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之地”中的民进党当局在想什么

自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以“防疫模范生”自居的台湾当局大搞“防疫政治学”，不仅在两岸领域“以疫谋独”，还放手网军在国际社会上攻击新加坡总理夫人和WHO及其官员。台湾防疫工作总指挥陈时中一度被绿营媒体捧上神坛，以至于出现了“骂不得，打不得”的“顺时中”现象。然而近来台湾地区新冠本土确诊病例的连续飙升，击穿了台湾当局处心积虑维护的“防疫神话”，那些关于防控疫情的所谓“超前部属”也一次破功。

令人迷惑的是在台湾防疫级别不断攀升，社会大众人心惶惶之际，台湾当局宁愿病毒泛滥也不接受大陆的疫苗援助，甚至限制民间自购大陆疫苗，其中的理由千奇百怪。从理性决策的角度而言，这样草率地处理“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大事的确违背常识。很多人基于两岸政治现实，会很自然地将这种行为归因于意识形态挂帅，即民进党当局惯性思维中的“反中台独”。这的确是一个很具有解释力的维度，但缺少一种历时性的比较。实际上，无论是自居“防疫模范生”，还是拒绝大陆疫苗，都反映了台湾当局下意识维护一种逐渐凋零且难以追忆的“台湾中心主义”的行动逻辑。

美国学者福山指出当代世界政治的本质是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的核心内涵在尊严——一种被认可、被承认的心理诉求。尊严决定身份归属，而身份是尊严的外象。和台湾问题（两岸问题）始于冷战不同的是，台湾的身份问题出现的时间更早，可以追溯至更早的“乙未割台”。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努力寻求在特殊年代的集体尊严，但现实是身份定位的模糊与混乱。这种心境借由吴浊流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主人公——胡太明的经历表现出来，后者始终漂泊于日本、大陆和台湾之间，而书名“亚细亚的孤儿”也成为了描述台湾人集体心理的一个经典名词。国民党迁台后，台湾在冷战帷幕下成为东西对抗的前沿哨所。特殊的机缘使其以一岛体量承接了整个中国的“法统”，被意外赋予了一个虚假的大国身份。加之此后的经济腾飞和科技进步，台湾一度从一个“东亚边陲”变成区域乃至世界的中心。彼时是台湾的高光时代，也是台湾尊严的底气。台湾虽然以“自由中国”为荣，但这种基调是建立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

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台湾作为某种意义上的中心状况是一种历史巧遇，并不可持续。在政治层面，随着中国大陆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台湾失去了本不属于她的国家角色而重新变回中国一隅。在经济层面，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大陆地区转移，原本应该在台湾地区集散的资源也逐渐西进。一言以蔽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台湾的中心地位正在流失，台湾的尊严也在流失。无论是具有战略性却超越体量的“新南向政策”、还是打肿脸充胖子的“防疫模范生”的自我设定，甚至是社会关于“台湾NO.1”的集体高潮......都是台湾对“去中心化”的一种本能地，下意识地对抗性反应。

这是一个几乎无法避免的趋势。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国际关系表现为“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边缘国家向提供原材料，半边缘国家从事初、中级产品生产，中心国家则掌握核心技术，然而中国的崛起使这种半重合的双环结构转变为一种“8”字结构。按照中国学者施展的观点，中国成为了既有生产模式中的“枢纽”：边缘国家和中国之间发生一、二产业的循环，中国和中心国家之间发生二、三产业循环，中国成为全球“双循环”结构中至关重要的节点和枢纽。如果人类生产模式按部就班迈入更加智能化的时代，那么中国将会是传统不可持续生产模式下的最后一个工业国家，也极有可能成为新时代最早的先进国家。这种世界体系的变迁意味着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秩序恢复，而这种秩序的恢复意味着“台独”合法性的流失以及两岸之间的终极统一。这也是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不愿意直面大陆，甚至在方方面面对大陆歇斯底里的原因所在。

从东亚边陲到世界中心，从世界中心复归东亚边陲。诸多历史机缘让台湾做了一场“黄粱一梦”，也让台湾对这段记忆念念不忘，并促使台湾社会精英费尽心力维持台湾泡沫化的中心地位——尽管在现实中这更多表现为下意识的行为。其实这种尴尬的局面并非无解。台湾虽然在“去中心”，但台湾亦可再次成为中心。只是令人遗憾的是，台湾精英对中心地位的渴求始终建立在“两岸对立”的逻辑上，他们将台湾人民隔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想象之外，却始终无法解决台湾人民的尊严问题，因此只能继续维持一种虚幻的影像，放纵宝岛沉沦。这也是为什么疫情期间台湾当局宁愿失信于天下，也不愿意实事求是的深层逻辑——毕竟泡沫的破灭将会带来台湾精神上的重大危机。

（原文首发华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