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全稿43第四章千锤万凿出深山08

四、海上丝路与马克思主义对华夏文明的改造

  1、宋元两朝——陆上丝路向海上丝路的关键转折期

唐朝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胡汉联盟逐渐瓦解。路上丝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日益成为汉人的隐忧。胡汉的隔阂在加深，虽然这加快了部分内附胡人的汉化过程，但是对那些主体性很强的胡人族群而言，这形成了类似今天民族主义的族群区隔对立。

随着华夏造船术和航海术的不断发展，这一时期在技术层面已经可以支撑海上丝路的大发展。于是通过开发江南，将海外贸易的出发地南迁，并将商路侧重由北方的路上丝路逐渐南迁到海路上，就成为历史必然的趋势。而这个趋势在中国的发展，加速了路上丝路的重要性降低。这个降低的趋势如果不加以人为干涉，则必然形成将北、西方的各游牧部族，逐步驱离出丝路利益的客观结果。这直接加大了胡汉各族基于丝路利益分配的矛盾。

这种趋势，在北宋建国之初没能从辽国拿回之前‘儿皇帝’出卖掉的燕云十六州后，加速发展起来。

中原政权丢失燕云十六州，北方长城防线漏出一个大窟窿，宋朝的国家安全底线尽失，这让北宋立国就处于极端不利的战略地位。公元1002年，控制甘肃、陕西等地的党项人（西夏）攻占西北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将宋朝与西域的陆上丝路联系切断。随着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党项人开启了近200年的路上丝路收费站的生意。这就导致宋朝开国之初，别说占据西域实现丝路利益最大化成为野望。就连家门口的长城防线都漏洞百出。而随着河西走廊几乎完全失守，国家的战略安全日益恶化。为了稳定局势，经过宋辽长期博弈后，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暂时缓解了北方的战略危机。每年给予辽国定额‘岁币’，给予西夏‘岁赐’，两者多时每年送银近三十万两，绢四十万匹，还有大量茶叶等丝路商贸紧俏商品。这短暂维持住了北宋的国家安全稳定。由于军事行动达不成战略目标，于是加快南方经济建设，并加快海上丝路的发展，成为宋朝自觉与不自觉的发展必然。而随着这些战略目标的逐渐实现，南方逐渐成为国家利益的主要产出地。宋朝大量利益集团将大量国家资源倾斜向国家的南方，而北方面对着北方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蒙古威胁，日益成为战略包袱和战略负担。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南方快速发展——重视南方——北方的战略地位被轻视——对北方战略资源投入的不甘——更多战略资源南倾——北方地位继续下降。于是本身宋朝就在军事建设中出现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导致宋军战力不足，还因为战略重心南倾，客观放大了宋朝整体在北方战略博弈的意志不坚定。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所言：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

