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为什么不重要？！----清华交大之争随想

现在科技界主流认为，中国科技虽然赶超速度很快，但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而在“基础研究”方面还很落后。而基础研究决定“发展后劲”，因此认为中国科技依然落后。而主张“技术立国”的一派人轻言微。于是学术界很自然就形成了一种舆论氛围：不要盲目乐观。

争论的双方自然各有各的道理，但理据都不足以说服对方。我是占队“技术立国”的。本帖就打算从“理论”层面论证一下理由。既然要说出个所以然来，自然要有过硬的理据才行。为此，本人打算从N多年前的一件事谈起。

有个朋友是西安交大电机系毕业的（业内人士都知道，西安交大电机系在国内是顶尖级别的）。一次上电机实验课，有个同学问老师：“咱们交大电机系与清华比怎么样”？老师是这样回答的：“清华在理论上比较有一套，交大在实践上比较有一套”。

可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争其实早已有之，不过至今还没有个定论而已。二者之争说白了就是“理论”和“实践”哪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科研机构偏重“理论”，从而强调基础研究绝不是偶然的，尤其是大学，评价教授水平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你发表了多少“顶刊”论文。当然，这些论文都是“基础研究”方面的。本人对清华其实并无偏见。这不仅仅是因为本人的孩子毕业于清华，即便是西安交大我估计现在也必须重视基础研究。因为道理很简单，现在中国评价大学主要也是以发论文论英雄。所以凭良心说这并不是清华的问题。

这里先要强调的是，说实践或应用研究更重要，并不是说要否定理论（基础研究）。之所以说基础研究相对应用研究已经变得不重要，是因为那些最基础的理论（我们大学里学的定理定律等）早就由前人奠定了。而近几十年来没有什么新的理论发现了。另外，即便中国人没有在基础理论方面有所建树，这也不是我们值得惭愧的事情。因为基础理论的发现发明有一个机缘巧合的因素在里边，西方之所以率先发现，是因为连年的战争对数学物理化学有着迫切的需求。假设西方人不发现，其他人以后也会发现，因此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而最重要的在于你能不能更好的应用。英国人发明了航母和弹射器，而海军现在却彻底衰败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另外要强调的是，现在所谓的“基础研究”，其实都是在前人早就奠定的基础理论之上，利用数学工具在不同的专业领域进行推导而已。或者干脆可以这样说，所谓的“基础研究”其实也是应用研究。只不过是在实验室做研究而已。所以不客气地讲，现在除了极少数课题外（比如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已经没有什么“基础研究”了。

以上认识误区其实还只是表层的问题，真正的深层问题还更严重。那就是哲学层面的认识论问题。这也是我们始终强调的“理论自信”无法实现的关键所在。

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基础研究”存在一个严重的认识弊端，那就是容易“想当然”。因为基础研究的思路是这样一个思维定式，那就是“假设”+“验证”。这种模式也是西方科学的典型模式。北外的田辰山教授在一次讲座中曾有过这样的形象描述：中国的学问是“总结”出来的，而西方的学问是“假设”出来的。比如中国关于气象的知识是我们的先人经过长期“夜观天象”总结出来的，而西方是假设上帝创造了一切并以此为基础再进行推论。西方世俗化以后虽然上帝的观念淡化了，但基于“假设”的思维方式仍然保留了下来。这种思维方式隐含了“崇拜权威”的潜意识。从基督教的崇拜上帝，到现代的崇拜“权威”（或者某种“标准规范”）。而中国人不信教（不迷信权威），而注重实践。从而形成了两种世界观。

