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全稿48第四章千锤万凿出深山13

5、马克思主义——海上丝路时代，人类主要文明交流融合的最高产物

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东西方文明在海上丝路时代文化交流碰撞的最高产物。

欧洲捡起来的那个所谓的古希腊文明，事实是整个环地中海文明，在数千年漫长历史演进中，发展累积的文明的精华。它包含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罗马（东西罗马）、波斯、阿拉伯、突厥、蒙古等一系列历史上在环地中海区域活动过的族群和文化的精华；而东方文明部分则是包含了华夏文明、汲取华夏文明茁壮成长的人类最强的一批游牧文化，以及中国化的印度文明异端分支之一的佛教的结合体。这些构成欧洲现代文明的各个部分，几乎涵盖了世界岛上数千年来主要优秀文明的精髓。（见《黑格尔历史哲学》）

欧洲的这个文明变革的核心逻辑，就是通过对宗教的彻底反动，彼特拉克主张“以人学对抗神学”，企图将人替代神的位置。将人整体的生存、幸福作为人类信仰和实践的至高目标。彻底的反宗教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个逻辑演进的终点。 

作为欧洲知识界主导下的，东西方文明融合得最高及最终产物，马克思主义最终快速实现中国化，只不过是蕴含华夏文明基因的显性表现。这就跟5000年前红山文化促进了良渚文化的大发展，最终良渚文化反哺华夏族，使得华夏族获得了抗击世纪大洪水的最高能力一样。这次横跨数百年，华夏文明融入并促进了欧洲现代化变革，最终反哺回中华民族，最终使我们获得当下抗击新冠疫情的最高能力。这几乎是历史的轮回。为了更深刻认识这个过程，我们必须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知识界主导下的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最高产物”这个观点，稍微详细分析一下（基于论述的不同目的，有部分内容与上节有重复，此处强调欧洲历史及人文主义发展逻辑为发展的主脉络）：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知识界主导下的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最高产物：

当今无论东西方，对欧洲大航海时代以后的思想文化变迁的描述，基本分成了以下几个过程：

1文艺复兴（主要产物，文化艺术思潮变革下的拉丁人的人文主义）

2宗教改革（主要产物，日耳曼人的新教独立，并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导下的基督教分支）

3启蒙运动（主要产物，欧洲大陆理性主义）

上面这三个过程，最终产生了欧洲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在19世纪40年代诞生出马克思主义。

如果我们仔细讨论上面三个过程，我们就能发现，为什么最终诞生出了马克思主义。

1）、文艺复兴是欧洲文明现代化变革的思想基石。中国的世俗化社会给予了欧洲社会去除中世纪黑暗宗教桎梏以关键榜样力量。

作为当时人类世界几乎唯一的世俗化社会，且是丝绸之路重要发源地及利益财富聚集地，存在于东方的华夏文明在相当长时间让欧洲社会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尤其当拜占庭帝国面对奥斯曼等东方势力，在相互斗争过程中不断显现出颓势，基督教世界向着最重大失败的危机不断前进。天主教统治区面对将失去拜占庭的战略缓冲，直接面对可怕的东方部族的竞争。基督教领导下的政治力量无法应对东方部族的挑战，作为天主教主要控制区的拉丁人率先举起了变革的大旗，将矛头直指作为主导欧洲各个政治势力的意识形态的基督教（天主教）。就如罗马帝国时期，由于多神教时期对外竞争的无能，罗马人（拉丁人）彻底推翻了数千年来多神教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将一神教的基督教推上了意识形态圣殿。这次，罗马后裔们（拉丁人）又企图再来一次，推翻基督教对于欧洲中世纪近千年宗教桎梏，从而试图改变欧洲地区战略竞争的不利局面。作为这个目的，不被宗教控制和决定的华夏世俗社会，就成为拉丁人掀起文艺复兴的最关键也是唯一可以借鉴的榜样。我们今天仍旧能看到从那一时期遗留下的不少事关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艺术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3世纪末诞生《马可波罗游记》。我们不谈《游记》的内容，而是说明，当时东方繁华强大的王权占主导的世俗社会，是被欧洲认为是一种理想化的、神话般的存在。当时几乎人类唯一的王权主导的中国世俗社会形态，就必然成为欧洲文艺复兴，人学对抗神学，甚至可以战胜神学的唯一可能的榜样。

