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理增信Ⅰ：通识化解析中国制度的系统性比较优势

明理增信Ⅰ：通识化解析中国制度的系统性比较优势

文/朱其林 

前言：近一年多来，伴随着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西方政治病毒的传播也愈演愈烈，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大肆污蔑抹黑中国社会制度，竭力吆喝美式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企图干扰中国发展，转移内部矛盾，维持美国霸权。为了力排杂音干扰，中国官方、学者、媒体已经并将持续发出声音，讲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本文欲从通识的视角，对中西民主体制、政策体制、行政体制、经济体制进行分析比较，以便进一步明其理、增其信，与大家分享交流。　 

民主体制比较优势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广泛民主、实质性民主，其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是真民主。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资本民主、狭隘民主、程序性民主，其核心是资本当家作主，是假民主；中国的民主是整体民主，个体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是大民主。西方民主是局部民主，个体高于集体，集体凌驾国家，是小民主；中国政治民主是协商民主、包容性民主，是民主集中制。西方政治民主是对抗民主、排他性民主，是民主极端化；中国民主民意渠道通畅有效，人民就没有必要采取游行、示威或其他过激方式表达。西方民主民意渠道形式上通畅，但实质上因博弈牵制而受控无效，人民动辄采取游行、示威甚至暴力方式发泄；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民本性、先进性，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污名化为专制制度，视同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封建农奴和宗教专制制度，是因为西方资本集团及其代理人政治团体惧怕中国日益强大对其资本利益构成挑战，削弱甚至瓦解其资本竞争力，为遏制中国发展强大而进行的恶意歪曲抹黑行为，此恰恰说明西方“资本民主”的虚伪、排他、狭隘本性；

　　美国多年前对日本东芝、法国阿尔斯通的肢解蚕食以及近年对中国华为、中兴等数十家科技企业的打压，目的是遏制竞争对手、庇护本国资本利益，反映出西方国家所谓公平竞争的虚伪性；美国动辄依据国内法、滥用行政令、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并采取“长臂管辖”方式处罚外国企业，甚至采取军事威胁和侵略手段，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

　　德国作者米夏埃尔·吕德斯的《伪圣美国》、法国作者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和马修·阿伦的《美国陷阱》、我国作者汤闯新的《美国的秘密》等书籍都对美国政客、资本、媒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西方民主的虚伪面目及其危害性作了深刻揭示。美国波音公司737MAX8飞机坠机事件、英国供应链金融公司Greensill政府采购事件则是西方社会政商“旋转门”现象背后利益瓜葛的典型反映；前不久美国亚马逊网络平台下架了一部比较中美疫情防控的书籍—《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新冠肺炎对中美的影响》以及美国国会推动的包含每年支出3亿美元用于传播抹黑中国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都是美式民主虚伪性、两面性的写照。 

政策体制比较优势

　　中国党政政策具有广泛利益代表性，即具有人民属性。我国重大政策制定实行上下结合、广泛充分的民主决策程序，顶层设计与民主议商相结合，参政议政代表委员的选举产生兼顾区域、行业、界别、民族、性别、党派等，具有广泛代表性，保证了重大政策的普惠性和连续性；西方党政政策不具有广泛利益代表性，重大政策出台是党派、资本集团、选举等利益驱动使然，交织着游说、博弈等乱象，且随着政党执政轮替、议会席位变化而极具变动风险；

　　美国民主党推动的医改法案动议几十年后才通过，而共和党又一直在设法将其取消。美国枪支危害巨大，却在共和党鼎力支持下无法通过一部真正严厉的控枪法案。美国新冠救助法案，共和党议员全体投反对票，民主党议员全体投赞成票，仅一票之差通过。美国前民主党政府谈判通过的伊核问题国际协议、TPP，共和党政府上台后随即宣布退出。还有诸如世卫组织、气候协议等众多的国际组织和条约都曾被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而拜登政府上台后又宣布要重新加入。再如台湾地区执政、在野党派的政策交锋、民进党政策“发夹弯”现象等，都反映了美式资本主义政策的非广泛代表性及“变脸”戏剧性，是政治团体及其幕后势力因利益矛盾而进行博弈操控所致；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也折射出西方资本专制的排他、贪婪、虚伪本性。美国为首西方国家成立的G７、北约、五眼联盟以及签订的一些列双边、多边条约协定，大多具有浓厚的排他性色彩，充满冷战、零和博弈思维，其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垄断霸权，而不是维护世界公平正义；我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结盟政策，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则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而提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平等、包容本质属性的外延体现。 

