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全稿23第三章已是悬崖百丈冰01

第三章  已是悬崖百丈冰

一、春秋战国与诸子百家

华夏文明，孕育万载，于夏朝建立前后（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以完整面貌，诞生于这个世界。随后经历夏商两朝的不断发展丰富，至周初，"文王拘里而演周易"[55]，基本以今天我们所见《周易》经文部分，将华夏文明浓缩成《易》的理论形式阐述给世人。

如果只看《易》的经文，我们可以这样说：至西周，华夏文明以现实强于理论的状态外显。因为《易》的经文部分，几乎就是各卦的吉凶断言。它更多以工具形式表现出来，而几乎不谈及造就这些现实结果的原因和原理。

      因此， 对于华夏文明的理论原初形态而言，成就其客观、主观核心原因，是作为华夏核心理论的默认前提存在的。也就是，那些形成华夏文明如此的原因，被华夏族认为是理所应当、不必言说、根本没有必要质疑的状态存在着。

我们依靠理论，去判断不同状态会面临怎样的吉凶，从而使实践趋吉避凶。除此以外，依靠什么客观条件实现趋吉避凶，在什么价值观指导下趋吉避凶，这些问题需要讨论吗？

——是什么让华夏一直强大的？

——华夏人民团结一起会产生什么？

——华夏子民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经文部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解释的，这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啊。百姓只知道如何趋吉避凶。但是，什么是我们认为的吉凶？如何知道吉凶？利用什么来实现趋吉避凶？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想，这般做？百姓是不自知的。因为祖先的实践经验离的并不遥远，而且那些重大的经验教训的传承，与孝文化的不断发展深度纠缠在一起，成为现实理所当然的存在。

因此，直到西周末期，华夏文明的核心部分，是以一种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应当，就该如此，不必解释，更不需质疑的状态存在着（孔子时期对仁、善、德等概念的价值观判断，在当时整个华夏社会中是没有太多人质疑的普遍共识。《论语》与《道德经》对这些概念的价值观定性是没有本质差异，大家更多的分歧是这些概念的优先性次序。比如孔子强调仁的优先性地位“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而成仁[56]”，但老子则强调道的优先性地位“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仁而后义，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57]”。这显示，道德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定性，以及其反应的当时华夏文明向善的价值朝向，是作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存在的。这与之后战国孟子时期形成明显反差，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58]；"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59]”所以春秋以前，华夏文明的很多共识，尤其价值观朝向是以“述而不作”形式存在，而“述”更多体现与祖先崇拜场景中。但是华夏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长期战乱现实对华夏文明的根基产生了致命性的冲击。），就如你我共处一室，你就不必向我证明你存在着而存在一样。他不是以一种凝固的文字论述形式存在，而是就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 太阳每天升起，故不必教育大众太阳会每天升起。历史也本就如此：从华、夏族开始相互文化交流开始，强大的农耕文化，强大的政治意志，强大的武力，都是始终华夏族自强的根本；而团结一致，以自强为本，能实现与天地之威比肩，战胜洪水，使人－自然和合共存，夏商不断开疆扩土，与四夷共存相融，这就是至善的大吉所在。自强向善——就是实现大吉的实践结果的必然前提。这就是华夏先民一直以来不需要言说、证明的在场的事实，就如太阳每天都要升起般是理所应当的鲜活历史。

但是随着历史从西周走向春秋战国，一切都开始改变了。被认为春秋时期所创的《易经》的《十翼》，深刻了解释了《易》的经文内涵。把如何、怎能趋吉避凶的问题进行了深度的阐释。之所以要厘清实践结果趋吉避凶的理论前提——自强向善。就是那些以往作为客观事实存在东西，被新的现实所猛烈冲击，而产生了被颠覆的危机。就如老子在《道德经》所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当你开始要厘清文明的核心内容时，那就意味着你在强调的那些部分受到了动摇。当你要呼吁坚守什么的时候，很大程度意味着你要坚守的，已经被很多人质疑甚至放弃了。