弄清楚了欧洲文艺复兴的起因。我们就能得到第一个结论：欧洲人文主义以华夏文明的世俗体制来企图否定基督教对欧洲的控制。

那么拉丁人推翻基督教对欧洲人的绝对控制，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呢？

同样他们选取的中国世俗社会（再次强调中国是当时人类中几乎唯一王权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的文明样态）的榜样，以此指向了他们的最终目的。文艺复兴批判基督教对欧洲人民的戕害，尽管这些批判者没有明说，但是他们选择中国作为榜样，事实他们的意图就是想将基督教拉下神坛。建立一个真正“人学”的世界。但是鉴于教廷绞架、火刑架的强大威慑力量。当时基本没有什么人敢公开这样说，但是他们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他们企图摆脱宗教专制，反对以假借神之名对人的控制和压迫，建立一个“人”占据主导的新社会。

但是欧洲人当时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世俗社会是怎么来的？就跟前几章论述的华夏文明的诞生发展历程。华夏的王权占据主导的世俗社会是来自于华夏历史实践，来源于实践凝结出的“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基于现存人类主要文明，暂时还没有发现，除了华夏文明以外，有其他文明选择了“自强向善”这个特殊的路径。因此欧洲将华夏世俗社会作为榜样，进行的变革期望，实质就是在文明的底层逻辑上会形成颠覆基督教文明的核心理念（胜人向恶），而转向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自强向善）（华夏文明的特质实践现实至今是唯一的）。

华夏文明的基础结构  【（强－弱）-（善－恶）】

基督教文明的基础结构【（强－弱）-（善－恶）】 

（见上面道家分析的部分）

人文主义将人放置于实践的中心位置，就是企图用人替代一神教专制社会下神的地位。因此人文主义的最终必然是大写的人（人作为整体）必然代替神。这个人不是指少数人的个人。因为用个人代替神的态度的实践历史不断在证明不会实现人类社会普遍的吉祥目的（比如海洋霸权的殖民历史，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小撮人群的幸福是建立在更广大人类的历史不幸。因此真正的人文主义必然指向大写的人的全体的幸福）。大写的人必然要求各个人类族群的团结合作直至融合。而这就意味着价值观的向善性（见前面章节的论述）。也就是说，必须颠覆原罪论一神教的核心价值观。人文主义一经开启，就已经将华夏向善价值观的基因深深烙进西方文明变革之中。

因此我们从第一个结论，可以形成第一个推论：

第一个结论：人文主义以华夏文明的世俗体制来企图否定基督教对欧洲的控制。

第一个推论：人文主义的最终发展，必然否定旧有文明的“胜人向恶”（基督教），实现新的“自强向善”的世俗文明（以华夏文明为榜样）。

这个第一个结论及推论，就形成了人文主义最核心意图的底层逻辑。这个底层逻辑就决定了之后欧洲社会变革与华夏，在文明基因层面具备的深度的关系。

2）、欧洲宗教改革是欧洲历史文化传统（胜人向恶）与人文主义变革逻辑（追求“自强向善”）相互斗争与妥协的产物。是人文主义解放人性的不完全产物。

欧洲拉丁人发起的人文主义的变革方向深刻影响了欧洲天主教控制区，拉丁人、日耳曼人中大量社会精英在于天主教庭的博弈中作出努力。随着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天主教控制区直面奥斯曼的威胁。现实危机作为巨大的历史推动力，在欧洲日耳曼人社会在16世纪早期推动实现了宗教改革（针对天主教）。作为最大的成果，新教从天主教阵营里分裂了出来。

新教的产生，是人文主义发展逻辑与欧洲宗教及意识形态现实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妥协的产物。

虽然新教的创立，在某些层面极大地改善了中世纪宗教专制对人的压制破坏。给欧洲人民从严酷教法中释放出了巨大的自由空间。形成了对当时欧洲社会的巨大进步，但是这个变革没有颠覆基督教的决定性、统治性地位。只是开拓了一条优化、改良过的宗教控制方式。基督教存在的原有的明面上实行的强力控制，逐步转向到社会的次要方向，甚至到躲到王权和资本的背后，通过与王权与资本的勾连结盟，重建控制体系。

我们这里得出第二个结论：宗教改革是人文主义与欧洲宗教社会现实博弈、妥协的产物。

由于欧洲宗教改革没有彻底否定宗教（文明角度而言的“胜人向恶”），只是创新了一种新的宗教控制社会的方式。因此这种博弈、妥协的产物，事实是一种人文主义逻辑演进的不完全产物。它适度提高了人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但是没有否定神依旧高高在上的至上地位。

