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南方地区杭州市的很多市民因居住条件太差、太挤而只能坐在床上吃饭

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个事的：

    标题：六七十年代 ——再挤也得住的房；此文最初由《杭州日报》2009年9月1日那一期的第B07版发布，它的电子版 我则是从一个名叫“住在杭州”的网站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复制、获得的：

    http://zzhz.zjol.com.cn/05zzhz/system/2009/09/01/015789216.shtml

    摘要：3.9平方米，这是在1978年初统计出来的当时杭州市人均居住面积。3.9平方米是个什么概念呢？每个人只有一张床和一条窄窄的可供侧着身进出的走道。当时的许多孩子，如今已经步入中年的杭州市民，或许都有这样的回忆：吃饭在床上；写作业在床上；从学校回家，二话不说，脱鞋上床；如果在隆冬季节，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基本全家人都会窝在床上。……城边儿的居民，现在回忆起马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个年代治安很好，不太会丢东西——因为大家都穷嘛，也没东西可偷——唯一可能会丢的，却是马桶里的粪便。环卫所每天清马桶不收钱，不过收了粪便转头卖给农民当肥料是要收钱的，经常有农民抢先于环卫工人做“义务劳工”，也经常听到环卫工人清不到马桶，站在街边儿骂娘：是谁这么缺德啊？

门口挂块“值日”，意味着轮到你家打扫厕所了。

上世纪70年代建筑的楼道。

清晨倒马桶，这样的场景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

上世纪70年代建筑的公用盥洗室。

上世纪70年代，很多人家搭建了阁楼，这样的阁楼有些人家至今仍在使用。

       记者 廖旭钢

　　历史并不总是向前走的，在老杭州记忆里，就住的方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最困难，最拥挤，最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

　　如果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杭州城堪堪接纳下建国初期的新移民，绝大多数人还能做到居有定所的话，那么在六七十年代，之前的生育鼓励政策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开始大幅度增加。“光荣妈妈”们所生育的众多孩子在长大，发育，等待着娶妻生子，开辟一番新天地，却发现，近乎停滞的城市发展速度，根本无法让这么多人找到一小块栖身之地。

　　3.9平方米，这是在1978年初统计出来的当时杭州市人均居住面积。3.9平方米是个什么概念呢？每个人只有一张床和一条窄窄的可供侧着身进出的走道。当时的许多孩子，如今已经步入中年的杭州市民，或许都有这样的回忆：吃饭在床上；写作业在床上；从学校回家，二话不说，脱鞋上床；如果在隆冬季节，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基本全家人都会窝在床上。

　　那个年代的杭州人，对房子有着两面性。即便在住房最为艰苦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老杭州把那样的状态归结于大家都是这么困难的，也不知道舒服的住法是个什么样子，就算偶尔看到住得宽敞的家庭，也绝少生出羡慕或者妒忌的情绪。同时，在某些时间点，生存的本能渴望又激发着杭州人，去想尽一切办法，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争取一点额外的空间，比如——结婚。

　　在当时的杭州，市中心的居民和城边儿上(现在也是绝对的市中心了，城市在进化)的居民，为了能在有限空间下挤入更多的家庭成员，可谓奇招百出，比如打地铺，造阁楼，“集资建房”等等，当时在破旧老房子里发生的故事，现在看来有点哈利·波特的魔幻味道了：外面看着挺小一间房，居然能住进七八口人，甚至更多。

　　有必要补充一点的是，那个年代的杭州并不是完全不造新房子，每个杭州人都知道的延安新村，就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而在七十年代体育场路民航售票处旁边造起来的五层民居，是当时杭州最高的民居建筑了。

　　历史回忆1：打地铺

　　事实上，3.9平方米居住面积只是一个平均数字，许多的杭州居民，在当时的居住面积还没有这么多，比如当时住在拱宸桥的蒋森涓女士，全家八口人，居住的面积只有20平方米出头。

　　蒋女士家里有父母两人，五个孩子，外加一个从乡下来带孩子的家属，她是家中老大。蒋女士的爸爸当时以理发为生，在她的记忆里，不大的一间房子，还必须分割成前后两块，前面一块算是店铺，摆上一张椅子开门做生意，后头是住的地方，一张大床加一架高低铺“竹榻儿”，直到蒋女士读书到初中的时候，兄弟姐妹五个仍然是男女混搭，挤睡在两张高低铺竹榻上的。

　　这样仍然不够睡，还需要有个人打地铺，就在房子白天做剃头生意的那块地方。晚上睡人，白天卷铺盖，开张。门口那几爿门板也是很有用的，因为没有厨房，到做饭的时候，拎出一个煤炉，把门板竖起来，搭出一个简易小空间，就是厨房了，可以挡风沙灰尘。

