这在冷战时期，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非常明显。但是，工具可以被用来对付敌人，也能被用来削弱自己。这个矛盾最开始体现在沙特的兄弟会与伊本·沙特之间的矛盾上，在夺取麦加与麦地那后，兄弟会领导人费萨尔·达维什（فيصل دويش）与苏尔坦·本·比贾德（سلطان بن بجاد）希望成为麦加与麦地那埃米尔，并且要求国王发动圣战传播瓦哈比主义，强迫东部什叶派改宗，废除王国的现代化成果。国王在起初作出让步，但是面对愈发激进的要求，国王在1929年的平叛战争中击败兄弟会领导人。该事件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谁是正确的瓦哈比主义的诠释者。虽然沙特在1971年设立了高级学者委员会作为唯一有权发布教令（法特瓦）的机构，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在面临危机和外部压力时，教令被故意曲解与瓦哈比主义走向极端化进程。在两极格局以及后来美国独霸的格局之下，伊斯兰世界的权利以及所要求的公平受到了挑战。这时，通过极端化的瓦哈比主义与萨拉菲主义宣扬圣战便有了政治与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极端化的瓦哈比主义在传播上的成本比不极端的瓦哈比主义更低，因为前者只需要截取一些简单的话语，配以煽动性的口号，便足以让感觉受到威胁的沙特人自动地构想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共同体。这是极端化的瓦哈比主义盛行的一个原因。在面对极端主义时，国家通过极端化垄断自己的合法性的代价几乎是无限的，但是不极端化也将带来两种成本，第一是合法性不断受到挑战，垄断合法性的成本上升。第二是因为客观的外部环境，“不极端化”的国家实际上也比之前变得极端化了，而这将带来国家治理上的成本。1979年的朱海曼·欧泰比发动的麦加禁寺围困事件以及在1989年阿富汗圣战者回流沙特后造成的一系列恐怖袭击都希望从宗教层面否定沙特政权的合法性。而“阿拉伯之春”后的“伊斯兰国”更是让沙特看到这种可能性。除此之外，沙特还面临着瓦哈比带来的另一重困境，那就是瓦哈比主义无法适应王国现代化的要求，这首先体现在难以团结现代沙特王国中的诸多派别。沙特奈季兰省的什叶派就经常觉得沙特瓦哈比主义者们否认他们是穆斯林，并且在宗教法庭上虐待他们。其次，瓦哈比主义也无法满足沙特新一代年轻人对于开放包容的社会的需求。再次，除了内政，瓦哈比主义也成为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世界在外交领域对沙特进行攻击的重要焦点。2004 年 7 月，美国911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目前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是“恐怖主义，某种普遍的邪恶”，而是受到“内部极端不容忍的悠久传统”启发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些传统来自瓦哈比派的创始人、穆斯林兄弟会和受过萨拉菲传统教育的杰出思想家。这类报告在“9·11”恐袭事件后的西方层出不穷，毫无疑问对沙特的国家形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最后，瓦哈比主义所坚持的许多古典道德与现代银行业相冲突。尽管经过多年的改变，伊斯兰银行有一套自己行之有效的规则，但这种排外性还是与沙特引进外资、完成2030愿景与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矛盾。在王国合法性构建上存在的麻烦与对王国现代化治理与经济发展形成的阻碍共同导致了沙特重构建国神话的历史性一幕。

● 国王与高级学者委员会成员交谈 来源：Aramme

潜移默化：重塑建国神话前的铺垫

任何变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沙特改变其国庆日之前，国内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是沙特构建其有别于瓦哈比主义的国家认同的奠基石。在2003年至2011年，沙特国内持续有个人以及团体的请愿活动发生，从允许妇女开车到变更沙特的君主制。虽然大部分激进的要求没有得到回应，但是，这些活动促进了沙特官方的有限改变。2004年沙特颁布皇家法令，建立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中心，进行与全国各个群体的对话。2007年，法赫德国王成立了效忠委员（هيئةالبيعة）使得宗教当局无法干涉王位继承问题。2011年9月25日，官方承诺赋予妇女一些政治权利。更加广泛的改革出现在现任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于2015年就任之后。沙特促进美德和防止恶习委员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沙特宗教警察”在2016年受到了限制，它被剥夺了参与刑事和行政控制、拘留、跟踪、逮捕、讯问、调查等程序的权力。2017年10月利雅得未来投资倡议会议上，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宣布将 “摧毁”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以使该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保持一致。这番讲话拉开了更为广泛的文化与宗教领域改革的序幕。

在以往的沙特历史课本中，学生在小学六年级第一次接触瓦哈比，包括瓦哈比本人的传记以及他秉持的教义。但是，在新的课本中，瓦哈比的内容被删除了。除此之外，2020年G20峰会期间，沙特教育部宣布新的教育课程修订案，以确保教育不受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除了对教育的改革，文化领域对伊斯兰觉醒运动的批判也是瓦哈比遭到削弱的重要标志。觉醒运动是一场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与美国进行海湾战争背景下沙特伊斯兰知识分子发起的运动，旨在抵制西方化，进行伊斯兰化的社会与政治变革。觉醒运动的理念不断向萨拉菲主义或瓦哈比主义靠拢，最终合流，受到广泛的批评。2019年，沙特著名作家，伊斯兰学者艾依德·卡拉尼（عائض القرني）在沙特电视节目上向沙特民众道歉，称伊斯兰觉醒运动最大的错误是边缘化宗教学者，并且与国家对抗。我们可以看到，沙特建国神话的重塑拥有广泛的政策与思想前提。

● 老版沙特历史书中的瓦哈比内容 来源：AGSIW

何去何从：新的建国神话将使沙特迈向何方

新的国庆日并不代表着瓦哈比的消亡，它可能暗示着沙特对于瓦哈比主义的政治使用，尤其是潜在的极端化使用走到了尽头，但这并不意味着瓦哈比主义在之后的沙特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消失。因为以瓦哈比为代表性符号的伊斯兰教是这个庞大的沙漠国家政治延续性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新神话为沙特描绘了一幅宽容的图景：伊斯兰教的不同派别，不同信仰的人以及女性、外国人在沙特都能享受到社会的开放包容。事实印证了这一点，比如2021年沙特什叶派被允许公开庆祝阿舒拉节，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同时，沙特描绘的2030愿景以及“新未来城”（Neom）规划，都在向我们展示一个全新的沙特。不同的声音认为，瓦哈比与王室间的契约虽然不是洛克式的社会契约，但是却能限制沙特的国家权威，尤其是王室权威。而新的建国神话无限强化了沙特的王室权威，从而缔造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从此国家与王室的意志无法被限制。某种意义上，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们应当看到，在沙特不那么漫长的历史中，沙特家族基本维持了王国内部不同宗教派别与意识形态的平衡，王室始终保持着超然的仲裁者地位。某种程度上，对于沙特建国神话的争论或许并不存在，因为王权一直处于神话的中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见，变更国庆日这一行为，不仅是沙特王室的又一次权术游戏，更是沙特不同阶层支持的一场运动，一场被沙特大众塑造的对脱离现实的历史的诀别。这一次诀别，塑造的不仅是国家的权威，也是沙特民众参与国家事务的范例。高压政策与王室权威往往难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叙事，但其民众的共识，尤其是王国精英与年轻一代的共识却可以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名为沙特的大船已经打舵，它正驶向我们都将见证的未来。

感谢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王霆懿助理研究员对本文的批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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