但是随着欧洲开启大航海时代，大量新世界的新现象、新知识向欧洲敞开，随着人的能力不断提高，随着殖民地的不断拓展，从世界各地掠夺利益的不断增加，资本和王权的力量不断发展。于是宗教改革，教权向王权和资本的妥协让步就无法凝固停滞在某一个状态，而不断在演化递进中。

于是我们得到第二个推论：

第二个结论：宗教改革是人文主义与欧洲宗教社会现实博弈、妥协的产物。

第二个推论：宗教变革博弈趋势决定了欧洲宗教变革是人文主义最终实现人全面解放目的的不完全产物（只是中间产物，而不是终极产物）。宗教改革的结果之一就是企图以维持“胜人向恶”传统文明来阻止人文主义对文明“自强向善”的要求。

随后我们就看到了欧洲大陆随后理性主义崛起，就是企图在完成这个逆转的过程（以人文主义之“自强向善”替代宗教意识形态“胜人向恶”），随着殖民主义扩张，资本、王权力量不断加强，教权的力量不断下降，去除基督教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就是逻辑和历史发展的自然而然。

但是这个自然的演进过程，在这里就出现巨大的变故，直接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自然逻辑演进进程。这就是华夏文明退出海洋活动，以及掌握新教主导权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实现了海洋霸权。

随着英国公元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并于16世纪初组建服务于殖民活动的东印度公司及伦敦公司。盎格鲁撒克逊人首次获得的海洋霸权。巨大的实践成功，以及庞大的殖民利益将本应处于反宗教变革的中间态的宗教改革成果，凝固住了。这个霸权的获得实质是建立在华夏文明在明朝退出海洋活动的基础之上的。当时全世界海洋活动能力最强大的华夏文明，因为不同资本利益集团的激烈内斗，而最终使得之后掌握政权的明、清中央力量的政治集团退出的海洋活动，而将海洋拱手让给了欧洲探险者们。这使得欧洲称霸海洋的难度大幅降低。这个难度的降低，使得人文主义面向终极目标的自然的历史逻辑演进，被巨大实践功绩停滞住了。盎格鲁撒克逊以霸权功绩将构建的变革中间态就能足以获得对海洋的控制，那么为什么还需要继续推动更先进的文明变革呢！而随着海洋霸权获得的加持，这个原本应该继续演进的中间形态得以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掌握的海洋霸权那里长期存在。同时，由于受制环地中海文明自身文明特质，欧洲人文主义虽然企图彻底瓦解神对人的控制、奴役。但是即便能推倒基督教的绝对地位，但如何新建一个欧洲社会为基础的世俗社会，却是欧洲各族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如果文明核心被推倒但不能重建，社会必然面临动荡和瓦解。在没有找到新建的办法前，欧洲社会的变革就被迫停滞，这也是盎格鲁构建的中间态社会体制得以长期存在的另一个原因。

盎格鲁撒克逊人以人文主义首推之功（宗教改革） 获得了欧洲海洋时代实践的先发优势（意识形态层面及实践霸权的获得）。这就如法家以意识形态变革为抓手，推动了否定政治正确，实现实事求是的目的，从而帮助秦实现大一统类似。同样的，尽管宗教改革并不是人性解放的完成态，只是先迈出变革的第一步。但这第一步就使得盎格鲁人获得先发之利，并获得了海洋霸权。但是这个实践成功即成就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海洋霸权，也阻止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基于人文主义逻辑自然演进的必然大道，阻止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去颠覆性的追寻最终彻底的人的解放。随后我们就看到盎格鲁萨克逊人在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潮中，以及在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过程中呈现出的普遍的不彻底性。而真正实现彻底人文主义变革是欧洲大陆的族群。

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形成了不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在王权、教权、资本权力三者之间形成了妥协）。而英国诞生的自然神论则在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发展大潮中，企图努力消除宗教和科学、宗教和理性主义的根本性的对立冲突（即想入君主立宪政治体制一样，给宗教保留足够的位置）。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根本上企图将人的解放大道凝结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构建的这个（人的彻底解放大道）中间态社会结构上。