华夏文明自进入春秋战国后，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生死存亡的考验。

1、一国两制

华夏政治制度的一国两制现象，始于炎黄族与东夷蚩尤联军大战后。

 "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60]"

  东夷地区先民具备强大的武力。以及因此有所依仗的极其自信（执着、固执）地品质（见前一章论述）。这就使得近千年文化大交流，并没有使得东夷族与近在身边的华族及夏人，形成相互族群融合的结果。东夷族表现出了执着而强大的独立性。在随后，当合为一族的华夏族力量扩张必然地与东夷族直面冲突的时候，双方爆发了战争。最终以蚩尤族为首领的东夷联军战败为结束。糟糕的是，主导华夏联军的夏人（黄帝）杀掉了不愿投降的蚩尤族首领。极大恶化了东夷族与华夏族的相互关系，这对战败后的东夷族对华夏族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些因素叠加，使得落入华夏族政治管制的东夷领土上的东夷各部，与华夏族的融合极其困难。我们看到后世史书及一些资料记载，夏商两朝，原东夷地区叛乱不断，且反叛力量强大，所在地监管的华夏族武力根本无法镇压，导致夏商王族军队不时出兵镇压叛乱的局面。这甚至成为了夏商两朝亡国的重要因素。而进入周朝，分封华族后裔姜子牙与齐地，发挥华族善于文化交流，行怀柔之策的优点来管制相当东夷故土，同时任命周武王弟弟周公旦之子伯禽于鲁地，从北、西两个方向将东夷族聚居地，以莒国为代表的各东夷孑遗封国，包夹于沿海狭小地域。经过西周长时间的经营，才将东夷族大部融入华夏族。

根据这段历史，我们看到东夷族与华夏族从黄帝蚩尤之战后，千余年敌对情绪不散。因此黄帝杀蚩尤后，不可能简单再用东夷族来管理东方领土。所以《逸周书》说：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显然这就需要华夏本族有人到东夷领土上驻守（一些观点认为少昊为东夷族出身，笔者对此并不赞同，华夏族杀掉了东夷联军蚩尤部落首领，对其直属部落也应有相当惩处。两族之间的冲突和敌意如此激烈，可以从之后东夷族不断反抗千余年的历史可见。因此华夏族任命一个东夷族来代华夏族监管东夷故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可以参考周朝亡殷商后，周武王分封商王纣之子武庚于商都，并将商的王畿分为卫、鄘 、邶 三 个封区，派出武王三个弟弟镇守的案例来旁证，当年逐鹿之战后战胜者应该采取了大致类似的策略。另外可以参考古代羁縻制度，东夷族在战后一定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但是这种自治权是在华夏王族派出监管的前提下实现的 ）。

因此当时华夏族实控的领土上就有了两种政治治理模式。一种是完成了族群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族群、甚至文明认同，由华夏本族进行直接统治的地域（原华族及夏族领土）；但是对于东夷族聚居区，这种靠武力扩展得到的，短期没有办法实现本地土著对华夏族的文化认同、族群融合的地区，则需要由华夏本族派出一支部族到该地域（少昊一族），进行间接性管理，其目的不仅仅是领土控制、政治治理，还包括促进族群融合，文化认同的更长远战略任务。这大概就是华夏分封制产生的可追溯到的源头。

分封制原初就是华夏族一个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整个国土由本族直接实控领土，以及派出监控者间接控制的未完成族群、文化融合的原他族领土两部分组成。

但是随着华夏族在夏商周各朝不断向周边四夷扩展实控领土范围。实控领土的快速扩大，无论是本族直接实控的领地，还是需要派出本族人手间接管控的四夷各族聚居地的范围，都在夏商周三朝大幅扩展。基于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实际控制能力发展， 这就需要更多的族群和人手参与进来进行管理。因此“本族直管、监（间接）管四夷”的一国两制模式，都需要更多部族参与其间进行管理。这就导致之后分封的对象，就从一开始仅对新扩展的四夷族领地，扩展到那些因范围过大无法有效直管的王族直接控制的领地。逐步形成之后我们看到的华夏分封制样式。这个样式，在周朝（西周）形成了成熟状态。