组织体制比较优势

　　我国具有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行政组织体系，有利于国家层面重大政策、重大战略、重大应急事件的统一部署和高效执行以及区域统一协调，如汶川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新冠疫情防控、抗洪救灾等的成功应对，以及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南水北调、两弹一星研制、大庆石油会战等的成功实施；西方政府组织体系上下割断，联邦（国家）政府与地方政府独立运作、互不干预，甚至相互对立，导致国家整体性、全局性政策以及区域协调难以统筹推进，突发公共事件不能举国合力应对，更谈不上同甘共苦、守望相助；

　　美国加州高铁项目因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各种分歧，从２００８年立项批准、到大幅缩减规划里程，至今尚未建成，最新计划２０３３年完工；２０２０年9月，得克萨斯州宣布名为“得克萨斯中央铁路”的所谓全美“首条高铁”批准修建，全长386公里、最高时速330公里，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但当地媒体随后报道，因项目“触及有关方面利益”，截至２０２１年２月底已经有8个得州的县出面反对该项高铁计划；美国总统拜登在２０２１年4月7日一次演讲时说：他们（中国）正指望美国民主制度会动作太慢、太受限、太分裂。此话虽是其基建计划的推销噱头，也从侧面反映出西方社会对中西行政组织体制优劣的真实感受；　

　　２０２０年初中国开始发生新冠疫情，２个月后疫情就基本得到控制。美国２０２０年２月疫情开始在国内扩散，到２０２１年初美国大选后期，疫情达到最高峰，目前统计感染率超过１０％，预计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即疫情发生后２０个月才能达到有效控制。印度２０２０年３月疫情开始在国内扩散，２０２１年３至４月地方选举、大规模宗教活动后，感染人数爆发式增长，疫情达到有效控制时间难以预测；中国抗疫成就远远超过西方社会的原因，除了西方政客急于恢复经济、营造“良好”选情外，与西方国家行政组织纵向、横向割裂，各自为政，国家统筹协调功能失效有重大关系。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屡屡与州政府相互指责，且竟然发生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争夺抗疫物质的事件。　 

经济体制比较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经济体系呈现多样性、开放性、包容性、公平性。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以私有制为主宰、遏制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经济体系呈现单一性、封闭性、排斥性、歧视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将各类经济成分视作平等市场主体，可以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平等竞争、混合交融、共同发展，是经济体制领域民主、包容、平等的体现。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将公有制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对立面，视公有制经济为专制、垄断经济，妨碍自由公平竞争，是经济体制领域霸权、排他、歧视的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互结合、相得益彰，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资本对先进生产力的动能效应，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的保障作用，保证各类资本包括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公平竞争，保持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克服市场体系自发式失衡、内在分化的缺陷，同时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国防安全、环境保护等特殊领域资源配置作用，克服市场失灵、负外部性矛盾。因此有为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资本主义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苏式社会主义则将市场经济视同于资本主义，都是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

　　公有制经济除了承担正常的经济活动外，在国家安全、重大民生、战略先导、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等方面还可承担超越非公经济所能承担的重大社会责任，如抗洪救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国有股权划转充实社保基金、扶贫助困、通讯网络布局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更新滞后、通讯网络覆盖不足、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不力、贫富差距拉大等，除了政治体制弊端原因外，与缺乏公有经济资源、私有资本利益优先原则有着重大关系；

　　５G信号网络布局事关国家战略和民生服务，我国政策是全覆盖，包括短期经济效益不足的边远、落后地带，而美、印、欧等国家因资本回报问题，私人资本不愿投资流量不足、回报不够的人口低密度地域，所以美、印、欧各国５G基站规划投资总数还不及中国一个国家的数量，４G基站布局情况也大致相同，存在大量的信号盲区；２０２０年底，中国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提前１０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被称为人类减贫奇迹，而同期美国贫困人口约４０００万、贫困率约1２%，印度贫困人口约4亿（世行数字）、贫困率约２８%。中国减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是中国社会制度优越性的综合体现，其中公有经济的持续、直接帮扶支持发挥了重大作用，而这些都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到的；此外中国在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新冠疫情的成就，也与公有经济组织（包括公有医疗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在关键时刻奉行“生命至上”价值观，不计利益得失，从人财物各方面全力履行社会责任密不可分。 

结语：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吸收人类关于自然、思维、社会科学成果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为广泛的人民属性和狭隘的阶级属性的区别，是两种制度优劣分化的根源所在。资本主义制度可能会进行浅层次的改革，但在现有体制框架内不可能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体制性、系统性矛盾难以根治，并形成恶性循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吸收了中华五千年文化智慧并结合中国不同阶段实际不断自我进化，日臻成熟完善，较资本主义制度具有系统性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