虽然，对辽、西夏的岁币、岁赐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战略负担，但是问题更大在宋内部。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地鼓励商贸发展的朝代。内部经济发展，海外贸易不断增加，但是不断增加的财富却形不成强大的国家实力，更形不成强大的国家行动意志。否则王安石也不会抱怨“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这集中体现在了“三冗”问题上，“冗官”“冗兵”及“冗费”，有学者估算北宋每年财政三分之二被三冗消耗掉了，再加上岁币、岁赐的巨大负担，虽然高薪养了大量的军队、官员。但是从历史现实可见，官员为政无能，军事作战不利。【此处大略说下笔者个人对宋朝所谓积弱积贫历史现象的成因的看法：宋朝一朝虽然在经济商贸、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表现出色，但是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表现，让后人非常诟病。大致原因有几个，一是从唐后期开始军阀藩镇割据发展出的近百年五代十国大混战，这个华夏历史上第三大大分裂时期（前两次是春秋战国550余年左右分裂期，魏晋南北朝360余年，五代十国仅五十余年，就算加上唐末期黄巢起义后的藩镇割据时期也不足一百年。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现象，因大一统的不断加强，在总体上呈现分裂期越来越短的趋势。从宋开始至今，朝代轮替基本都是紧密衔接的），将汉末逐渐发展出的世家势力消灭殆尽。没有以往世家对政治的高度控制，汉地的政治结构呈现松散化和扁平化趋向。这给了宋朝建立后，实现全面科举制从平民中选拔人才提供了基础。二是五代十国混战历史，或许因为总人口增加，生产力进步，所以导致战争对平民的伤害非常严重，民心反战，民心思定。三是当大量平民精英靠科举选拔上位，结合社会普遍的民心思定，反感战争心理，及被皇权巩固的需要利用，兴文抑武，形成了对军事能力的严重抑制。传统的贵族阶层天然就有带兵的能力和责任，君子六艺里，‘射’‘御’都是军事技能。勋贵投笔从戎，文武职务的随意转换是传统贵族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所以传统贵族基本自身就是武勋。但是贵族的能力是靠长期养成的。孔子没有家学培养，也不会学成如此的本事。但是对平民而言，他们根本没有这种环境和条件。尤其是军事能力的养成，任何朝代都根本不可能允许民间对此有丝毫染指。因此当宋朝通过大规模科举选拔出平民人才作为文官系统的主体，而皇帝为了统治稳固，以文抑武，就等于用没有太多军事素养的平民出身的文臣去压制那些有军事素养的武勋。甚至在很多时候，让这些文官越俎代庖介入军事。这就是让外行领导内行，职业军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不起来，军事能力上不去就是必然。四是随着大量平民出身的高级官员遍布行政体系内，他们的出身必然将视角关注向他们出身的阶层，这就是宋朝经济大发展的动因之一——平民阶层的主观能动性被皇权政策全面调动激活。而宋朝商业经济大发展又反过来带给了这些士大夫们可以动用的大量资源来对此关注付诸行动，这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但是这种循环虽然促进了商业、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大发展，但是负面问题也出现了。比如遇到灾荒将大量灾民收入厢军，某种程度上，把军队当成了一个福利制度。北宋理学渐起，前面讨论过，这就是对平民弱者的关怀，让华夏文明进入信仰以强化这些平民出身的士大夫的心胸意志。这种专门的‘强化’意志，在某个方面就等于说明，与传统贵族比较，平民出身的士大夫们相对性欠缺强悍、强大、坚强的意志品质。古代贵族，其身份特权与其所要承担的责任是对应的。面对激烈的政治甚至武装斗争，以及更加惨烈地与外族的竞争。需要极其强大的心理状态和相关应对问题寻求胜利的能力，这些都是传统贵族从小养成的能力。但是平民出身的士大夫，在其心理意志的养成期，没有这种心理建设的大环境。更重要的是，传统贵族自身就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所以贵族不仅对上位贵族负责，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权力负责。而全面科举制选拔出的广泛的平民出身士大夫阶层，在郡县制中，他们本质上只是皇权的‘雇员’。因此虽然他们能拥有与皇权共治天下的‘虚幻’权力，但是他们事实上对这个权力没有责任。因为法理上国家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因此责任也仅在皇权一处。这就是为什么范仲淹提倡‘进亦忧退亦忧’的原因。士大夫如果最终实现真正从皇权分到部分国家核心权力的目的，就得承担相对的责任。因此士大夫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先行一步，先承担责任，将国家治理做好，使得皇权无法脱离与士大夫的分权结盟。那么最终士大夫阶层是有很大机会从皇权处得到越来越多权力。（这个情况发展下去，或许真有一天，能实现一种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社会形态。但是宋朝开国现实局面就是面对游牧族群的激烈竞争局面。实践更需要强调效率。尽管宋朝的政治制度发展更加先进文明，但是对效率的影响在跟外族博弈过程中，这是致命的。）所以从政治层面，理学事实在给平民化的士大夫阶层、官僚体系补全总体信念意志偏弱的现实。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士人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实就是提示以天下为己任。这种原本是贵族的责任，现在既然平民出身士大夫大量出现，甚至占据政界主流，那么国家责任就需要平民出身的士人阶层担下来。而之所以当时要这么提，就必然是这个责任感的在当时的普遍的欠缺，这就是宋朝后平民出身的士人阶层的普遍欠缺的短板。所以三冗问题事实是皇权、士人、百姓，自觉与不自觉共谋下的共同产物。为什么宋朝整体呈现出对外博弈的软弱状态？虽然原因众多，但是全面科举制造就的，执掌国家的平民出身的官僚体系的意志的相对性软弱是原因之一。宋神宗与大臣文彦博讨论变法时，文彦博所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139]”之所以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软弱，不能把责任全怪在宋朝皇室的头上，既然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发育不完全的士大夫阶层要为宋朝的命运承担应有的责任。】

 我们看到宋朝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上的问题，让宋朝不得不以更大力度开发南方，并发展海上丝路，大量分流路上丝路的贸易量。而随着海运运量巨大，适宜易碎的大量瓷器远程运输的特点。海上丝路的贸易量急剧扩大。于是对依靠路上丝路获利的西夏、辽国，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宋仁宗时期，辽国借着北宋、西夏交战，北宋屡败的机会要挟宋朝提高岁币，就是一种征兆。

