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发长期国债：李稻葵的这法子值得商榷（新补充稿）
天下不公
09-05 18:52
最近，看了《李稻葵建议发行规模占GDP 50%的长期国债，用来化解地方债，如何评价？》一文，有些担忧：
1、现在的地方债如此之高，就是过去长期存在的“上届借钱，下届还账”的循环，对这个问题温铁军先生早有解析。现在还出这馊主意啥意思？
2、地方债的原因很多，经济发达省份可以把土地全部拿来搞非农经济开发，比如上海它还有多少农地资源——是0。所以上海财政税费来源远高于所有农业大省。而所有农业大省的地方财政始终捉襟见肘。所以现在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需要调整。因为农业大省要均衡发展增加税收毕竟还需要非农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农业经济对财政贡献还是有限的。毕竟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是相当有限的。所以“农业保底”，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实现经济发展的产业均衡，确保财政收入的需求是合理的。
3、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之所以是一块“烂蛋糕”，问题在于政务考核往往脱离实际，不是“一地一策”。
4、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一个大系统的两个相互密切关联的方面。比如从计划生育到放开二胎到三胎这一演化过程是跳跃式的变化，而不是顺序减慢缓增变动的过程。于是在教育领域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有的年份新生入学总量很大，有的年份入学总量又明显下滑这一点尤其在小学和大学的校招生阶段最为严重。去年有的小学新生总数有26个班，近几年是17个班，这在全国来讲还不是最明显的例子。大学招生情况也是如此。所以“生源”规模的剧烈波动还直接反映到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之一。
5、现在的地方债如此之高还影响到政务的“异化”现象——税源不足，非税征收范围扩大。这在今年的财报上已经明显反映出来了。一是存款降息首先影响到低收入群体的“预期收入”的恐慌：为什么越穷越想存款呢——不就是怕急需用钱时没有办法吗？这个简单的道理可能学者专家不懂——他们只知道“没有米吃，为什么不吃肉？”。另一方面，银行的低息贷款真敢带给房地产开发商吗？它们哪个不是负债累累。
至于李稻葵先生说的“我们有的是真金白银”一说，不能简单的这样说，还要看当下国家面临的形势。目前美国和欧盟一再地对我国产业技术封锁和出口打压形势严重不利于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以国家财政储备必须要考虑“自力更生创新发展”的路子——减少“受制于人”的干扰。其实这个问题很早在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里提到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办水平越接近发达国家遇到的阻力就越大”的论断。林毅夫由此提出的提升国家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内生动力”的观点才是我们当下要做好的事情。
想不到的是李稻葵先生拿国家金融储备说事，他的话出自一个知名经济学家之口，这已经不是“不敢恭维”的说辞了，而是脑子真糊涂了。
最近，林毅夫先生就“扩的内需”的问题提出他的看法：单纯讲“扩的内需”是一种误导,因为它不符合经济关系的基本规律。因为需求与收入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对应关系，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凡是是理性的供和求之间都属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供”还是“求”，它们之间都是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是基本常识。所以，无论是“负债经营”还是|“借债消费”必须保持在受控的范围内。中国的房地产业走之所以走道到今天这种境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供需关系失衡所致。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供需关系失衡背后的“催化剂”——过度行政干预带来的“刺激效应”：例如“旧八条”和“新八条”等等的刺激效应。
有意思的是。银行对企业退休的老人倒是很热情：“老人家，因为您是优质的客户，所以可以给你3万以下的贷款额度，如果行动不方便可以提供网上服务。”由此可见银行不是傻子——他们很清楚可以提供贷款用户。所以，尽管央行已在推行的减息政策，意在“解救房地产开发商”。问题是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基本都是一屁股债，即便是从银行拿到贷款，也未必能用在“半截子”房地产项目上：早先一位开发商亲口这样告诉我：“只要我能凑齐15%的资金就可以竞标拿地。至于这15%的资金怎么用，很简单：拿地只交其中的8%的首款，而15%余下的钱就是办齐所有的开工证照手续。至于施工材料和人工费用，全都是赊欠事后再算账。只要一开始挖地基，那么房屋预售就可以开始了，因为业主的贷款偿还与我无关！”由此可见，房地产业的隐患和弊端由此就开始了。所以这种房地产业的“发展模式”既不是计划经济模式，也不是市场经济模式。按照《双重悖论》的说法，就是“海盗模式”——捞了就跑路。
我们有些学者在谈及西方经济学的时候，通常避而不谈“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管控下的经济理论”。对此，林毅夫先生最近就明确指出：只讲“扩大消费是误导，否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7、钱学森先生回国后最大的贡献还不是核弹发射的载体问题，而是系统和系统的控制的问题。尤其是看问题一定要用系统的观念看问题：在一个系统中，系统的全局性、层次性、关连性、最优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简称系统的五性），是不可分割的关系。进一步来讲：一个复杂大系统或者系统下的子系统，本质上都不存在单因素问题。所以看问题和解决系统问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综合性地考虑问题。所以从“两弹一星”开始，就反复强调“系统控制”的重要性。
举个例子：由于50-60年代的生育制度没有限制出生率，所以70年代的计划生育提出“一对夫妻一个孩”的政策确实控制了人口增长率，由此义务教育规模大致与适龄儿童入学率保持相对平衡（比如小学和初中的一年级招生班数有4个班增加到6个班）。但是到了本世纪20年代以来小学和初中的一年级招生班数迅速增加，去年某写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达到20个班以上（个别的小学学区招生超过30个班，占学校各年级总班数的40%以上）。如果各省市都是真样的情况，那么未来的”高招“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就是今天可以预见到的了。所以生育政策和教育规模之间是社会系统的两个密切关联的两个子系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还不用系统观念看这个问题，将来“失调”麻烦会更多。
另一个例子就是“航母的阻拦索”问题：我们的建造的航母使用的飞机降落的阻拦索很长时间，一直没有解决。直到后来设计部门无奈对国内公开招标时，才知道美国航母的阻拦索居然是来自中国的一家企业生产的。直到这时，有关技术部门联系到这个企业才知道美国采购的阻拦索就出自这家企业（而且库存数量就可以满足2艘航母的用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美国人却能在中国找到可用的阻拦索？这起码反映出我们的经济信息中存在“大数据”漏洞：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在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中，钱学森把《系统控制论》作为项目的主导思想是非常有远见的。也就是说，钱学森的系统观念或者说系统思想，首次为中国现代科学与工程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讲到人才，最近有一位世界顶尖的数理统计学家回国报效国家，却找不到工作。这令人唏嘘——现在我们在宏观决策层面不是正缺少这样的专家来提高我们的决策和政策的科学水平吗？从发这一点上来看。我们的系统观念或者说”系统意识“还非常淡薄。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就敏感地预见到“预期紊乱”的问题，即使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预期收入紊乱”的问题依然是社会关注的大问题。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提出“扩大内需”，另一方面银行定期存款有增无减（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为什么会这样呢？直接的原因就是社会对“预期收入紊乱”的忧虑：老百姓的忧虑——“家无存款，必有麻烦”的想法。
由此，李稻葵的设想和建议还需要谨慎的对待，尤其是在当下的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中需要统筹考虑：“家有存粮，有事不慌”。
注：原文《李稻葵建议发行规模占GDP 50%的长期国债，用来化解地方债，如何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