　　“当时的人很少走亲戚。过年，中秋的时候，亲戚们一般早上出发，走过来，吃了午饭，再走回去。亲戚不会过夜，也没法儿过夜，地铺的位置都有人睡了，晚上房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再多睡一个人了。”蒋女士回忆道。

　　蒋家在七十年代出了一件很让街坊羡慕的事情：杭州歌舞团来大关小学挑人，把当时拉板胡的二儿子挑走了。当时蒋女士的弟弟12岁，吃上了公家饭，小小年纪开始赚钱了，更重要的是，他住在当时在九溪的曲艺学校，不回来住，家里终于可以空出半张床位了。

　　历史回忆2：“马子”

　　这里说的“马子”，不是香港古惑仔口中女朋友的意思，而是杭州话马桶的意思。在居住条件十分艰苦的六七十年代，马桶是必不可缺的生活起居，家里有女儿出嫁，嫁妆里一只木马桶是一定不能少的。

　“我们那一代人里，结婚时间比较早的女孩子，结婚的时候还是不一定能配上自行车啊，缝纫机啊那些大件的，不过有几样东西一定会有：一只马桶、一大一小两只脚盆、一只痰盂罐、一床棉花胎。”家住潮鸣寺巷的林水珍女士回忆道。

　　六十年代，许多人还住在瓦片平房里，每天到下午四五点钟，各家各户把马桶拎到街边，此时会有环卫所的工人推着手推车，把马桶清空，当时的公共厕所非常少，独门独户的洗手间根本无从寻觅。

　　到了七十年代，一部分人住进厂里分配的筒子楼。据林女士回忆，当时一层楼几家人共用一个厕所，早上起床，能第一时间上厕所的几率，跟现在中奖差不多。因而，就算住进了当时人戏称的“洋房”，马桶也依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高峰时期捂着裤裆排队，还不被尿给憋死？还有，大冬天的，家里如果没有个马桶，要起床出门上趟厕所，是要经过几番思想斗争的，相比之下，还是有个马桶更实用一些。

　　现在很难想象，“马桶时代”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渐渐从杭州市民居住文化中隐退。　　城边儿的居民，现在回忆起马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个年代治安很好，不太会丢东西——因为大家都穷嘛，也没东西可偷——唯一可能会丢的，却是马桶里的粪便。环卫所每天清马桶不收钱，不过收了粪便转头卖给农民当肥料是要收钱的，经常有农民抢先于环卫工人做“义务劳工”，也经常听到环卫工人清不到马桶，站在街边儿骂娘：是谁这么缺德啊？……

　　历史回忆3：没有头的水龙头

　　那个年代，每户家庭除了一个小小的房间，很多东西都是共用的，比如厨房，比如厕所，比如淋浴间等等，艰苦年代的人住得很近，邻里关系呈现一种既亲近，又“斗争”的有趣局面。现在，杭州城的角落里，还留存着极少数当时的老房子或是筒子楼，很能代表当时邻里关系的一点：许多房子里共有的水龙头，往往没有头——头都被人拧掉了。

　　今年已经73岁的周彩凤，讲述了她那时住老房子的有趣经历：“刚搬进‘洋楼’那会儿，大家都不熟，有时候会吵上几句，原因现在看看挺好笑的，就是淋浴间的共有水龙头，大家一起洗澡，一起用水，月底水费平摊。于是就有人提出来了，某某家人口多，用的水也多，我们家人少，凭什么平摊？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下，把淋浴间水龙头给拧了，谁家要洗澡，先提个‘洋铁桶’，到厨房接水(厨房的水龙头是一户一表的)，然后在淋浴间门口排队，排到的人提桶进去。”当时水费是1分钱一担，不是斤斤计较，实在是每户人家的日子都过得挺紧。

　　住在老房子里的居民，洗起澡来更困难一些。因为连共用的淋浴间都没有，天气不太冷的时候，就把水提到房间里，用毛巾蘸湿，一点一点洗，动作小心得像绣花。那个时候老房子都是木结构，地板缝一指头宽，稍不注意，水洒出来，楼下就要下雨了。

　　冬天的时候，人们都会去公共浴室洗澡，5分钱一次，不敢多洗，条件好的家庭能一周洗上一次，条件不好的家庭，半个月也未必能去一趟。

　　历史回忆4：“集资建房”

　“集资建房”的名词是近几年才有的，不过类似的行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杭州就曾出现过，据现在四五十岁的老杭州回忆，当时这种情况还不少，不过区别是“集资”是向亲戚朋友们借钱，“建房”则是给一家或者几家人住。

　　随家庭人口的不断增加，实在已经到了再往房里塞，就有可能挤垮掉的程度，这个时候“民间智慧”就纷纷涌现出来了。市中心的杭州人，喜欢在老房子顶上加盖阁楼，可能只是黑糊糊、半人高的一个“黑盒子”，盖好以后，人顺着梯子爬进去，睡下，那个高度站是站不得的，会撞到头；条件好的，盖个尖顶，还能开个“老虎窗”，能透光通风，是豪华级配备了。