假若我们把宋给辽和西夏的岁币、赐币当作，汉人与契丹人、党项人，针对路上丝路利益的分利模式，契丹人、党项人以武力和战略威胁作为筹码，要求中原汉人王朝分得一定比例的丝路收益。那么随着宋朝丝路市场的不断南迁，及利益规模的不断扩大，契丹人看在眼里，要求农耕定居政权提高分利净值就是一种逻辑必然。而当时宋仁宗答应提高岁币额度后，要求辽国制约西夏对宋的军事行动，而辽国接受了这个条件，最终引发了辽和西夏之间的战争。就更证明宋辽关系是丝路利益分利模式的判断。因为当时西夏强人李元昊基本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一带，完成对宋西出西域通商通道的控制。西夏正式成为东亚丝路分利模式的参与方。辽国从宋得到更大净值的分利，却面对新崛起的西夏对路上丝路的通道控制的威胁。因此契丹人要求西夏控制自己的行为不要再骚扰宋朝就是维护既有分利模式。这事实就是遵守辽宋分利的默契，同时企图防止西夏参与进来分利丝路利润。这就是辽国和西夏激烈交战的底层逻辑。随着辽国战败，西夏终于站稳脚跟，狠狠拿走一大块丝路利益。

辽国被西夏击败。但是宋朝对辽增加的岁币，辽国可一分不少拿。对当时宋朝而言，这等于是，这头辽国增加了一大块岁币，那头西夏又切掉丝路利益一大块。虽然这两家为此打破了头，但是最终宋朝出了双份钱，一分利都没得到。这严重加深了宋朝对辽的不满。或许这就是辽国取死之因。辽国没有办成事遏制住西夏，如果就此不多拿从宋多要的岁币，或许宋辽关系还能再稳定前行个多少年。但是契丹人没有这样做——事没有办成，钱拿走了。

于是历史不可逆地前行着。

抱着深深的怨念，宋与女真人联手对付辽国。

金灭辽。东亚近一百年来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战略格局彻底被颠覆。宋朝在此所犯最重大的战略错误出现了。

宋朝和辽国形成的分利模式是基于北宋开国两国针对燕云十六州激烈争夺的斗争结果。按现在最通俗的话就是：战场上你拿不到的，谈判桌上你也拿不到。宋辽的长期相对稳定的关系是战场博弈结果在谈判桌上实现的状态。而当宋金联手灭了辽国，在新的战略格局下，宋金之间是没有经过激烈博弈形成稳定关系的。在这个状态下，宋朝没有优先选择使用实力（武力为后盾的）来展现自身力量，并与金朝形成实力为前提下的战略平衡，而是在无法打败即将亡国的辽军后选择用钱向金人赎买燕云十六州失地的模式。直接暴露出战略实力的巨大短板。——这段历史呈现给笔者一种宋朝整个统治阶层一种非常幼稚的状态。甚至他们连为什么宋开国时期与辽国形成的固有的关系的成因都严重认识不清。

金人习惯性动兵跟宋博弈试探能从战场能拿到什么。结果就是这一试，就把宋朝战略毫无准备，军事没有能力，内部问题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全试出来。宋朝的靖康之耻就是女真人从战场上能拿到的，就可以在谈判桌上拿到的巨大代价。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宋朝从皇室到士大夫，整体上缺乏意志上强悍性。大量的平民出身社会精英，在总体平均值上没有达到以往历史上，华夏族统治精英阶层普遍的强悍的素养。宋朝整个统治阶层，在自身实力不足前提下，幼稚地以为靠动用金钱和智慧就能占得战略便宜。在错误发生之后，整个统治阶层，尤其是最上层的那批士大夫的信念瞬间崩塌，作出了一系列历史记录中让人不忍直视的行径。从这个角度看，理学作为强化社会精英意识信仰的目的和功能，需要我们提高几个量级来重视。

随着南宋历史开启，汉人不得不将海上丝路作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丝路通道，进行大力发展。

而这时，金人得到的辽国的庞大基业，以及从宋朝掠夺的大量财富、资源，需要大量时间消化。所以前期，金人扶持伪齐政权与宋金之间，作为缓冲。这时，终于得以缓过一口气的南宋，这才回过神来。以岳飞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将领，领军向金朝进行反击。双方在江北到中原一带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攻防，南宋一度占据优势地位。但是宋朝文官团队（士大夫阶层）的意志的软弱的致命漏洞充分展现出来。他们将中原一带视作国家的战略包袱不想消耗更多的资源；他们被北方不断更迭的强悍的邻居打怕了。意志的软弱，就使得没有充分利用战场的优势机会扩大谈判桌上利益所得。最终，割淮河以北之地，称臣纳贡，每年给金上贡银、绢各二十五万。并杀主战将领，岳飞、张宪、岳云。

