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讲：你被中考“强制淘汰”了吗？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你看社会的谷智轩。前两天和B站的一个朋友聊天得知，正在读大学的、以及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群，构成了B站的主要用户群体。似乎在这个生态圈中，大家普遍的认知是——中国现在的年轻人，上不了大学的，成了少数群体。事实上，别说高考，每年的中考，都有将近一半的孩子上不了高中，只能被迫去读中职，丧失了平等参加高考的资格——这个制度叫作“分流”。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提出的“最火”的建议之一，莫过于“取消中考，普及高中”，避免过早地对孩子进行分流。“分流制”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否损害了社会公平？本期《轩讲》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我反对中考分流？

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事业面临过一次重要抉择。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普及教育事业，保障所有人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而另一方面，新中国的工业化，学的是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优先发展钢铁等重化工业，为此需要很多高技术人才。为了解决这个矛盾，1953年，教育部下发意见，在全国兴办重点学校，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重点培养。

重点学校，是特殊时期中，公平和效率难以兼顾的产物。一方面，是为了高效选拔和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重点学校发挥示范作用，集中力量和资源，摸索和取得经验，最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通过重点学校指导、带动一般的学校，最终使所有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到高水平的教育，是一种“先效率，后公平”的发展思路。

这种发展模式，使得高等教育精英化。小学、中学都为升学而服务，层层筛选出精英，最终目的，是为大学提供优质的生源。能上得了大学的，都是“天之骄子”，而多数普通人，都在这个过程中被刷下去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转变思路，发展了许多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轻工业，这些行业，在当时不需要那么多“高技术人才”，但需要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而在80年代的中国，每年都有数百万普通高中生，因为没有考上大学，而直接就业，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高中生，不具备工厂需要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高不成低不就，还需要经过两到三年的培训，才能成长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你让他们去种地，农民也会笑他们“种地不如老子，喂猪不如嫂子”。

为了解决“熟练技工不足”的问题，我国开始重视中等职业教育。1978年，国家领导人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应该考虑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于是，我国的中学教育，开始逐步形成以重点中学、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为主的三级教育体系。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面向高考，为大学提供优质生源；而职业中学，则直接面向就业市场，为企业提供熟练的劳动力。读了高中，你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但读了中专，你一定能分配到工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中专包学费、包分配、毕业后就有干部身份，成了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考不上中专的人，才去读高中。1998年的《新华字典》中有个例句，说“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就是特殊时代背景的产物。

进入90年代后，民企、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而国企却普遍遇到了困难。为了解决国企老大难的问题，国家开始改革国企产权、安排职工下岗、取消毕业生分配制度。1993年后，中专毕业不再包分配工作。1999年，普通本科院校开始扩招，让上大学越来越容易。两相对比下，中职变得不香了，越来越多的人去读普通高中，参加高考上大学去了。1998年开始，中职的招生规模，连续三年减少。2001年，全国中职招生397.6万，比1998年减少了121.9万。其实，国家不再包分配，必然会降低大家报考中职学校的热情，这是国家经济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政策是有惯性的，教育行政部门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于是在2002年，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要“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规模相当”，开始采用行政手段，强行拉高中职学校的招生人数，这就是中考“分流”制度的开端。

2002年，教育部下发通知，立下“力争各类中职和普通高中招生数大体相当”的目标。上级部门的招生任务，被分解成层层考核指标，“发包”给了下级单位。任务完成的情况，直接和年度业绩考核和奖励挂钩。比如2008年，浙江省就曾规定，如果一个县连续两年，中职的招生比例都低于50%，就要被撤销“教育强县”的称号。各级教育部门接到指令后，又把任务下达给了辖区内的初中。为了完成指标，初中各显神通：有的给教师金钱奖励，让教师去鼓动学生去报中职；有的则给学生发钱，雇他们去报名中职；有的将考得差的毕业生强制分流，逼他们去中职；还有的学校，干脆直接剥夺垫底学生的中考资格，不让他们参加中考。为了完成上级的招生指标、保证中职学校生源，有些地方教育部门，直接为高中划定录取分数线，低于这个分数线的，一律送去读中职。比如2020年9月，湖南怀化市800名学生，由于没达到557分的“录取线”，缴纳高额择校金，去了民办高中就读，结果也遭到当地教育局强制退学，被分流进了职高。