　　往城区外头走，房子稀疏一点，之间还有一小片空地的，就把地圈一块下来，加一个顶，就是间新房子。当然，最刺激的，就是推掉旧房子，找块空地盖座新的。现在家住北景园的朱爱珍女士，小时候家里就有类似的经历。

　“不够住了，要想办法呗。当时家里兵分两路，一边找亲戚朋友集资借钱，好买建造新房子的材料，另一方面到房管所去哭穷，强调自己家里住房实在太困难，请求给批张条子。”朱女士说。在当时，无论是房管所还是居民，对土地的概念是非常浅薄的，居住的核心是房，而不是地，这让私建住房成为可能。当时房管所对朱女士家报告的情况，派了人过来象征性了解了一下，也就批了条子，朱女士家拿着条子，买进砖头、毛竹、瓦片这些建筑原料，盖了间七十多平方米的瓦房。

　　当时，造这样的房子花了1500元，对一户家庭是笔大钱，虽然房管所审批这道关好过，但条件不好的家庭，凑不齐钱的也大有人在。朱女士说，这间瓦房，造好大约只用了一个多礼拜，“我们家这间算慢的，有些人家，如果人力，材料都配齐，一个晚上就能把房子框架搭起来。”

　　这样的房子，房管所在审批登记后，可能会根据面积收一些房租，这样房子也有了合法的身份；也有连房租都不收的，最后旧城改造，居民拆迁，这些房子也被当成私房处理了。

　　还有很困难的家庭，随便找块堆垃圾的平地，自己动手把垃圾清掉，搭个棚子，也凑合着住了进去，后来在拆迁中，也根据茅草棚子的面积分到了新房。

　　历史回忆5：分房

　　在六七十年代，获得房子的一个很重要途径，还有厂里的职工分房。当时的人们，把进工厂当工人，特别是进大厂，当成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一辈子有靠了，结婚房子也有着落了。虽然在那二十年，真正能从厂里分到房的，只是极为少数的一部分，称不上主流，但如果要追溯历史的话，这的确可以算是八十年代大规模福利分房的源头。

　　在当时，杭州几个大厂是所有人向往的地方，比如杭钢，比如浙江麻纺厂。今年55岁的陈慧琴女士，当时就是麻纺厂的女工。“六十年代麻纺厂刚组建时，有一千多工人，当时厂手里头有三幢宿舍，就是现在说的‘筒子楼’，安置了一百户左右的工人。七十年代厂子规模最大时，有一万多工人了，于是又造了一批，分给工人，这样的待遇在当时，是羡慕煞人的，不过算算比例，真正分到房子的，不到10%。”

　　从厂子里出来的房子，来源有两种：国家会对重点照顾的工厂单位，划拨一批土地，准许他们造房；房管所手头上也会有一批空置房子，经国家划拨，给厂子使用。而在当时，要分到房子，是要过五关斩六将般的淘汰选拔的，首先是住房困难，又要结婚了；其次如果结婚双方是双职工，排序会比较靠前；如果职工是小组长，或者党员，积极分子，劳模之类，那就最好了。陈女士从申请到实际拿到房，等了两年多，婚期也随之拖了两年。

　　分到的房子，有十几个平方米，几户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在当时是相当好的居住条件了，这批房子有房卡，要付大约每月每平方米一毛钱的房租，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

　　许多住房困难的家庭，千方百计想把孩子送进大厂里，陈女士所知的一个女工友，家里很困难，很早就出来做工了，进去的时候，骗厂里说她14岁，其实那一年她只有12岁。

　　历史回忆6：房管所

　　提到那个年代的住房，有一个机构不得不提：房管所。在那个年代，房管所的权力大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居住条件的评估，造房审批，换房申请，房屋维修，收取房租……等等等等，都属于这个机构管辖范围，可以说，房管所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一个家庭的生存状况。

　　记者采访的几个对象，谈话中，房管所被提及的频率非常之高。而几名采访对象都提到，在那个年代，房管所的工作人员都很公正，待人也比较和善。比如居住困难的家庭，想提出换房的要求，房管所会派人到居住区，了解家庭实际的居住状况，身份出身，邻里关系是否和睦，然后作出一个综合客观评价，其中最主要的参考因素，还是这户家庭困难程度，换房子的急迫性——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大家都有一杆秤。

　　蒋女士就讲了这么个事儿：当时家里住得实在困难，每回房管所来人收房租，总不免冷嘲热讽个两句，有一次工作人员被说急了，手一摊：我也知道你们困难啊，但我们手里真的没房啊。到七十年代末期，政府开始把注意力放到改善困难户居住问题上，蒋女士一家很快就分到了一三居室大房子，当时他们对讽刺工作人员的那事儿，还挺过意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