3）欧洲启蒙运动向最终实现认识、知识、意识形态领域的彻底去宗教化发起了冲锋的号角。

虽然华夏文明退出海洋大幅降低了欧洲海洋活动的门槛和难度。基督教在欧洲的有限让步就让欧洲人获得了世界性的霸权地位。但是人文主义的大道，一经开启就无法停止。如果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知识精英知道了要解构什么，但是他们不清楚对欧洲的基督教解构后要重建什么，如何重建。但是随着大航海活动继续，欧洲通过海洋在明朝后期开始与华夏文明直接接触。大量华夏文明知识，尤其是文明核心理论被大量介绍到欧洲。华夏文明的核心理论，逻辑结构，社会形态、行为方式等等特点及知识被欧洲人逐步深度了解。通过借鉴华夏世俗社会的特点，结合环地中海文明的精华，欧洲人逐渐找到一个彻底颠覆基督教对欧洲社会控制，建立人学主导的新社会的方法。就是要在观念上，信仰层面彻底驱逐宗教及神的绝对统治地位。即从认识领域，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领域以人学代替神学。

而同时，欧洲通过长期的海洋活动及殖民掠夺，获得了巨量的财富以及发现了天量的新现象，遇到了天量的新问题，产生了天量的新需求。巨大横财使得资本力量，王权力量的力量大幅扩张，尤其资本力量，日益占据优势地位。而海洋活动和殖民地活动大量的新现象新问题新需求。需要当时社会主导力量（宗教）对此给予解释现象，解决问题。但是基督教知识体系已经无法满足日益旺盛的实践需求。于是以需求为导向，欧洲知识界顺势而为，通过颠覆基督教旧知识体系，建立类似华夏文明这样世俗社会的新知识体系，就成为一条必然的合理的实践路径。这就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兴起。因此启蒙运动实质目标就是在知识体系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推翻日益落后的基督教知识体系。并构建一个新的世俗社会知识体系。完成人学对神学地位的彻底颠覆。

于是欧洲启蒙运动有两个核心的目标任务，构成了实践的两个关键环节：

解构与重建

之所以解构基督教知识体系，就是这个知识体系无法解释、解决海洋时代的实践要求。而通过这个现实需求为出发的解构，能让人文主义的根本目的——人（大写的）最终安全取代神，成为实践的中心。

在解构这个环节并不是华夏文明的强项。

我们知道华夏文明基于整体论世界观，对世界直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文明理论天然反感内在的伪（见前面对整体论世界观及汉字章节的论述）。绝大部分的主观设定的伪直接以“指鹿为马”的现象直接显现出来。因此华夏文明没有太多分析自身内在知识内在问题的方法。于是欧洲学者们很快找到一个推倒旧知识体系核心工具，与欧洲基督教文明深刻渊源的古希腊思辨传统迅速被挖掘出来。理性主义作为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成果，以“思故在”（以思而非神为所有知识的确定性基石，思是人的思，可以在现实中被确定的，而不是神这种完全无法确证实存的）重建知识的立基，用古希腊思辨传统特色的怀疑论来全面解构基督教知识体系。将旧知识体系全面解构成若干个细分知识部分，再进行思辨去伪。这就完成了解构环节。

重建环节

同时，欧洲学者们通过与华夏长期深度的文化知识交流，在华夏文明中找到了一个核心重新建构新知识体系（人占据实践中心的知识体系，人文主义的逻辑必然）的工具。这就是华夏河图洛书八卦易经呈现出的以“象数结合”理论描述方式。（再次建议大家看下《黑格尔历史哲学》一书，能非常清晰看清楚，欧洲理性主义是如何构建起欧洲现代化知识体系的）他们借鉴华夏文明核心理论的构建表达方式，形成了用数学和客观事实为工具（华夏文化里“象”就是对客观现象的直观）和标准的理性主义，对解构出的各个细分知识进行去伪存真，以最终实现新知识体系的重建。这个（解构重建）方法就是现在被称为分科而学的“科学”。这个方法很快就对基督教旧知识体系进行了全面瓦解。在自然科学领域迅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巨大进步。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残余力量退守社会科学领域（相对于自然科学，更倚重主观分析认识。因此给予作伪以相当的存在空间），他们在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进行了各种顽固抵抗。他们将基督教文明核心理念“胜人向恶”，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新”理论进行了巧妙的变形和顽固的坚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各种唯心论哲学观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念等等基本都是这类产物。

自由主义的泛滥，让行恶者也获得了”自由，让落后的基督教也得到自由的空间。个人主义不断瓦解那个大写的人，让不同的人群处于持久的纷争对立之中。于是这些变形的神学家，将殖民时代的一小撮人代替了神，偷换了人文主义大些的人代替神的神圣目标。各种唯心论哲学观点在不断企图将神学知识体系、意识形态与人的知识体系纠缠混淆不清；殖民主义更将纵容恶行来不断验证基督教的性恶论的原罪的先天合理性。都不断企图证明人只能成为上帝面前的原罪者，因此“劝说”欧洲人民无法彻底推翻基督教核心意识形态，无法彻底实现将人完全代替神的地位。

