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 年：从府院之争到走向复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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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勋之所以复辟，与1916 年至1917 年中国政治走向碎片化这一过程是紧密联系的。

这是一个关于忠诚与背叛、德行与权谋的政治故事，更是关于中华民国生存困境的故事——1917 年丁巳复辟事件。

所谓丁巳复辟，是指1917 年6 月，张勋以“调人”为名义带5000 辫子军进京，并于7 月1 日，拥戴前清逊帝溥仪复辟。仅12 日，辫子军就被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击败，复辟失败。甲子纪年，1917 年为丁巳年，故史称“丁巳复辟”，又因复辟的主导人物为张勋，又称“张勋复辟”。

张勋的辫子军

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1917 年已经是中华民国六年，共和观念本应深入人心，复辟之举“冒天下之大不韪”。但若仅仅将其视为“盲目”“荒谬”“反动”“缺乏理性”，却有可能阻碍我们思考丁巳复辟的历史实质。

实际上，共和制与君主制（国体）之优劣，在1917 年远没有分出高下。从国际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四大君主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与沙皇俄国），但共和体制优于君主体制的结论，当时并未能得出。从国内来看，在洪宪帝制愈演愈烈之际，古德诺与杨度曾抛出文章，认为共和体制不宜中国，非君主制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其论述，以世界大势为背景，亦认为世界之强国，大抵为君主国。梁启超回应洪宪改制之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不以国体问题为言，“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梁启超不在国体问题上纠缠，反对变更国体，与其说是捍卫共和国体，毋宁说是一种政治策略上的考虑。

综合民国初年的国际国内的情况来看，洪宪帝制与丁巳复辟表面上看是两个孤立的突兀事件，内里却有着密切联系：在复辟派眼中，丁巳复辟是在已经吸取了洪宪帝制复辟教训的情况下发动的。那么，在那些顽固的“二次复辟派”看来，复辟的根本目的为何？帝制缘何就一定优于共和？复辟可以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为何？民国的现实政治又为复辟提供了哪些可能性？这些都是笔者要在本文中探讨的问题。

府院之争：民国初年政局乱象与复辟现实土壤

1917 年，中华民国诞生刚刚六年，在“泥菩萨”黎元洪治下，乱象纷纭。大清帝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已在五年前退位。民国初年北洋集团的领袖、军事独裁者袁世凯，也在一年前因尿毒症病逝。“他留给民国的遗产是一大批军阀。他在世的时候，军阀们支持他。他去世以后，军阀们混战。因此，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军阀混战时代的开始，直到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溥仪

从宣统三年（1911）到中华民国六年（1917），政治中心的权威，在革命与反革命、帝制与反帝制、割据与集权的缠斗中不断塌陷。民国既没有一位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华民国领袖，也没有一位像1913 年一样能够轻易扫平反对派的军事独裁者，军事寡头与政党政客控制着中央与地方以及有名无实的国会。

中央—地方权力碎片化的结果，是诸军政集团各自为政，恶性竞争。各政治板块寻求新的“共识”与政治核心，成了袁世凯死后的一大难题。1916 年夏秋之际，有实力而无名分之段祺瑞、有名望而无实力之黎元洪、有长江三省军事政治力量之冯国璋以及西南军阀，通过拥立各派都能接受的黎元洪为大总统，废除1914 年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勉强拧合到了一起。但诸军政集团的利益诉求不一，政治分歧时刻存在，显然无法靠一个近乎虚位的黎元洪与纸面上的《临时约法》弥合，这不过是应对袁世凯死后的临时妥协方案。

不过半年，政治危机就爆发了。1916 年至1917 年，段祺瑞与黎元洪在国务院用人问题上，首先发生了严重摩擦。其主要表现为：段祺瑞拟用其心腹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怵徐树铮跋扈，不许。最终经徐世昌调解，以张国淦为总统府秘书长，双方矛盾方才化解。

徐世昌

国民党议会领袖孙洪伊与段祺瑞数次发生冲突，黎元洪支持孙洪伊，亲黎派的文人一并鼓动舆论攻击政府，后又经黎元洪调解，以孙洪伊、徐树铮同时下台为结果，暂时弥合了段祺瑞与国会中国民党系之间的冲突。总体来说，1916 年双方就人事安排问题发生的冲突，并没有导致黎元洪、段祺瑞双方走向决裂。

1917 年年初，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随后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天平开始向协约国一方倾斜。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边缘地带的中国来说，是否参战，是世界局势给府院双方带来的新考验。

