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畏缩，恶人逍遥：被“绝对隐私”绑架的中国社会

当“保护隐私”成为坏人的盾牌：我们正在亲手扼杀社会的善良

我们似乎正陷入一个巨大的、令人窒息的怪圈：

在小区公共区域安装摄像头，有人高喊“侵犯隐私”，仿佛黑暗的角落才是他们的应许之地。可当罪恶发生时，那些清晰拍下罪行的视频，罪犯的脸却被精心打上马赛克，仿佛他才是需要保护的受害者，而一旁惊恐的路人却无处遁形。

一个官员在受贿现场被拍到，他第一反应不是羞愧，而是理直气壮地咆哮：“你侵犯了我的隐私权！”疫情期间，为了全楼居民的安全登记信息，有人拒不配合，将个人隐私置于公共健康之上。

最让人心寒齿冷的，是那个救了人的好人。他为了自证清白、避免被讹诈而拍下施救过程，这本是当下社会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然而，被他从危难中拉回来的人，非但没有感激，反而一纸诉状，以“侵犯隐私和肖像权”将他告上法庭，要求他道歉。

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不拍视频，你可能会被污蔑为骚扰、猥亵甚至性侵，百口莫辩，社会性死亡。拍了视频，你又可能被告上法庭，因为你的“证据”侵犯了对方的“权利”。

当善良举步维艰，当邪恶理直气壮，我们不得不发出锥心之问：好事还做不做得？好人还当不当得？** 这种荒谬的“法律导向”和“社会氛围”，究竟想把我们引向一个怎样的未来？

下一步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就是“皆大欢喜”的死寂：

-管理者“喜“：一句“保护个人隐私”，省去了安装监控的巨额花费，免除了追查犯罪的繁重责任，再也没有民众投诉“你们有监控为什么不作为”的纠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天下“太平”。

-犯罪分子“喜”：马赛克是他们的护身符，隐私权是他们的免罪金牌。他们可以在阴影里偷笑，甚至下次犯罪时更加肆无忌惮——“谁能辨我？谁敢曝我？”

-部分民众“喜”：他们沉浸在“人权得到保障”的虚幻喜悦中，为每一个打码欢呼，却不知道这块马赛克，也同时遮住了他们自己在未来某一天可能迫切需要的正义与真相。

这一幕，何其眼熟？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曾嗤之以鼻的、西方某些国家的“弱智日常”吗？为什么我们也开始重蹈覆辙？

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热衷”于过度保护隐私？

道理很简单：省钱和避责。

公共安全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服务之一。全方位的监控、高效的警力、严谨的司法，都需要投入海量的资金和人力。当一个资源有限、能力有限的政府无力承担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缺点”包装成“优点”。

他们高调宣布：“我们不监控，是为了保护您神圣不可侵犯的隐私权哦！”多么亲民，多么“自由”，多么“民主”！至于代价？不过是“必要的自由代价”罢了——反正被抢、被杀、暴露在病毒下的，不一定是制定政策的人。于是，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混乱和死亡也随之万岁。

我们必须清醒：我们的社会基石完全不同。

我们常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在法律上，这体现为 **“紧急避险”原则**：当公共利益面临巨大威胁时，个人利益在必要范围内必须做出让步，事后再给予合理补偿即可。

**这个原则，同样应该适用于个人隐私权的边界。**

我们是人民政权，不是资本政权。这意味着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根本利益，首先就是安全，是知情权，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当一个事件——无论是恶性犯罪、重大公共安全事件还是引发社会道德焦虑的纠纷——已经发展到不公布详情就会引发社会恐慌、损害公众信任时并由此可能导致更多的恶果和损毁传统伦理道德，个人的隐私就必须服从于压倒性的公共利益。

今天，你为了保护一个罪犯或一个白眼狼的“隐私”，而隐藏了关键信息，人民群众就会合理怀疑：你到底在隐瞒什么？你到底想保护谁？为了谁？ 当权威信息缺位，谣言的野草就会疯长。每一次对真相的“温柔”遮掩，都是在一点一点地透支政府的公信力，都是在为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埋下祸根。

是时候拨乱反正了！

法律不应是束缚好人的绳索，而应是斩向邪恶的利剑。社会的导向，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让无赖无耻却无忧。

我们需要明确划出一条红线：在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序良俗面前，个人的“隐私权”不能成为恶行的“保护伞”和“遮羞布”，当你违法违规时，当你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时，你的个人隐私不会得到任何保护，反而会导致社会死亡。 唯有如此，才能让善良得以伸张，让正义不再蒙面，让我们生活的社会，真正成为一个让好人敢于挺身而出的、有温度和有希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