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公知”们之三

“公知”们激烈的批判态度可以说是“公知”们最鲜明的特征了，大家从网络上可以轻松地发现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可是有切身体会的，和大家不一样的是，我是从寝室里、宾馆房间里、饭桌上、私密的微信群和QQ群、学术会议的讨论中体会这个问题的。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很疑惑，平时聊天说话的时候很温文尔雅的人，怎么一谈起自由、民主等“公知”的常见话题的时候，就和打了鸡血一样亢奋，而且是批判性的亢奋？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十几年的时间，直到近些年我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之后，疑惑才逐渐解决。

我的发现就是：“公知”们隐瞒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那就是西方近现代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事，西方国家的政权本来是掌握在贵族阶层和教士阶层手中，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政权被商人阶层夺走，并牢牢掌握在商人阶层的手中。举具体例子，贵族阶层的例子举不胜举就不用举了，教士阶层比如法国著名的权相黎塞留，也就是《三个火枪手》中的大反派，就是红衣主教，有兴趣的大神可以到网上查一查黎塞留的画像，可以一睹红衣主教兼法兰西首席宰相的风采。大家都知道自我革命是很难的，尤其是国家政权人事上的自我革命，西方国家的贵族阶层和教士阶层怎么可能把自己手里已经掌握的政权乖乖让渡给商人阶层呢？即使是对西方历史只了解一点皮毛的人也知道，西方国家搞的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就是没有采取常见的用大规模战争的手段去推翻旧的统治者，这说明了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西方国家的商人阶层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把贵族阶层和教士阶层搞得灰头土脸一直到走投无路，贵族阶层和教士阶层最后束手无策，只好把手中的政权乖乖让渡给商人阶层，当然这个意识形态斗争也是有经济基础的。

“公知”们为什么隐瞒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呢？因为，一个人只要有基本的学术常识，知道了这个重大历史事实之后，都会推导出一个结论：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西方的现代学术理论，是为商人阶层夺取和掌握政权服务的。

大家可能会问了，这和“公知”们的激烈批判态度有什么关系呢？说起来问题挺复杂的，不过大家只要知道一个点，也就清楚了，这个点就是“仇官”情绪。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商人阶层属于“民”的范畴，大家都知道，社会动员的一个常识是，要动员人的情绪而不要试图讲道理，所以，商人阶层主导的意识形态斗争一定会动员民众的“仇官”情绪；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商人阶层的主业毕竟是经商，同时考虑到成功之前动员“仇官”情绪的历史惯性，自己直接出面当官就会成为“仇官”的对象，如果再有人动员民众的“仇富”情绪，局面很有可能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能由代理人出面表面上执掌政权，大资本家自己在背后说了算。代理人不听话怎么办？毕竟执掌最终权力所谓诱惑是不可抗拒的！只能继续动员“仇官”情绪，削弱这些代理人的群众基础，让这些代理人乖乖听话。所以，西方现代的学术充满着对“仇官”情绪的利用。说到这里问题就很清楚了，由于“公知”们学的主要是现代西方学术理论，他们自己的“仇官”情绪就在学习过程中被动员了出来，他们再把这一套用到动员年轻人让自己出名上，发现这一招非常好使，于是乎就用起来没完没了了，怒气冲冲的“公知”们于是就出现了。

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被这些“公知”们把我的愤怒情绪调动了起来，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情感泥沼，呆在其中苦不堪言，我用了十几年才爬叉出来，转头一看，像我这样能够凭自己的力量爬出来的，少之又少，很多人的一辈子因此都荒废了。这帮“公知”们难道就不怕戕人慧命的报应吗？（此处省略骂人的话五千字）

我还算是好的，我学了这些“公知”们捣鼓的这些东西，知道在现实的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用，最多也就是在背后发发牢骚罢了。我知道实际的例子，有些脑子直的伙计，学了这些东西，很实诚地就拿到工作中去用，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大伙可以结合我前面的推导猜一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