虽然我们看到周朝开国将疆域分封给数百个诸侯国（还有更多数量没有被分封的邦国）。但是只要稍微关注，就能看到清晰的两制的模式，比如以周王室直属领土以及周边一圈姬姓诸侯构筑的本族直管（诸侯群）领地，以及对一些重要战略地点进行直接控制的地区（比如， 防御北戎游牧部落及看管夏人故地的燕国、在湖北原长江中游南蛮地区的庸国、在山东配合华族后裔姜子牙所封齐国监管东夷族的鲁国，在前良渚地区的吴国）。除了这些团结在周王身边的姬姓诸侯，还有以秦、楚为代表的，对原四夷各族领地派出监管类诸侯。

这两个群体是有着明显的地位差异的，秦楚尽管在之后的诸侯兼并中变得日益强大，但一直被中原直管领地诸侯们鄙视为蛮夷。典型案例如楚国。“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61]。当年周成王会盟诸侯时，不允许楚进入会盟现场，只是让楚国与鲜卑一起看守燎火。很显然，这些派出监管四夷的诸侯，虽被委以监管四夷的重任，但由于天然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他们始终处于政治权力的边缘地位。

这些监管四夷的诸侯，要承担巩固边陲的巨大责任，但是政治地位又如此之低，因此，楚国感受自身遭受轻视，当看到周王式微，就自称为蛮夷，以此不再服从周王的管辖，自立为王，随后遭到周王的讨伐。"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62]"

从楚国的案例，我们能看到，以分封制为核心的一国两制，有着一个致命的隐患。而这个隐患是导致夏商周三朝轮替的核心原因。

这就是分封制造成那些监管四夷的诸侯，经过长期在四夷之地经营后，相对于华夏族本族（王族）直管（中央、中国）领地，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这个地方势力与四夷本地族群结合，形成了亦华亦夷的独特状态。当处于直管领地的华夏族王族式微时，这些地方势力就开始有了不臣之心。这时，亦华亦夷的状态就显示出特殊的优势：亦华，华夏族的政治身份，使得对王权的争夺不失正统（血统、文化），他可以用华夏族身份，去团结部分与王族离心的华夏族部落；亦夷，能让其与本地蛮夷部落联手，借用强大的外族力量，为自己争夺华夏族最高权力。

于是我们看到商代夏，就是如此，长期在东夷地区实施监管的少昊后裔族群，就可以一边自诩华夏正朔，一边又占了东夷身份（既大用特用龙图腾，饕餮纹，又再使用玄鸟图腾）。当夏朝末期，王族势力衰弱，商王就能利用亦华亦夷的身份，动员最广大的反夏王（中央）力量取而代之；而周代商，也是如此，周王自诩夏朝后裔，这就是亦华，而周族在有商一朝，长期在戎狄一代“戍边”，本身就有了亦夷。于是当商王势弱，周人集结华、夷盟友，借商朝王军东伐叛乱的东夷，王都兵力空虚的机会，发兵一举灭商。 华夏法统在周以前，在祖先序列，而不在王。周朝谈商王篡权，除了多角度证明自身法统合法性的目的以外，更多是不自觉揭露了分封制这种华夏族早期的一国两制的核心问题，就是处于掌握最高权力的王族与外封（最开始外封与夷地）诸侯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

商克夏，就是外封诸侯代替中央王族。

而周克商，同样也是外封诸侯代替中央王族的

从夏商周三朝轮替，我们看到分封制出现的巨大隐患，盛衰轮回、强支夺干。这个隐患，在历史进入春秋之后，开始向着最极端、最激烈的方向演化。

当然如果我们看世界各地历史，一国两制基本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环地中海早期历史，商业族群为了商路和劫掠建立的本土以外的殖民据点，其体制与其本土就有别；古埃及对征服地区采取“包税制”；到古罗马时期，罗马军队四处征伐，但是在这些异族占领地并没有实现其本族领土一样的统治制度，而大力发展从古埃及来的行省制（海外殖民地的制度模式），除了派出一个简单驻外办，把地方税收外包给地方势力，就几乎没有更多的治理行动；而西方到近现代，大航海时代开启演化出世界殖民史，殖民地统治制度与宗主国本土体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

