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全稿35第三章已是悬崖百丈冰13

（2）、法家去向善价值观带来的恶果

上一节我们经过分析和一定的推论，大致看清了，为什么秦二世而亡是历史的必然。从贵族分封向中央集权郡县制转型，在人类历史上鲜有成功的历史。西方至今还保持着这种封建分封体制的残留，就是联邦制、邦联制等政治形态，就可见这种转型的难度。

因此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直接挑战这个人类政治体制变迁的高难度课题。且让始皇帝一举成功，这的确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后来分封制局部复辟，辗转千余年后华夏才逐步重回全面郡县制，就是因为始皇帝前面做出了榜样。让中国人知道，完全去封建是可行的。从而鼓舞了中国人为之不断努力，从而使得中国今天实现了高度中央集权特征。相较于西方联邦制等封建残余至今无法有效革除（这个封建残余制度在2020年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面前，显示出这是一种严重落后于现代性的政治体制现实）始皇帝大一统人类政治体制演进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但是秦二世而亡的失败也显示了，这种变革（全面郡县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的，是在一系列客观因素都达成的特殊状态下的特殊实践结果。一旦其中主要因素坍塌（始皇帝死），实践结果就开始走向失败。            

但是如果仅仅将秦二世而亡归于历史必然的客观性，就颇有些不以史为鉴的心态。秦二世而亡有没有自身主观的问题？

绝对有！

就秦实践的自身责任而言。指导秦实践的法家，对秦二世而亡要承担相当重要的责任。

前面谈法家，我们谈过法家跟美国的实用主义在价值观取向问题上的类似性。

春秋战国无义战。法家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把现实大量出现的向恶事实解读为价值观取向的合理，以此实现无所不用其极来实现目的的状态。就如以武止戈与戕害他人，虽然在形式上都是暴力的，但是其出发、目的、价值观朝向上都是完全相悖的。法家以性恶论为其理论的价值观出发，等于把止戈的武力与戕害他人的武力在价值观上画上了等号。价值观一旦失去是非判断，行为就没有是非底线。

这种价值观倾向，反映在用人上，就呈现为，选能不选德。这种现象在春秋战国成为普遍现象。孙膑庞涓互杀，苏秦张仪互斗，吴起杀妻求官，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也死于同门李斯之手。同门、夫妻尚且如此，各诸侯内部斗争也比比皆是，就不说田氏代齐、三家分晋这种下克上行径，兄弟、父子为了权力，屡屡出现人伦惨剧，齐桓公、赵武灵王、楚灵王被继任者活生生饿死就是典型事例。法家的价值观前提把这些恶行都默认成一种先天合理性，最多认为，对此应对之法就是用更严苛的法令来管制。因此法家帮助秦国统一天下立下大功，但是向恶价值观的造成的问题，也沉淀在秦国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严刑峻法能止恶，但是实践显示，严刑峻法实施的是人，同样的法，不同的人施行起来，结果是不一样的。始皇帝行严法能震慑天下，秦二世行严法天下不服。这就是问题。

这就跟今天西方的法治思维强调程序正义问题一样。以为法能凌驾于人。但是实践结果总是人才是法的主宰。如果人存恶念，再好的法执行下去也是不公。

法家对秦统一天下有功，但法家性恶论遗毒也造成二世而亡的重要内因。

选能不选德。才有戕害同门李斯为了维持自身利益，与赵高之流联手架空胡亥，屠戮皇子、大量清算不支持他们的官员等等恶行，甚至李斯因此最终内部斗争而死。法家重法不重德，就如当下西方程序正义凌驾实质正义之上类似，把某些人制定的法条凌驾于众人之上。无视人作为一种活生生存在对象，使人成为一种异化的状态。于是掌握最高权力的那个集团以最丑陋的形式进行着政治治理。而自身又没有足够可以凭借的实力来遏制这个劣政带给自身的损害。于是矛盾就急速的激化并积累起来。

