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用大半生攻击鲁迅来蹭热，最终得偿所愿

苏雪林用大半生攻击鲁迅来蹭热，最终得偿所愿

鲁迅先生遭人围攻和误解，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蹭热，靠无厘头的攻击鲁迅达到扬己之名的目的。在众多围攻者中，有一女文人特上头，她几乎用大半生时间来攻击鲁迅，终于得偿所愿，她扬“名”了。

此女何方仙姑？她就是近现代女作家苏雪林女士。笔者通过翻阅资料，得以了解苏雪林攻击鲁迅的大致情况，现转述如下：

苏雪林，是右翼学者中的反对鲁迅最为坚决而持久的一位。在1936年，苏雪林通过致胡适的信，就曾大骂过鲁迅：“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但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竞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

苏雪林说：剥去这偶像外面的金装，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

苏雪林的信件一问世，就受到了文坛进步文人的强烈抨击。上海、南京、北京、天津、西安、洛阳等地报刊，纷纷登出反驳文章，苏雪林一时成为文坛上的新闻人物，名声大噪。这是苏雪林向鲁迅发难的开始，从此，她与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用她自己的话说：“‘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

六十年代，她从海外到台湾定居后，曾写成了《鲁迅传论》，此文曾在台湾《传记文学丛书》中连载后，收入了《我论鲁迅》一书之中。《我论鲁迅》一书由台湾爱眉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汇集了她三十余年以来反对鲁迅的文章，这在反对鲁迅的众多文章里，是最充满敌意的。

青年时代的苏雪林是崇拜鲁迅的。1919年她到北京女子师范读书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时候，她的同学冯沅君、庐隐当时都是颇有名气的作家，这些青年作家们对鲁迅都有极深刻的印象，这些对苏雪林，都是很有影响的。

北京女子师大的学潮发生之后，苏雪林对鲁迅的兴味开始寡然了。后来，她对鲁迅与陈源、徐志摩等人的磨擦、冲突表示出不满之情，认为鲁迅失去了理智，是个心地狭小的人。

苏雪林是一位颇具绅士气的女性，她从骨子里就讨厌非理性的冲动，即使身遭不幸，也不愿陷入绝望的困境中。但她偏偏和鲁迅过不去。尽管她主张理性主义，但批判起别人来，却大有非理性的一面。

从苏雪林的人生态度里，人们多少可以看到她的某种贵族气和保守主义的精神特性。在武汉大学教书时，她对鲁迅小说的分析还算有些学者的态度。她的文学讲义上，对鲁迅的许多作品还是称道的。但是一谈到鲁迅的人格，她却表现出异常的暴怒的情绪。她骂了鲁迅几十年，连篇累牍的文章中，并没有翻出什么新花样。充斥她作品中的，大多是嘲骂与挖苦。

她在数落鲁迅是无情无义的恶魔的同时，自己也沦落到恶魔的精神自扰中。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附和于当权者的旧习的重演。她永远无法理解鲁迅的精神个性与时代性的内在联系。她不懂得鲁迅作品和人格所表现出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在中国思想史上特殊的地位。她对鲁迅的认识是来自一种主观的情绪，因而缺少清醒的客观的分析。

苏女士的批评方法是粗暴而非科学的，很难说有什么学术价值。她的偏颇情绪，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文化界少数右翼分子病态的学术心理，因为在这些人眼中，鲁迅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现象。在洋洋几十万字的《鲁迅传论》中，苏雪林变得极为焦躁和神经质，以至于形成一种骂术的文体。但她对鲁迅的许多地方的批判，往往望文生义，歪曲的地方多于事实。

苏雪林不会懂得，鲁迅对生活的认识超越了常人的平庸的视觉，正是他的敏感和深沉的思想，才使他达到了常人所无法企及的思想深度。

但她认为《阿q正传》传遍世界乃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这种反驳是令人奇怪的，作者连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的内在联系都不懂，怎么能使人信服呢？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像这样以骂取荣的批评方式，大概仅仅为苏氏所独有吧？苏氏笔下的鲁迅，简直成了恶贯满盈、霸气十足的小丑。

严格的说，苏雪林的鲁迅观是缺少学术性和科学性的大杂烩。这里除了人身攻击和扣政治帽子，没有多少实事求是的态度。她既不能从社会思潮与文化渊源上来考察鲁迅现象的特异性，也不会从艺术上和心理学等角度上分析产生鲁迅的时代原因和个人原因。她甚至无法解释鲁迅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发展中重要的精神力量。除苏雪林外，对鲁迅攻击的还有梅子、郑学稼等。

探讨鲁迅遭人围攻的原因，分析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他的见解的深刻超出了常人的视野，这必然引起许多人的异议。

其二，由于鲁迅论辩的方式方法超越了中国人传统的温情主义和瞒与骗的虚伪主义，这也必然使卫道者和中庸之众感到难堪。

其三、鲁迅的奇特的精神气质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环境里，是有鲜明的倾向性的，所以，他的不近人情的毫不留面子的战术，不仅使政府当局感到头痛，而且也使左翼作家队伍里的一些同志深为不解。

没有哪一个中国作家会像鲁迅那样，在生前遭到如此之多的亵渎，而在死后，依然招惹到无休止的谩骂。对鲁迅毁誉参半的议论，多年来一直充塞在海峡两岸。

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现象”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鲁迅生前与死后受到的亵渎，都与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有着重要的联系。鲁迅的深层文化心理，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一种“精英”文本。国民要么对他推崇备至，要么一脚踩倒的不同态度，恰恰证明了他的独特性。

令人痛心是，鲁迅一直到死，都遭到政客、文人的围剿、攻击与诋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