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建奎的事件是我国在科技伦理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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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建奎的事件是我国在科技伦理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分界点,在这件事上怎么亡羊补牢,也是科技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全球来讲,一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国那个梅毒研究。

2019年开始,国内着手建立更完善的科技伦理制度(比如建立国家的科技伦理委员会,比如成立相关学会进行研究)。而且这事儿不是简单“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从科技界到公众都得或多或少参与的事儿。现在很多技术进入生活的速度大大加快,有时候等不及先立法吵完了才应用,比如最近的人脸识别、自动驾驶,只能事后去不断对现有法律体系进行打补丁。

这东西在伦理层面还会牵扯到很多价值观和理念的东西,在不同文化间去平衡和协调就更加复杂,一个例子是人工智能,2019年前后各大洲的大小国际组织和智库都在弄人工智能伦理指南,但研究发现各种指南虽然有一些共识性的原则,但欧洲人、美国人、中国人关注的侧重点都不完全一样,对于怎么实现也有不同的思路,比如欧洲人觉得在一些技术的核心设计中必须得融入这些伦理原则,这事儿不讨论明白,技术上就不能贸然推进。

所以,这件事肯定是老生常谈的“任重道远”慢慢来,只是作为技术的发明者和操作者,至少得遵循着“技术向善”的基本方向,这也是未来中国科技界在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时必须坚持推广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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