贾谊《过秦论》对此有深刻的描述：“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出处。”

坏体制、行严法、横征暴敛，天下困苦，人人自危，最终必然动乱。

秦二世统治集团没有始皇帝威望来压服天下。还想以严法来治理百姓，如何能压得住！于是就应了过秦论中这句结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如果宽以待民，有效争取天下民心，或许能借着秦灭六国余威，以天下万民之心压制分封派势力的造反。但是胡亥集团显然没有这样选择，也无法做出这样的选择。

历史不容假设，但很明显，法家性恶论带来的价值观扭曲，带给政治人物、政治活动、社会精英行动极大的无底线状态。这种向恶价值观带来的行为无底线，直接造成社会各阶层、各个政治势力相互失去团结，甚至发展到不能共存的极端状态。可以略微夸张地说，法家性恶论是秦朝走向覆灭的加速器。法家需要对此负起重大责任。

助秦统一天下，又促秦二世而亡，法家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说明了两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解决现实重大问题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前提（现实优先而不是价值观优先）（完善了对自强的理解）。

向善价值观是人类群体实现持久团结共存的唯一可能（基于现实的实践选择必须坚持应有的价值观底线）（完善了向善的理解）。

这两条经验教训，以辩证法的形式，互相促进、影响、决定。并以重大历史事实的形式深刻教育了华夏后人。丰富了如何实现自强向善的方式方法，坚定了华夏后人对自强向善华夏文明的信念和信仰。

华夏文明历经生死考验，重回正轨。

随着秦汉相继建立大一统王朝，为华夏文明回归本位构建出客观物理基础。

而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则在主观层面完成了精神、价值观理念的大一统。这个思想精神层面的大一统实现，是秦实现大一统帝国的延续。是华夏大一统完整形态。是华夏文明历经生死考验后的自信回归。

2、汉武帝独尊儒术（思想精神层面大一统）       

  实践唯一。国家一统，指导其唯一的实践理论必然是唯一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推翻前任政治理念和实践结果，在下台后又被后任推翻。南美洲不少国家实践路线在左右两边反复摇摆，这是拉美化的重要成因之一。政治理念、实践路线反复折腾带来的实践反复地恶果，作为历史现实，这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更别说早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大量人亡政息带来的历史教训已经说明政治路线的不断摇摆带来的恶果。

国家大一统，天下太平，主流价值观必然归一为大一统。

国家分裂，天下大乱，兴百家理论、路线，以寻救亡图存之有效道路。这就是实事求是为本。

春秋战国，诸侯混战，才有百家生存空间。你支持一国，我辅助一王，相互争斗，分裂的现实才有百家之兴。

秦实现大一统，权力归于中央，独尊法家是必然之事。法家当道，其他各家势弱，自然对秦政不满。始皇帝不少恶名都是由此而来。

汉朝新立，面对外有匈奴为代表的外患，内有各路藩王不臣之心。汉朝吸取秦朝及项羽短存而亡的教训，恢复分封（汉初初步消灭大部异姓王，随后矛盾就集中于刘姓藩王与皇帝之间）缓解各个政治势力与皇权的尖锐矛盾，采道家黄老之学，清静无为，对内与百姓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轻徭薄赋、轻刑慎罚、恢复国力、争取民心、稳定政权；对外和亲稳边。在文景之治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力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针对分封制天然地强支夺干的制度内在逻辑，汉初在大部消除异姓王后，逐步将削藩的矛头指向各路刘性诸王。汉景帝时期，利用镇压七国之乱之机，大幅削减各藩国领地及权力，将权力极大收归于中央。

至汉武帝继位。汉朝前期就主要干了三件大事：休养生息、削藩、和亲。休养生息以自强，削藩以消内忧，和亲以弱外患。汉朝前期虽然以黄老之学为尊，但是却容忍百家各派长期存在。显然这是由于汉初恢复分封的客观现实决定的。封国众多，于是百家又有了各自可乘之机，用武之地。七国之乱之前，各藩王之封地对中央几乎呈现为类似割据的状态。这个现实是百家得以在汉初共存的核心原因。