在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总统府反对贸然参战，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主战，双方冲突激烈，矛盾陷入不可调和的状态。

段祺瑞

1917 年4 月25 日，段祺瑞电召各省督军赴京召开各省督军及其代表军事会议，督军团在段祺瑞与安徽督军倪嗣冲的劝说之下，一致主张参战。以北洋的军事力量挟持政府，武人干政，这在民国历史上并非首次，段祺瑞就是其中好手。辛亥革命时期，段祺瑞发表“共和通电”，逼迫清帝逊位，实是武人干政之先例。尽管有督军团的胁迫，但通过参战议案，仍需要议会表决。段祺瑞手下干将靳云鹏等组织“公民团”（实为军警伪装），强逼议会通过参战议案，不料弄巧成拙，众议院本已有意通过参战议案，却因为“公民团”打伤议员，百般辱骂议员，议会反弹，搁置了参战案。5 月19 日，督军团再次呈文总统，向黎元洪施压，要求解散国会，修改宪法，黎元洪以解散国会于法不合，不允。对德参战问题不可解决。

5 月23 日，一向以柔弱著称的黎元洪在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后，悍然免去段祺瑞总理职位。“黎元洪总统此次敢于下令免段，大概有下面几种原因：一是他以为段派的督军，未必敢公然作乱。二是直皖两系的名称，此刻虽然尚未成立，但是直系的军官已有与段氏不合作的暗示。以为段派督军纵敢作乱，直隶派的军人必能牵制之。三是王士珍为北洋派前辈，与段祺瑞资格相等，纵然直隶派的军人不能制服段派，王士珍必能指挥之。”

段祺瑞下台之后，暗中策划解散国会，推倒黎元洪。黎元洪首先请徐世昌组阁，徐世昌避居津门，绝不出山。徐世昌为晚清重臣，在晚清时，位在黎元洪之上，又为老资格之北洋派，奉黎元洪之命出面组阁，既得罪同僚，又难以自处。

黎元洪不得已，求助于在北洋系同具声望之王士珍，亲自登门邀约，并一再敦促，王士珍仍不愿担任国务总理一职，只答应出任陆军总长。黎元洪不得已，而暂时任用年迈多病、不能视事之伍廷芳，政府几乎陷于瘫痪。与此同时，督军团的反政府浪潮，因为段祺瑞的下台而开始了。1917 年5 月26 日，倪嗣冲首先发难，宣布脱离中央，随后，陕西、河南、浙江、奉天、山东、黑龙江、直隶、山西等省督军纷纷宣告独立，声言总统“听信群小，排斥正士，暴民盘踞国会，勾通府中，以夺取政权（指段祺瑞内阁），须以兵力驱逐之”。川、滇、桂、粤、黔督军则与段祺瑞派督军针锋相对，通电拥护中央，声讨督军团为叛逆。江苏冯国璋、湖南谭延闿主张调停。远水不救近火，黎元洪之北京政府，在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督军包围之下，完全失去地方实力派支持，步履维艰。

王士珍

1917 年6 月3 日，离京的督军团在段祺瑞、徐世昌等暗中支持下，在天津组织“总参谋处”，拟以徐世昌为大元帅，意图架空并取代北京政府。其间，更有曹汝霖等走访北京外交使团，冀望列强支持天津“临时政府”，但未获列强同意。

表面上，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在战与不战，更深层次原因，既有段祺瑞与黎元洪的个人与集团因素，也有皖系武人集团与议会政客（主要为原国民党系、宪政商榷会议员）之间的矛盾，更有南北政治派系分歧的因素。段祺瑞以参战争取扩大皖系力量，南方与孙中山等革命派反战以制约北京，双方各有所图。

国事日非之际，蛰伏在徐州的十三省督军盟主张勋被病急乱投医的黎元洪请了出来。黎元洪请张勋赴京北上调解纷争，真实用意是想以张勋所率辫子军的武力来捍卫新提议的李经羲成功组阁，使政府能正常过渡。李经羲为晚清重臣李鸿章之侄，辛亥革命之际，曾出任云贵总督，后为蔡锷礼送出境。革命之后，李经羲因家族包袱，一度引退。随后在袁世凯邀约下重新出山，洪宪帝制时期，曾为袁世凯的“嵩山四友”之一。黎元洪邀请李经羲出任内阁总理，原意是以其在淮军一系中的人脉关系，稳定时局。