在中国，随着分封制转向郡县制后，对暂时无法融入华夏族的族群，以及对没有完全实现对华夏文明、华夏中央政治认同的地区，从开始采取的羁縻制度，从土司制等、发展到华夏当下执行的自治区、特区制度，都是从黄帝派出少昊与东夷，创建一国两制的历史发展延续。

因此我们看到，一国（一个政治实体）两制（两种治理制度），源于历史所反映的人类族群繁衍扩大、人类能力提升、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展的大趋势下，一个族群（或一个政治实体）活动范围、实控领土扩展到非本族领土上后，基于自身控制能力的局限性，而采取的与本土即有直接统治制度明显差异的统治制度。

但是虽然一国两制是人类历史上，各个地区普遍出现的现象。但是在不同地方，其方式目的有明显的差异性。我们仅以东西方比较（华夏文明及环地中海文明）。华夏文明以羁縻制度为例，其现实目的是有效控制，长远目的是政治认同、文明认同、族群融合（终极目的将当地土著最终融入华夏族大家庭），所以采取了较为柔软的身段和管理方式，保持当地土著大量的自治权利。在尊重当地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持续推动华夏文明的教化与四夷与华夏族的融合。因此，华夏自古实行羁縻制地区，历史上虽有反复，但是相当多地区上的土著族群，大都最终深度融入华夏大家庭中。而羁縻制的演化，也因为所在地区民族对华夏文明日益认同度提高，社会发展导致中央政权控制力日益提高，这一内一外的原因，使得现有两制（自治区、特区）中的中央直接管理比例相对历史越来越大的历史趋势。

我们看到，华夏文明当年仅仅让东夷族并入华夏族，就用了数千年的历史；华夏族与长江中下游的南蛮各部、与巴蜀所在各部的融合也不会短与千年这个最小历史单位；与西南、西北、北方各民族的融合，至今还在持续进行中。可以说，人类的不同民族大融合，是千年功业。没有千年万载的文明时空视野，没有睿智的方法及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获得大的进展的。

但是基督教文明近现代殖民史，呈现出他们文明早期一国两制的特点：殖民地与其宗主国本土制度是完全不同的，虽然殖民者在殖民地用各种手段推动信仰的统一，但是西方殖民者似乎始终没有兴趣或者说没有信心将殖民地融入本土、将殖民地人民变成本国同族。很大程度，宗主国就跟千年前环地中海历史一样，他们更多只是把殖民地当作倾销的市场，可以掠夺的资源场。于是当这些国家的国运随着历史一有起伏，殖民地就纷纷独立脱离控制，殖民地人们就变成他国人，甚至在殖民地的本族人也分化出去。

因此，西方的这种一国两制传统是来源其历史的：环地中海历史上不同族群高频的博弈，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几百年的历史现状，极少有一个族群或文化类型能超长时间对一大片特定地区完成持续统治。因此，如何实现不同族群之间的完满融合，环地中海文明各个族群，并没有很完整丰富的历史经验。所以我们看到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在殖民地对当地土著所呈现的残暴手段，在于他们历史经验中——必须利用历史给予特定族群最多几百年跨度的鼎盛期，来快速完成既定目标。至于那些需要再长时间（千年以上）实施的战略目标，是基本不在其文明考虑范畴之内的。因为没有经历，所以不仅没有这个信心，也根本没有这个坚定的愿望。

中国的分封制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中，基于特殊生产力背景下的一国两制体制。这个体制发展到西周末期，已经无法再满足当时的华夏生产力水平的客观需要，到了要不得不进行深度变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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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报任安书》司马迁

[56]《论语。卫灵公篇》

[57]《道德经》老子

[58]《孟子告子章句》

[59]《荀子性恶篇》

[60]《逸周书·尝麦篇》

[61]《国语》

[62]《史记。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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