汉武帝继位后，行大臣主父偃建议的推恩令。将汉景帝时期就大幅削弱的藩王势力几乎彻底瓦解。各地权力极大收归中央，汉朝政治体制由全面分封制向郡县制转变。于是郡县制自身的特点和要求就逐步显现出来。大量原本藩国控制的领土收归中央直管。这就对汉初的原有官僚体制的素质、能力、以及制度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在汉武帝时期，连续出现了一系列政治现象及体制变革：

权力大量收归中央，而协助天子处理天下政事的丞相的权力则大幅增加。汉随秦制，秦三公九卿制，整个中央直辖的官僚系统归于丞相，丞相在皇帝领导之下统领天下政务。而丞相等三公九卿之位又基本在勋贵之手流转。这些勋贵本身就有极其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随秦制下的丞相都有资格不完全服从皇帝的意志（之前吕氏作乱已经显示了外戚干政的危险性，显示具有强大实力的勋贵集团一旦控制中枢带来的危害性）。以丞相为主导的三公九卿的秦制显然此时遇到了巨大的问题，就是相权过重。因此汉武帝大幅削藩的同时，对原有体制进行了大幅改造：1、频繁换相。汉武帝在位54年，共 有十三相。平均每相在位四年多，这避免某一政治势力长期控制中枢而做大；2、选拔寒门人才占据中枢要害（比如皇后卫夫子、卫青、霍去病、公孙弘、儿宽， 严助、朱买臣 、张汤、杜周 、赵禹、金日磾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人没有太大政治根基，对皇权有更强的依附性，同时大量优秀人才的引入，大幅提升了官僚体系的执政水准。3、在内廷建立中朝，将最高决策权收归内廷，丞相主导下的外朝逐渐演变成执行机构。丞相权力被大幅削弱（但给之后东汉宦官干政留下的隐患）。4、在地方建立刺史制。刺史隶属于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行监察地方之职。不仅强力制衡丞相为首的行政执行系统，更对各地方基层官僚的执政形成有效监督。使得郡县制官僚体系的执行效率大幅提升。

郡县制有效扩展，形成汉武帝采取大量行动集权与皇帝的客观条件。而削藩国、抑相权的客观结果使得中央集权日盛。地方势力被有效压制。而随着皇权的强化，地方政治势力被有效压制，百家生存土壤逐渐失去。客观要求实践理念的统一化要求。而这时，长期占据汉初核心政治理念的黄老之学已经开始日益不适应现实需要了。

黄老之学作为道家分支，强调清静无为，符合汉初华夏社会急需休养生息的客观需要。但是到汉武帝时，削藩需要变革，削藩引发的相权扩张、原有官僚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大规模郡县制管制要求等等问题需要变革；面对北方匈奴长期犯边破坏社会稳定发展的现实需要变革。变革就是有为。

汉武帝时，无为之道急需变为有为之道。道家黄老之学被赶下场就成了必然。那么谁来替黄老成就汉朝新的核心理念呢？从春秋战国发展起的百家里，有资格上位的几大学派，道家已要下位；早已没落的墨家走的是体制外路线，显然不可能；法家虽然有助力大一统的大功，但是秦二世而亡的责任，法家要承担相当的部分。汉初对秦朝的以史为鉴分析结果，直指法家向恶价值观的直接原因，这巨大的历史责任基本就断了法家作为主位上位的可能。因此，细细算来，百家之中场上唯一符合资格的选手只有儒家了。所以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实现独尊儒术的结果，几乎就是历史必然。因为到汉武帝这时，客观环境需要独尊某学，但是场上有资格的‘选手’就仅剩儒学了。

