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命打响十四年抗战第一枪的名将，悄悄入了党

前天上午，我跟蛋嫂正在孩子学校附近公园散步，突然传来了防空警报。这尖锐刺耳的声音，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勿忘国耻，以及忘战必危。

94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配合下，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东北全境，三千多万东北同胞沦为了亡国奴。

为什么说国民党不争气？因为他们的字典里只有八年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们还在讨论要不要用承认伪满换取日本罢兵。而正式对日宣战，则是在1941年12月。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蒋介石不抗日，不代表中国人民不抗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当即发表多份宣言，揭露日本侵略野心，并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发布《对日战争宣言》。该文件是由毛泽东起草的，号召成立民众抗日义勇军，将抗战进行到底，实现民族解放。

1932年秋，东北义勇军已经发展到了50万人。我们国歌为什么叫《义勇军进行曲》，就是田汉以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

我们常说不放一枪就丢了东三省，指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当局不放一枪，就丢了东三省。九一八事变的当天，东北的中华好儿女就打响了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突然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但由于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许抵抗，张只好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

按照命令是不能抵抗的，然而中国人就是有硬骨头，他们违抗军令也要进行抵抗，比如沈阳警察。沈阳警察在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局长黄显声的带领下，选择了奋起抵抗。

这个公安局长不一般，在半年之前就发现日军在搞小动作，于是他也悄悄把全市警察编为12个总队，并发放了20万支枪，每枪配50发子弹。

不仅如此，他还动用自己在东北军内部的人脉，悄悄为沈阳的警察搞了一些比较先进的军火。同时，他还加紧备战，提高警察队伍的军事素养。

事实证明，黄显声的预判是完全正确的，半年之后小日本还是动手了。只不过他没料到的是，张学良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对他是有知遇之恩的，很重用他。

然而国难当头，他毅然决然选择了拒绝执行不可抗命令，下令坚决还击，打响了中华民族14年抗战的第一枪。而沈阳的警察队伍，成为九一八事变时唯一一支有组织、有指挥、有武器抵抗日军的队伍。

沈阳警察虽然提前做了准备，但手里毕竟都是轻武器，而对手则是日本精锐——装备精良有大炮和装甲车的关东军，力量太悬殊，因此战斗极为惨烈。

铁西工业区六分局的警察与日军肉搏长达三小时，最终全部牺牲。三经路警察署和商埠三分局等地的警察也进行了顽强抵抗。

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警察队伍伤亡惨重，被迫退守东关公安总局和公安总队部。这时敌人调集了多辆坦克疯狂发起了进攻。

敌我力量太过悬殊，死守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为了保存抗日力量，黄显声含泪下达了分批突围、向锦州撤退的命令，同时他让大家尽可能多地携带枪支弹药。

他自己却留在了沈阳城内观察形势。直到大势已去之后，他才化装冒险离开。在锦州，他受张学良的委托，代为主持军政两署的日常工作。

黄显声对沈阳的沦陷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东北军的极大耻辱，并发誓与“不抵抗政策”势不两立。 愤懑之余，他遇到了同乡——三十二军秘书刘澜波。

刘澜波同样对日本恨之入骨，一提起不抵抗政策就咬牙切齿，因此两个人一见如故，黄显声干脆把他调到了身边当秘书。刘澜波欣然应允，很快就成了黄显声的得力助手。

这时的东北军，陆续都撤到了关内。锦州地处辽西走廊的咽喉，但兵力极为空虚，万一卡不住这个口子，日军长驱直入，整个华北就危险了。黄显声深知这一点，于是开始积极扩军。

但他思维还是有局限，局限在整编扩充各地的公安队伍。这时一向支持他的刘澜波却给他泼了一盆凉水，说仅凭你这点单薄的人马是挡不住日军的。

黄显声一听有点不高兴，毕竟这话太扫兴了。于是他反问道：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刘澜波意味深长地说：得动员广大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收编绿林队伍，组织抗日义勇军。

黄显声一听这话的风格很新鲜，有些词自己似乎在哪儿听过。他顿时感觉这位刘澜波不简单，不过他没有纠结他的身份，反而让他尽快落实，制定《义勇军编委方案》。

就这样，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1931年底），黄显声竟然拉起了22路抗日义勇军，又过了3个月，抗日义勇军增加到了54路，总人数突破十万人。

义勇军多次对日英勇作战，不仅夺回了很多日军侵占的地方，甚至差点夺回沈阳，同时也对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成为了抗击日军的重要力量。

1931年底，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电报，命令东北军继续撤退至山海关内，但是黄显声、刘澜波和三个公安骑兵总队一拖再拖，不肯撤离。