从“莫须有”这事，我们已经能清清楚楚看清，宋朝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那些士大夫们薄弱的意志。从一开始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尽然想从谈判桌上得到。到遭受重大挫折后，从战场上能得到的东西，尽然在谈判桌上得不到！这是薄弱的意志被冲击崩溃后的懦弱表现。当然这里的批判有些马后炮。作为华夏历史首次实现的全面科举制以及文官治国，这或许就是它必然的负面作用之一。尽管理学的发展在努力填补这个短板，但是显然需要给予足够的历史沉淀。

南宋由于基本丧失与陆上丝路的联系，所以开始全力发展海上丝路。这时靠给金朝每年上供，形成了新的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分利模式。短暂地维持住了局势的稳定。而宋朝全面倒向海上丝路，则让北方各个没有参加与宋分利的游民民族的利益，遭到重大影响。辽国在时，宋朝尚能与西域联系，输出货物，让沿路各族获利。而金朝女真人从底层起家，一上来干倒辽国，又将宋人爆锤一顿，将宋压缩到淮河以南。金人靠宋上供分利丝路利益，但是原有陆上丝路上其他各族的利益呢？金人崛起过快，缺乏底蕴，在国际战略格局上缺乏深刻认识。间接将自己和宋朝送到了其他丝路各族的对立面。这就是金亡国的大势，也是南宋亡国的大势。

蒙古崛起，打通了欧亚大陆北方，占领西域，但这又有何用？丝路贸易的出发地，源头产地都转移到了中国南方，且被金隔断与淮河以南。因此北方广大游牧民族想要进入丝路大潮中分享利益。先要消灭金朝，然后进而占领中国南方。于是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不仅整个中国，大半个欧亚大陆都落入蒙古人的手中。

北方游牧民族在宋以前往往只关注中国北方。因为那时是路上丝路时期，路上丝路的源头产地及始发地都在北方。控制北方就能实现对路上丝路的有效控制。而从南宋开始，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必须征服整个中国。原因就在于南宋将丝路贸易全面转向了海上丝路。北方游牧民族如果不想被时代抛弃，不想与天量的丝路利益无关。就必须将整个中国纳入自己的视野。

蒙古帝国实现短暂辉煌后，迅速瓦解成五块。但是总体上，在元朝，基本保持了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并行并用的状态。由于蒙古人对自身游牧生产生活形态的执着以及对自身建立庞大蒙古帝国荣耀，使得他们对自身纯粹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坚持，严重阻碍了自身向农耕定居样式的转化，更别说海洋活动样式，（相比较历史上契丹、女真人汉化及转化成定居样式的程度和速度，蒙古族人直到20世纪中后叶依旧保持了大量较为纯粹的游牧生产生活样式。显示了蒙古人对自身文化的强大信心。原因之一就是历史实现过的辉煌）。

蒙古人的这个特性，使得在元朝时，原本前朝政府控制的大量社会、生产事务，被蒙古人下放给各地自治，蒙古统治者更多负责收税。尤其在海洋活动中，蒙古人看到汉人海商赚取惊人利润，一度下场吃独食，要求所有海商都只能用指定官船下海行商，

延祐改元...铁木迭儿奏...又往时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蕃货反重。今请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仁宗皆从之。[140]

“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的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141]”

结果将问题搞得一片糟糕。运行不足十年后不得已最终取消。“大抵官自遣船之法，常为好利之权相，嫉私商获利之厚，因思以此垄断之耳。实际私商之入海者未必能绝，政府亦未能继续采此法也[142]”我们看到在元朝短暂历史中，江南的海上贸易，在海上丝路始发地的海商们的自发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生产生活都是围绕海上丝路的外贸需求展开的。其活动及族群主要集中在华东沿海一带，这就在复合型的华夏文明中，分化出一个新的文明样式和族群——海洋生产生活文明样式。由于出海行商，绝大部分海洋活动都脱离华夏本土政权权力监管，尤其在元朝，游牧民族初涉庞大国家的管理，导致行政管理效能的严重下降，管理体系快速腐败。海商私发商船，独占海外贸易利益的冲动和可能性不断增大。海商集团日益脱离出中央政府的管辖。

这个海洋生产生活样式及所涉族群成为海上丝路时代一个活跃的新的族群。海上贸易形成巨大的海外贸易利益。这个分化出的族群，在进入明朝后，彻底改变了华夏文明的前进路径，深刻影响之后华夏文明的命运变迁。

--------------------------

[1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

[140]《元史》列传九十二奸臣

[141]《续通考》

[142]《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李剑农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p918

著作权声明：《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作者徐春。欢迎读者转载，但用于商业用途的请先联系作者获得授权后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