2003年到2010年，中职招生人数，从515万上升至870万，但代价又是什么呢？教育部门靠行政手段，强行扭转了中职日益萎缩的招生规模，保住了生源，但也扭曲了正常的中职教育体系，彻底搞臭了中职的名声。盲目追求绩效，只看招生数量，完全不顾教育质量，结果让中职学校成了“脏乱差”的代名词，中职学生也成了别人眼里“被淘汰的人”。每年，都有将近一半的初中生，因为被强制分流，不情愿地进了中职，丧失了平等参加高考的资格。

而农村子弟，成了这项机制最大的受害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村的义务教育，都由村民集资筹办。乡镇以“教育集资”的名义，对农民征收办学经费。农村并不富裕，光是教师工资，就占到了乡财政收入的六成以上，“教育集资”成了农民肩上一个沉重的担子。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国家实行“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由县一级政府代管村、镇中小学，统一筹措教育经费、招聘教师。

但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假如你是县级政府的领导，教育经费全在你手上，你要怎么做，才能最快地做出政绩，让所有人看到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县级政府为了追求“速度”和“效率”，关停了大量农村中小学，把好的教育资源，全都集中到县城或中心的镇上，集中力量，大搞“重点中学”和“重点小学”。

这个决定，后来被称作“撤点并校”。2000年到2016年，全国农村小学数量，从44万所下降到10万所；初中数量，从4万所下降到1.6万所。平均每一天，中国农村都有57所小学和4所初中被关停，即使是没被关停的农村中小学，由于缺乏政策支持，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连农村家长自己都嫌弃。县级政府的本意，是集中资源提高办学质量，但代价却是——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城里的“重点学校”越办越大，一个班挤六七十人都是常态，而农村学校却成了“空心校”，一天天没落下去。

“撤点并校”后，好的学校，都被集中到了远离农村的县城，或中心的镇上。农村父母为了子女能到城里读书，额外承担了大量择校费、寄宿费、借读费，有的为了陪读、还不得不在城里租房，负担非但没减轻，反而进一步加重了。面对中考“分流”的压力，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可以通过哄抢学区房、给孩子报培训班、补习班，垄断优质的教育资源，将经济优势传承给下一代。而农村学生，身负的种种劣势，却不断被中考分流制度固定、强化。

2012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发布的报告揭示，被分流进中职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困难家庭。中职学校的在校学生中，82%都是农村户籍，近70%来自中西部，45.7%的学生家庭，年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越是好的高中，城市户籍学生的比例就越多；越是差的中职，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就越多。中考，与其说是“选拔人才”，不如说已经成了一个“淘汰”贫困家庭学生、维护某些群体既得群体的工具。

过去几十年，中国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但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考大学的阶段，而是在于初中升高中这一阶段。一项研究发现，80年代初，城市的高中升学率是农村的1.9倍。到90年代初，这一数字增长到了2.5倍。到本世纪初，已经增长到了3.9倍。虽然近年来，大学还在不断地扩招，但因此而受益的，却主要都是城市富裕家庭的学生。高三的老师，常常会跟学生说：“高考决定命运”。但对于广大农村学生而言，他们的命运，在中考时，就已经被决定了。每年都有大量农村学生，在初中升高中的阶段中，就已经被淘汰、被剥夺了平等参加高考的权利。

每一年高考，都会引发全社会的热烈讨论。但我认为，比起高考，中考的公平，更需要我们关注。因中考在本质上，只是同一区县内考生间相互竞争的“资格赛”。中考的题目，由各地自行编制。其结果，既不能衡量地区历年教育质量的变化状况，也不能比较不同地区的教育质量差异。如今中考的目标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将一部分人强行“淘汰”。自从“中职招生比例不得低于50%”的硬性指标出台后，中考就已经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社会淘汰机制，和考生的个人选择无关。看上去“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买得起学区房、上得起课外班，你就可以比别人更“平等”。成绩只是表象，背后却是社会精英阶层，对贫困家庭的系统性排斥，严重伤害了教育公平。