1932年1月1日，日军三个师团，从三面对锦州发起了总攻，黄显声再次选择了坚决抵抗。由于敌众我寡，加上火力悬殊，激战三天后锦州沦陷了。

这时候的黄显声，很担心辽西走廊上的义勇军队伍被日军冲散，赶紧下令让他们紧急集合，然后随大部队撤入关内。

但得知一部分义勇军失联后，他本人拒绝入关，而是选择了逆行，建立了东北自卫义勇军指挥部。这时留在辽西的义勇军各部大为感动，纷纷聚集在了黄显声旗下。

而在这期间，刘澜波一直陪伴在黄显声左右，形影不离。关于仗怎么打，刘澜波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让黄显声听得如痴如醉，比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黄显声说：你这个打法，似乎是“共匪”的打法。刘澜波说：能打鬼子的打法，就是好打法。能打鬼子的中国人，怎么能算是匪？

黄显声说：共产党嘴上说抗日，可前线哪有共产党的影子？刘澜波说：谁说没有？其实我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义勇军里头有千千万万个我。黄显声说：其实我早觉得你是了。

就这样，在黄显声指挥下，3 万多的义勇军开展游击战争，依靠辽西的有利地形，与敌人浴血奋战。他也被后人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而刘澜波也被称为“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

敌后游击战正如火如荼的时候，张学良却三番五次催其入关整顿军务。黄显声跟刘澜波多次商量后，为了（统战）东北军大局，服从了张学良的命令，撤入关内。

什么军务呢？成立东北军骑兵第二师。1932年初黄显声的公安部队改编为东北军骑兵第二师，黄显声任师长，刘澜波担任秘书，两个人的合作更加亲密无间。

黄显声苦闷的时候，刘澜波就跟他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说东北军只有联合共产党、红军才有出路。当然，他最喜欢听红军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跟蒋介石斗争。

最后发展到啥程度？河北省委前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柯庆施，直接被请到了骑二师的师部，与黄显声探讨抗日复土问题，黄显声越听越上头。

后来黄显声生气了，说：你把共产党说这么好，那为什么不多弄些人进来，把我的队伍也改造改造？刘澜波一听喜出望外，经请示一口气安插了17名共产党员。

这些共产党员以秘书、粮秣（mò）、军需等公开身份为掩护在骑二师进行活动，一是积极宣传抗日，二是宣传进步思想，三是发展积极分子，最后干脆建立了党组织。

由于党员的带头作用，骑二师呈现了新气象，国民党明令禁止的进步书刊、进步歌曲都能在队伍中传播，营房附近还有抗日口号，士兵委员会甚至都建立起来了。

刘澜波还借助工作的机会，争取东北军其他部队的军官士兵。比如东北军53军116师647团的团长，就被发展成了积极分子，他的名字叫吕正操。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黄显声率部迎敌。由于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他的部队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让日伪军极为头疼。

然而令人心痛的是，黄显声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时候，他又接到了撤退的命令，而且还有中央军二十五师的尾随监督，如果不撤自己人就得打起来。

所以长城抗战为什么失败，就是蒋介石搅和的。蒋介石把长城抗战搅和失败后，锅又甩给了张学良，张学良1933年3月被迫引咎辞职，并出国“治病”。

张学良离开后，蒋介石利用各种手段打压东北军，打击东北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取缔一切抗日救亡团体，东北数十万抗日义勇军可以说是腹背受敌，东北抗日救亡运动陷入低潮。

张学良不在，东北军成了没娘的孩子，蒋介石试图趁机下黑手，方法就是让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把东北军各部调到南方去“剿共”，跟红军彼此消耗。

刘澜波一眼就看穿了蒋介石的阴谋，并分析给黄显声。黄显声断然拒绝了何应钦的命令，说要想调动东北军，除非张学良回国。由他来调，我们服从，否则谁也别想调。

虽然蒋介石改组和破坏东北军的阴谋破产，但骑二师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何应钦又以骑二师“窝藏有大批共产党”为借口，频繁来找茬，甚至动用特务大肆抓捕。

1934年2月，刘澜波因掩护同志逃跑被捕入狱，受尽酷刑。黄显声闻讯后，立刻到北平军分会找何应钦要人，何应钦当然不肯放人，于是黄显声直接警告说要带兵抢人。

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可以释放刘澜波，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名单上这些人（包括刘澜波）必须离开骑二师。骑二师的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破坏，一些工作转入地下。

张学良不在，蒋介石根本奈何不了东北军。可1934年初，张学良回国了。他回国之后，东北军的厄运反而开始了，因为他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

重新被启用，张学良很高兴也很卖力。1934年3月，他指挥东北军九个师进攻鄂豫皖苏区，扬言三个月内“完全扑灭，永绝后患”。

结果张学良还是上了蒋介石的当，折去了数万人马，东北军的三个师直接被取消了番号，这三个师分别是115师、120师和129师。后来蒋介石把这三个师的番号给了八路军，用心很险恶。

