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越来越小心，或者干脆不发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很多人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越来越小心了，或者干脆不发了。明星们的账号过去经常唠家常，现在都是各种官宣了。体制内的人更是小心翼翼，很多人连朋友圈都不发了，发的话也是转发某个正规报道。大学老师们也成了“敏感群体”，多数人选择在互联网上能少说就少说。民企高管或者中层也是一样。总之，很多群体的个性化信息变得像秋收后的田野一样干干净净。

这是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它也让公共舆论的面貌变得不再完整，这不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应有的群体性“噤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根本原因是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一个人在网上个性化发声，给自己可能带来麻烦的风险越来越高，甚至会牵连他所在的机构，于是大家主动，或者在单位的“提醒”下极大减少了参与社交媒体信息和观点交流的意愿，甚至基本停止了参与，只剩下浏览，偶尔点个赞。

再细看，这当中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是，互联网上的整体氛围越来越严厉，对各种“瑕疵”的搜索非常频密、细致，一旦抓住一个靶子，迅速形成关注聚集，对焦点信息的挖掘和引申无边无际，而且很可能上纲上线。这样的风险落到谁的头上，都是很难承受的，比如如果他是一个体制内的公职人员，或者是一个民企的小头头，很容易牵连单位。

现在定义“公职人员”的门槛大为降低了，如今只要是在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工作的人，乃至国有企业工作的许多人，都在互联网上被纳入这个范畴。“公职人员”的标签会生出很多网络上的额外敏感，和对同一个过错的区别对待。

大学老师、民企中高层也会在互联网上被区分出特殊的身份意义，从而使他们言行出事的几率大为增加。

为了防范这些风险，互联网上的各类敏感群体纷纷加入“低调”的行列，将少说、不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防万一。

从另一个方面说，互联网过度解读一个人的几句话，或者将其发布的某张照片做过度引申、发挥，甚至还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该人员的所在机构，这个时候，机构按理说应当挺得住，不对遭到网上围攻的员工进行与所涉问题不相称的惩罚。但现实是，如今各种机构都怕事，不愿意惹上是非。如果是体制内的机构，还会担心这样的是非会让上级主管部门不高兴，引来上级的批评性反应。如果是在民企，涉事人员很可能更不会被保护，一旦有助于平息舆论，民企开除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事情。

老胡主张，我们的社会还是要在党领导的宪法秩序下尽量宽松些，而且我认为，这需要社会层面和治理链条上的双重努力。互联网在发挥舆论监督强大功能的同时，应当有尊重个人权利的集体共识，不能对个性化信息进行上纲上线的引申，不能有对个人实施以“社死”为目标的网暴。有些人情绪激动，或者出于流量目的，对焦点目标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整个互联网要有尊重个人权利并且给犯错者改正机会的集体意识。我们的互联网不能太严厉了，逮住一个就搞死一个，如果有什么身份标识，罪加一等，我们不该那样。

作为机构，应当为维护宪法秩序下的宽松和自由做出引导和坚守，既接受舆论监督，有真问题要坚决整改，但是员工与履职无关的个人权利应当予以尊重。员工履职需要用高标准审视，但他们工作之余在正能量和公序良俗大框架下参与信息交流的空间应当得到保护，这对社会的整体好处一定会大于风险。他们在上述大框架下发布的个性化信息，即使引发网上的一定关注和非议，也应当在机构内部得到包容，不能只要遭到非议，引起舆情，没错也是错，也不能因为有些人骂了机构，就迁怒于把这些骂“引过来”的人。

当然了，如果机构和相关人员都存在严重问题，被互联网揪住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无论如何，现在各种有身份标识的群体不愿意在网上发声了，这决非好事。在宪法秩序下推动社会宽松，这方面是一个有抓手也值得去改变的线索之一。我们的社会应当丰富多彩，社交媒体应是全体民众交流信息的平台。如果一些群体退出了，或者严重消极了，只剩下另一些群体在其中活跃表达，那样的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