一大批主动或被动背弃人文主义实践理想的欧洲学者，在这种纠缠纠结中，转化成在事实中阻碍人最终的解放的反动分子。理性主义在艰难地推动人向神之山巅攀登，于是在这个 博弈过程中，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由于理性主义此时的演化没有走到终点，虽然基督教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被严重动摇，但是它仍旧占据了相当程度的主导地位。因此，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与基督教性恶论文明以及殖民主义野蛮历史结合，呈现出极端野蛮的发展现象。从大不列颠岛上的羊吃人到美利坚建国坚持到上世纪的野蛮的种族灭绝，种族奴役，种族压迫。都在欧洲野蛮资本主义的旗帜之下发生的。并引发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争夺战争以及祸及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严重背离的欧洲人文主义开始以来的历史目标要求。直到今天，虽然人文主义的革命潮流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仍旧能看到一系列光怪陆离的现象。比如这次疫情中，欧美政治活动中一系列无视科学真理，甚至以政治凌驾科学的现象。在西方民众那里，不带口罩不打疫苗的人群占据社会相当大的比例。这就是人文主义在欧洲变革不彻底的显著表现。

这种不彻底的变革，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幸福，而是给人类带来普遍的灾殃。正是因为如此。客观现实就要求欧洲的实践回归历史大势。

抛弃那些对旧有习惯的恋恋不舍，对所谓政治正确偏激固执，欧洲一批具备实事求是（尤其是在现代德意志人和法兰西人那里，欧洲大陆长期无关海洋霸权，使得欧洲大陆的一大批学者没有霸权实践的掣肘，而将人文主义逻辑毫无顾忌地向终点演绎。）遵守现实需求、历史大势的社会精英，将拉丁人举起来的人文主义大旗重新扛起，以事实为基础，以科学为准绳。推翻所有的传统、习惯和偏见，强行将人文主义逻辑演绎到极致——这就最终让马克思主义诞生出来。

德国学者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直接说：“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155]”

他还说”人在上帝身上肯定了他在自身中加以否定的东西。”

在性恶论眼里的人的恶，是因为人将自身的善性发配到神的那里。所以当马克思说要把黑格尔颠倒过来的辩证法颠倒过来：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里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 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 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156]”

已经表明，那时的欧洲唯物主义者们清晰地认识到理性主义的核心任务即将完成人文主义要达成的最终目的（人学代替神学），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重构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在社会科学领域，理性主义也基本完成新知识体系的重建。但是这个重建，由于基督教文明的内在逻辑（胜人向恶）的制约，这个体系是“倒立着的”。之所以是倒立着的，是因为高高在上的还是寄居在唯心论知识体系里神，而不是人。这个倒立的状态，以人在殖民活动、欧洲野蛮资本主义实践活动的广泛地恶行来证明人靠否定了自身的真善美来成就神的至上性。

因此，把倒立着的颠倒过来，本身就证明，人文主义追求的那个人的新知识体系已经建成，但是是以“倒立”的形态存在着的。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最终的一次颠倒，将欧洲人文主义以来的文明变革，构建出了完成式。

马克思主义，彻底地将神从凌驾与一切都至上地位拉下神坛，并将大写的人送上的历史的宝座。在欧洲文明这里，人史无前例来到了至高山巅，抛弃了所有的原罪，以积极向善之态指向人类全面解放的大道。为欧洲人民打开了人类大同的科学理论大门。

通过上面逻辑阐述，可以得到第三个结论和推论：

第三个结论：理性主义以思辨模式和象数结合两手，企图彻底推翻基督教旧知识体系

第三个推论：马克思主义是人文主义－宗教改革－理性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历史逻辑演进的逻辑必然、是人文主义企图构建代替神学的人学的战略目标的终极产物。 

从上面三个结论、三个推论，我们看到了欧洲现代知识体系的演进的完整历史过程及逻辑过程。因此我们也看清楚，华夏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汲取他所在时代人类各个文明精华的综合产物。他跟华夏文明存在着深度的关联。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不到百年就实现了本土化（与佛教入华的时间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速度超乎寻常的快。）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事实就是华夏文明影响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利用华夏文明实现了一次自我超越，然后最终反哺华夏的过程。这个过程，跟红山文化的龙文化、玉文化深刻影响良渚文化，然后良渚文化实现了一次自我超越，然后最终反哺华夏的过程几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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