1935年夏，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继续让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相互消耗。张学良调黄显声到西安，任骑兵军副军长并开赴“剿匪”前线。

黄显声苦劝张学良，不要中蒋介石“一石二鸟、借刀杀人”的圈套，不能执行剿共的命令，相反还要联共抗日。他的骑兵军成为驻西北地区的东北军中，唯一没有和红军交过火的军队。

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建立军官训练团，以培养抗日骨干，黄显声被任命为教育长。不久之后，黄显声又被派到河北任53军副军长兼119师的师长。这一年，黄显声秘密入了党，介绍人是周恩来。

在河北工作期间，他大力扶持116师，让116师吸收了一大批流亡的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使116师成为该军的抗日中坚。116师691团的团长叫吕正操。 

1936年底，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为了逼蒋抗日，扣押了蒋介石。张学良还秘密致电东北军53军的军长万福麟，让他率部迅速南下郑州，卡住陇海路，防止中央军西进。

然而万福麟接到密电后竟然按兵不动，副军长黄显声力劝南下，竟遭万福麟软禁。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蒋介石答应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然而蒋介石却出尔反尔，把张学良扣押在南京。随后东北军也惨遭改编，规定每个军压缩为两个师，每个师只设两个旅，每个旅只设两个团，然后被调派至不同战区。

黄显声因为支持张学良的西安事变而惨遭排挤，被迫离开了53军。离开之前，他私藏了一批武器，后来几经辗转送到了延安。

黄显声离开53军之后，曾为营救张学良而积极奔走，甚至跟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一起找到了宋美龄，并提出以他们二人作为人质，换取张学良的自由，然而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

1937年底，黄显声接到周恩来和“东北抗日总会”的通知，奔赴武汉，商量积极策划营救张学良，希望张学良能够重振东北军，继续领导东北军打回东北去。

在武汉期间，他参加了一次东北军老乡聚会，席间他痛骂蒋介石，还提出要营救张学良。这一情况被人告密到了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抓捕黄显声。

周恩来也迅速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通知黄显声停止公开活动，并且告知他已经安排好让他去延安。可他满不在乎，认为自己光明磊落，蒋介石不会把他怎样，没有立刻转移，结果他不幸被军统逮捕。

被逮捕后，他先后被关押在国民党武汉稽查处、湖南益阳和贵州息烽集中营，最后又辗转到了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监禁，身心都受到了极大摧残，但他一直坚贞不屈，经常以“虎入笼中威不倒”自励。

黄显声被逮捕后，党组织和张学良旧部曾多次设法营救，但都未成功救出。戴笠曾提出有条件释放（悔罪），却遭他拒绝，他说：“我无罪，是被秘密抓来的，要出去就要光明正大。” 

坐牢期间，他在狱中结识了一位小狱友宋振中（振兴中华的意思），爸妈都是共产党员。爸爸西安事变前曾受组织委派到杨虎城军部工作，名义上是杨虎城的秘书。一家人1941年被诱捕，宋振中入狱时仅有几个月大。

孩子一天天长大，到了要上幼儿园的年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不给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于是监狱的地下支部就组织起来，给孩子找老师。

监狱里面的同志们，很多都是名校毕业，给一个孩子做启蒙教育自然是不在话下，罗世文负责教语文，车耀先负责教算术，而黄显声负责的比较多比较杂，包括地理历史政治武术和俄语，相当于班主任。

老师有了，笔墨纸砚又成了问题。狱友们把省下草纸装订成册，当作练习本，黄显声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半截铅笔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宋振中，宋振中十分爱惜这礼物，轻易不舍得用。

就这样，小宋振中每天穿梭于各个牢房上课。起初特务还会紧盯着，结果往往听着听着就犯困，后来干脆不盯了，毕竟是个几岁的孩子。

后来宋振中便承担起相互传递情报的重任，这是我党年龄最小的交通员。他传递的重大消息，被称为《狱中挺进报》。每次地下党开会的时候，宋振中还负责站岗放哨。

1949年9月，全国即将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蒋介石下令，将爱国将领杨虎城一家、宋振中一家、黄显声将军残忍杀害。宋振中牺牲时年仅8岁，距离新中国只有24天。

重庆解放后，宋振中的遗骸被发现了，他的手里还攥着他心爱的小铅笔头。不久之后，宋振中被追认为烈士，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小萝卜头。

而送他铅笔头的黄伯伯，也在11月27日被害。就这样，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第一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创建者惨死在蒋介石的枪口之下。 同一天被害的革命同志，多达300多人。

反动派就是反动派，独夫民贼就是独夫民贼。他们的手上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他们永远欠人民一笔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