而此时的儒学也非孔孟时期的儒学了。跟之前法家发展类似，此时的儒家吸收各家之所长，展现出积极变革自新的形态。除了春秋战国时期儒道两家在理论层面的深度交流学习，到汉初，儒家吸收墨家天罚观念、阴阳家的五行生克论，衍生出成熟的天人感应论。使得秦开始推崇的五德始终说所代表的新法统，以现实具象形式落地。

有德新朝立，无德旧朝亡。于是王权传承不再以血统族群为核心标准，而是以“德”为标准。何以才表明有德无德？不仅仅看日常的德行、功德来判断。董仲舒完善的天人感应论将天地异象与君王、统治集团日常的德行、功德挂钩。有德者君权神授，无德者神夺君权。这种理论表面上看有浓重的神秘、迷信色彩。但是事实结果而言，将君王的具体是否有德，与客观的天地之象挂钩。就等于说，君王是否有德，是否具备五德始终说所指的具备统治合法性，不以君王自身对自己的评价为标准。而是有了具体客观的（天地自然）现象作为评判标准（这符合以星象为基础建立的河图洛书以及之后的八卦、易经，这一系列以客观性事实作为理论的基础的文化传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事实等于使在任的君王（朝代）失去了断言自身是否还具备合法性君权的权力。这就是在法统理论层面给君权套上了一个看不见的笼头，对君权进行了某种形式的制约。而这个对君权是否有德的判断权力，儒家以强调仁义的方式，巧妙地把形式上（表面而言）的判断权力交给了百姓（或者说以百姓的生活为观察对象，以百姓的幸福与否作为君王是否有德的判断标准。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32]”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33]”）。而儒家又通过自身倡导的仁义理念，在理论设计上，将儒家仁义理念作为了百姓是否幸福的判断标准。不仅如此，儒家坚持有教无类选贤任能的政治理念，以万民为基，教育选拔德才兼备之人以给君王提供大批高素质的郡县制官僚人才，这就打通了万民与帝王的关系。

这些逻辑关系层层递进，从而将儒家自身塑造成代百姓判断君王是否有德的代言人的形象。这就如三公九卿里御史大夫，以政治体制形式行监督之权，监督百官，甚至君王。而儒家则巧妙搭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从而将儒家自身塑造成从伦理道德、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层面监督君王的至高地位。

儒家的理论体系设计得如此精巧，笔者此处必须再次梳理一遍其逻辑结构：

甲：以天人感应论落实五德始终说

乙：天人感应论以天地自然现象这类客观现象作为判断君王是否有德的标准（否定了只凭主观断言君王是否有德的可能。很大程度否定了君王自我断言统治合法性的权力）

丙：天人感应论的天象对应的是人，这个人被儒家仁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理念塑造出的民本主义定义为民、百姓，仁义的实践对百姓而言，就是幸福！于是百姓的幸福与否与天象的凶吉形成逻辑上的相互感应关系。（王权的合法性依附于百姓，这就是民为贵、君为轻。天象与百姓相感，以其结果来解释王权的合法性）

丁：儒家有教无类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坚持体制内选贤任能的政治路线，持续给君王提供管制国家的人才。儒家建立了构建人才的上升通路的理念。这个通路的实现，使得底层精英与统治集团之间形成了有效通路。儒家掌握了通路，于是儒家就成为百姓精英的代言人，或者叫儒家以此在君王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为了某种情况下的百姓“代表”。

戊：儒家作为百姓“代表”，构建百姓中精英上升通道，以仁义民本之道规范君王“德”的标准，以百姓之民心对应天象吉凶，来综合判断君王是否有德。儒家作为百姓代表，其就能表达民心，这个民心与天象相应，儒家就有了对君王合法性的断言之权。这个断言之权不在制度、法律、规则之中赋予。而在道义、理念、文明之中与向善价值观深度绑定。华夏文明自强向善，儒家等于在独尊儒术的时代，将自身塑造成华夏文明向善性朝向的代言人。从文明的角度，董仲舒将儒家塑造成之后2000年的无冕之王。以此，笔者认为，儒家的独尊，是被构建在华夏文明这个根基之上，而非构建在华夏政治统治、朝代之上。