李经羲

李经羲出任内阁总理之获通过，也因议会内国民党一系不再坚持反对，使政府免于陷入无秩序状态。李经羲的提议，获得了黎元洪的支持。张勋在徐州，手握重兵，并且态度与段祺瑞颇不一致。1917 年5 月31 日，黎元洪在致张勋的密电中，称“当此危疑震撼之交，必有排忧解纷之策。惟念事情复杂，恐非文电所能畅宣。倘承移驾津门，与仲轩总理缜密筹商，并即联袂来京，立图解决，执事之功，民国之福也”。张勋对黎元洪示好，复电称“颇愿执调停之役”，并亲笔致函黎元洪，称希望去北京，陈解决时局之办法。黎元洪亦迫于时局，不得不倚重张勋之力量。

6 月1 日，黎元洪电令称，“安徽督军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以军人张勋“功高望重”，而能“共商国是”，一方面已经昭示了手无实权，依靠文人政客的黎元洪的无奈；另一方面，这种办法的出台，其结果导向有军人专政的危险，这一点，已为时人所注意。时任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即向黎元洪指出，“张勋如果到北京来，他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使自己成为独裁者”。

黎元洪以为林权助过虑，并表示与张勋有书信往来，进行了充分商量。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亦表示担忧，张勋到达天津之际，张国淦向黎元洪亲信指出，“张勋到京，一定复辟”，唯有恢复段祺瑞国务总理一职，使张勋惧，不入京，方可免祸。国民党人谷钟秀亦致信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以为张勋入京“恐加入复辟文章，益不可收拾”。林权助与张国淦、谷钟秀的看法稍有差异，林权助以为引入张勋将开军人专政之局，而张国淦更明确指出张勋将复辟，这两种看法其实都对，在之后的丁巳复辟中，军人专政与清帝复辟都出现了，只不过从结果看，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张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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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勋”黎元洪冀望“满清余孽”张勋充当中华民国的恩主，这个迫于无奈又滑稽异常的举动，最终顺理成章地引发了清帝复辟。

中央失去自我保护的能力，需要武人的庇护，这本已属吊诡之局，更奇特之处在于中华民国现在需要一位“愚忠”的君主论者来充当保护人。

从上述事实来看，1916 年至1917 年的中华民国，问题之症结在哪里？在于袁世凯死后，权力的碎片化这一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袁世凯去世一年之内，中华民国并没有爆发军事寡头之间的大规模内战。皖系、直系、奉系以及西南军阀，都已初现胚胎，但仍在寻求达成“共识”。“橡皮图章式”的议会与表面共和的《临时约法》得以保留，都是这种政治上寻求妥协的结果。不过，这种临时性的妥协局面，终究难以持久维系。临时性中央政治的军事“庇护人”段祺瑞辞去总理一职，彻底将政治危机揭开了。现在，中华民国需要寻找一位新的“庇护人”，以便仲裁各方利益，使各方都能接受这一庇护人的协调。从人选角度考虑，这个新的庇护人，既需要有军事实力为后盾，同时也应当“德高望重”，毫无疑问，这一人选还必须出自控制中国大半壁江山的北洋系统，如此，实力与名望才能相符。

1917 年，段祺瑞之外，在北洋系统内，堪当这一重任的，仅有冯国璋与张勋。

冯国璋盘踞南京，经营东南，对北京的纷争，态度一向暧昧不明。倪嗣冲致张勋的书信中称“调停之人，窃以华甫（冯国璋）为最宜。前曾电达华甫，窥探意旨，伊亦颇以调停自任。昨又专函敦恳，于此中利害关键痛切言之，伊或不无所动。调停有效，诚属国家幸福；万一不然，惟有公推我公主稿，联衔建言，以为后盾”。然而，调停的首要人选冯国璋以“惟日来眠食益觉不适，神情困顿，实难力疾首途”为由拒绝北上，并将此事推脱给张勋。冯国璋的真实用意隐晦难知，或许他不愿意介入府院之争端，想要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这样，调停的人选剩下的只有在徐州的十三省督军盟主张勋。由此，黎元洪请张勋北上之举，并非政治幼稚，而是充满了理性的政治考虑。只不过这个新的“庇护人”，其意不在庇护中华民国，而是要恢复大清帝国。

冯国璋

府院之争表征了中华民国在1916 年至1917 年袁世凯去世之后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临时性妥协之局，终究难以维系。各政团、实力集团，终究要走向分崩离析。这也就是1917 年至1928 年中国的军阀政治的萌芽。显然，张勋之所以复辟，与1916 年至1917 年中国政治走向碎片化这一过程是紧密联系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