一方面，是充满中产焦虑和精英焦虑的“鸡娃家长”，和他们培养出的各种“学霸”；另一方面，是数以亿计从薄弱的农村教育走出的，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廉价劳动力青年”。中考，将他们的人生，分流进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而与之相伴的，还有中职学生的“破罐子破摔”。在学生被分流，进入中职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社会打上了“失败者”的标签，从中职学校走出来的学生，在升学和就业上，处处都受到隐性的歧视，大量中职学生因此自暴自弃。有学者研究了来自四个省份的2.5万名学生，结果显示，中职学生的辍学率极高，达到了29%-32%，远远高于普通高中生的4.2%-7.4%。

而自暴自弃的，不止是学生。很多中职学校的管理和教学人员，自己都歧视自己教出来的学生。中职学校普遍喜欢一刀切，搞“军事化管理”，严格规训学生的行为，怕学生“搞事”。可管得这么严，教学质量却不见提升。反正也没有“升学压力”，教师们对教学也是敷衍了事，老师讲得不知所云，学生听得云里雾里。而学生学不到技术，毕业后技能水平低下，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中职的刻板印象，形成恶性循环。而学校安排的所谓“实习”，也不过是把学生打包“卖”给工厂，上流水线充当廉价劳动力。你学的明明是会计专业，结果学校实习，却安排你去超市当收银员；你学的明明是汽修，结果送你去的却是电子厂。你敢不去，就不发你毕业证。实习有名而无实，牺牲了学生的职业成长，成了一些地方向企业输送“廉价劳动力”的工具。

最后，我也想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教育的功能，不仅是为下一代传授技能和知识，在很多时候，教育也承担了阶级再生产的使命。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国家和阶级以来，就永远在面临着权力如何继承的问题。封建社会里，王侯将相们的地位，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在封建家族内部实现阶级的再生产，确保权力世代相传，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是统治阶级的特权。进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以后，工业生产的需求，推动了教育全民普及，但是，富人和特权阶级，却可以通过教育分层的方式，抢先占据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将优势地位传递给下一代。而贫困家庭的子女，难以接触优质教育资源，无论付出多少努力，总会有一层隐形的天花板，阻挡他们上升；总会有一双无形的手，将他们推向和父母相似的人生轨道。

不可否认，自古以来，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就是不平等的。但我认为，国家应该尽量去缩小这种不平等，促进阶层流动，而不应该以制度的方式，去人为加大这种不平等。既然现在的中考制度和“五五分流”，已经严重阻碍了阶层流动，那我们就应该继续改革，取消中考、取消五五分流，将职业教育分流，延至高中以后，实现十二年义务教育，允许学生根据兴趣，自由选择报名职业学校还是普通学校，打破既得利益。通过行政手段，强制让一半的孩子上不了高中，逼他们去读中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公平，乃至职业教育的未来，都没有任何好处。

当年，我们之所以建设“重点学校”，初心是为了让其先行摸索经验，带动一般的学校一起进步，让所有人享受高水平的教育。而如今，重点学校垄断优质师资和生源，炒作出高价学区房，还严重打压了普通学校的发展。“效率”是有了，但“公平”却无从谈起。

当年，我们之所以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是80年代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客观需求，也是为了解决当时“大学难上”的问题。而如今，中国的东部沿海和一线城市，都已经摒弃低端的“人头经济”，用机器换人，向高端制造业转型。我国的“人口红利”早已接近尾声，靠盘剥廉价劳动力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本科院校扩招后，上大学也已经不再困难。

回顾初心，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建设重点学校、大力发展中职学校，这些安排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进步，这种历史合理性，正在逐步丧失殆尽。“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广大的中职学校，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我真心地希望，中国的职业教育可以搞好，但靠行政手段严格保护起来的中职教育，注定是病态的、缺乏生命力的。只打击教培行业，不去动分流制度，那么“减负”，就容易成为少数富人家庭，维护阶层固化的工具。盲目追求“50%”的数字，为了“分流”而“分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上不了高中，剥夺他们平等考大学的资格，结果只会扩大贫富差距，加剧城乡不平等，制造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教育，不应该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而应该是一项基本人权和公益事业。贫困家庭的孩子，同样是中国的未来，同样是中国的希望，有资格平等地享受高水平的教育。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阶层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教育就应该越给人以希望。既然有的孩子，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那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去拉他们一把，给他们安上“助跑器”，而不应该在制度上，给他们设置重重障碍，逼他们去跨更多的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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