所以，我们逻辑分析到这里，抛开天人感应论时代性局限，和某些现在看来荒诞的部分。就能看到儒家理论设计的巧妙。以此我们能更深刻的理解，儒家之后近2000年与各朝统治阶层的关系（封建王朝2000年儒家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无冕之王，是因为儒家立基所在在于华夏文明，而非王权。于是从某个角度而言，各朝帝王尊儒等于宣布坚持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

儒家被汉武帝独尊，成就之后2000年无冕之王的地位。

作为交换，儒家此时，以崇尚仁义，亲民爱民之态，助君权行善政以安百姓；

以有教无类、举贤任能，为大一统郡县制王朝源源不断提供优秀人才，使王朝官僚体系长期保持较高水准

以坚持君臣父子的政治伦理，努力塑造出一个忠君爱国，能被君权有效指挥运用的官僚治国体系.

综合而言，儒家表现自身最擅长的形式：给高度集权的君王努力构建一个高效治国的官僚体系，这个体系在儒家理念改造下对君权威胁性降到最小。并且这个体系以实现良政、善政为重要目标辅助君王统治。作为交换，构建这个体系的儒家，具有了相当的监督君权的能力（注意是能力而不是权力）。

独尊儒术，事实就是以坚持自强向善为本的华夏社会精英阶层与掌握王权的统治阶层的结盟。

王朝成为儒家成就自己理念的平台。儒家就成为历朝皇权实现有效治理的工具。董仲舒所实现的远超孔子当年最初的理想。

 而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终于对战国以来华夏文明核心理念,几乎被颠覆的价值观进行了一次公开完整明确地拨乱反正。

汉初，对秦朝二世而亡，以及楚霸王失败的反思。

法家固然基于现实，否定了华夏传统向善价值观，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但是丧失向善价值观的制约，无节操和底线的实践方式，导致了秦朝和楚霸王的实践功绩无法持久，反而快速走向失败。以此证明：尊重现实，实事求是固然重要，但是目的手段方法都需要有一定底线。否则即便能胜利，也不可持久。

于是，春秋战国，秦汉改朝的历史教训，给了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理念以活生生且深刻的历史教训。面对现实问题，以求实态度汲取众人之长以自强，这是从法家的得失所得到；以向善之心规范求实的底线，以使成功能持久这是儒家经验。这就是后来说得王霸并用，或叫外儒内法。

儒家以向善价值观规范法家行自强之法。

法家学道家帝王统治之术，儒家学道家对华夏文明理论解读分析的精华，道家虽然逐步淡出华夏政治理念位置，但却成为百家理论的底本。汉武帝独尊的这个儒术，儒道法三家已经深度纠缠在一起。他们只有这样纠缠着，才使得华夏文明在历史的孕育中显得越发鲜活起来。

而独尊儒术的实现，则显示华夏文明终于完成一次重大蜕变，实现了三大新形态

1中华核心领土

从北方辽河流域到南方海岸线，东部沿海各地到西部西南、甘肃一线

2新华夏族——汉族的建立

从炎黄合并建立华夏族，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两千多年的交流融合，一个涵盖中华核心领土上各个族群的新的华夏族诞生出来。这就是原初的汉族。

3自新的华夏文明

华夏文明经历夏商周的发展，又经历春秋战国的严酷考验，在先辈们对华夏文明的动摇和坚持之间，华夏文明被历史考验和检验，在‘自强’与‘胜人’的矛盾中，在‘向善’还是‘向恶’的历史抉择中。将胜人融入未自强的局部，否定了人性向恶，而使华夏文明重回向善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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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尚书·五子之歌》  

[133]《孟子》的《尽心章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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