之所以说西方的这种思维方式有“根本性”的弊端，是因为“假设”是主观的，往往倾向于把自己的假设做为结论。因此在“验证”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关注对自己假设有利的证据，而忽略对假设不利的证据。尤其在当今“强调利益”的西方制度下，就会更加强化“只找符合自己假设的证据”。所以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存在疑问。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本人找到一篇美国一所著名大学教授的论文，研究朝鲜和韩国的制度对经济的影响。结论当然是韩国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优于朝鲜的“专制独裁”+“计划经济”。论文只把有利于韩国的“证据”挑了出来，而把不利于朝鲜的证据（被经济制裁和封锁）选择性忽略。很显然，论文的作者事先做了假设，在研究中只要发现符合他假设的证据，就会“两眼放光”，而对不符合他假设的证据就会有意无意地忽略。现在的“基础研究”很容易陷入到这种陷阱当中，而当事人很可能要么浑然不觉，要么为了利益而选择性忽略。

前几年看到电视上说某省科研成果应用率不到5%，虽然结论甩锅给了“体制弊端”，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成果”肯定大多数不符合实际需求。因为中国不缺钱，富人们到处在找项目，你的成果如果真好，一定能找到出路。所以这些成果的质量必然存在问题。

再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基础研究”的问题就更大了。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科研机构，它们都是吃财政饭的，典型的是中科院和各个大学。这些机构的研究人员都要找饭吃，而最大的借口就是“基础研究”很重要！而企业是不会投资“基础研究”的，所以只能国家投钱。于是就产生了所谓“骗经费”问题。我们不否认，有科研人员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那毕竟是凤毛麟角。大量的钱实际上是被浪费了。

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基础研究”的激励机制造成的。它鼓励“滥竽充数”者，因为不需要对项目是否有应用价值负责，而只需要通过“专家评审”就可以了。而“理论上比较有一套”的人通过评审比较容易（因为评审组的专家大多也是理论上比较有一套的人）。

反观应用研究就不一样了。比如一个企业，它必须把市场上能立住脚的产品做出来才能获得回报。所以应用研究必须保证项目具有应用价值才能通过评审。

现在科技界有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那就是“重理论，轻实践”。“基础研究”往往被戴上高大尚的光环。不仅工作环境好，风险也很低，所以很容易出现“滥竽充数”者。而应用研究不仅风险高，往往还很辛苦，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比如战斗机研制，试飞员随时会面临生命危险。

“基础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它的认识局限。说到根本，就是它的认识方式是“唯心主义”的，拿北外田辰山教授的形象比喻说，就是“它的结论不是实践总结出来的，而是脑子里想出来的”。中国的教育科研体系是从西方学来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人这种“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 成名前崇拜“权威”，成名后“莫名自信”，往往会把自己的“假设”当成真理。因此“基础研究”的学术价值会大打折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基础理论的结论实际上都是假设，比如积分假设必须是“连续函数”。而我们的大学生考试时都默认是连续函数。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会抱怨学校学的东西实际中根本用不到。

中国现在科技界很多“不自信”的言论，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完满的解释。比如主流科技界认为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断代式领先”，其实都是“理论上比较有一套”的人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都是基于“假设”，尽管特斯拉在实际中并不能体现“遥遥领先”，但这些人还是基于理论假设仍然认为，“神经网络”、“大数据”方面特斯拉领先（因为是它首先提出来的）。

其实不仅在科技领域，社会学领域也是一样的。一些人说来说去其实都是“理论上”的。 比如清华“理论上比较有一套”的一个恶果就出现了，一位教授批评华为自己做芯片破坏了国际分工，其实他的依据就是理论，而却忘记了“国际分工理论”是假设世界是一个自由买卖的市场，而实际上则是一个有人为干预的市场。

这个认识问题不解决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尤其在当前大国博弈格局下，一个要破局，一个要守城。守城一方制造业已经空虚，靠金融在支撑，亟需在舆论上造成有利的氛围，以防现有金融秩序崩溃。而“高科技”是维护其金融霸权的一个利器。在破局方技术实力达到“碾压”前，“高科技优势”不能丢失。而维护这一优势最重要的舆论工具之一，就是“基础科学”这个光环。一旦这个光环褪去，就会“地动山摇”。

所以“基础研究”可能就是压垮守城大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它的标志就是“基础研究”被拉下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