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再度激活人口红利——从劳动参与率到劳动生产率：人口红利转型的实现路径

李竞博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

原新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编者按：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反映了中国人口结构的一系列最新变化。近年来，人口问题受到全社会关注，生育数量、人口结构及其背后的一系列问题，关系到我国未来发展和人民生活。《探索与争鸣》一贯强调学术研究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近年来多次组织有关人口、家庭、生育、养老等领域的专题。我们特选取部分文章刊发，以供读者思考。

人口机会窗口产生于人口转变过程中，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现象，奠定了收获人口红利的人口基础。人口红利是建立在人口学基础之上的经济学概念，人口机会窗口不会自动转化为经济红利，与人口机会窗口匹配的经济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市场运作决策、外交政策等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人口转变是人口发展长周期的动态过程， 遵循人口发展规律，人口转变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人口机会窗口形态亦动态变化，加之社会经济形态变迁，收获人口红利的路径也随之调整，这是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要求。因此，对人口机会窗口形态的判断和人口红利的获得要遵循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树立大尺度的时空视野。本文以人口转变为背景，重点考察人口机会窗口转型和人口红利形态转型，探索再度激活人口红利的社会经济转型路径，即从高劳动参与率向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改革。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

来源：中新网

人口红利转型的分析框架

最初，人口红利用来解释人口转变导致的人口变动与高速经济增长之间高度相关的关系，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总抚养比较低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将带来高投资率、高储蓄率、高资本形成率，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无限供给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出现，使得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我国在低生育率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绝对规模从2014年起进入下行通道，相对规模从2011年开始下降，2010年后累进式人口盈利消失，即将进入“人口负债”阶段，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逐渐削弱。

人力资本存量积累将可供利用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延长了“人口红利”效应，且正在改变人口红利的形态和性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化，人口规模优势开始削弱，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老年人力资本和储蓄积累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在劳动力供给优势削弱的同时， 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和综合素质提升成为助推经济增长的因素。在生产性资料不变的情况下， 人力资本通过“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作用于经济增长，依靠创新知识（技术）、技术吸收和扩散，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教育、培训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即人力资本积累改变了人口机会窗口的形态，客观上延续了人口机会窗口的存续期，促使人口机会从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为劳动力质量优势。质量型人口红利伴随着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弱化而强化，且没有明确的时限，虽然目前我国人力资源萎缩，但依然强大，形成人力资本日益增强的人口红利基础，人口机会窗口正处在人力资源为主向人力资本为主转移的过渡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改革开放 40 年的中国经济奇迹证实，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主要依靠高投资、高就业、高劳动参与率等要素驱动，未来高质量经济发展时期必将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创新引领、效率驱动。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因素，在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人口形态变动改变了生产要素组合形态， 从而导致人口红利的收获路径必将随之变动。

本文立足我国人口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动态变化的实际，构建人口转型—年龄结构转型—人口机会窗口转型—人口红利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图 1），探索和展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继续收获人口红利、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路径。

图 1 人口红利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

人口转型视域下中国人口变动的实际

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描述的是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的动态变化规律。人口转变必然带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人口机会窗口的形态随人口转变阶段发生规律性变化，随经济社会发展展现的人口优势也移步换形，人口优势转变为经济红利的方式和路径也随之而变。

（一）人口转型是人口变动的动态规律

我国的人口转变属于典型的政策干预型转变，人口转变早期，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源于全国性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推行，属于政策约束性下降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奇迹的发生，人口转变后期，在生育政策依然存在且放宽的前提下，人口自发性少生产生作用，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197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至今，经历了“晚（晚婚、晚育）、稀（拉开间隔生）、少（少生）”的弹性政策、“三个多了”“两个不少”的刚性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城镇一孩、农村一孩半、部分二孩、少数民族自治”的多元化紧缩性政策，逐渐向“单独二孩” 和“全面两孩”的适度宽松政策的演变。其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 一项基本国策”，1984 年《宪法》修订写入“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主旨的生育政策和实践，与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快速社会经济发生综合作用，急速完成了人口转变。死亡率先行快速下降，从 1949 年 20‰跌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 6‰ ~7‰， 并维持至今 ；20 世纪 50~60 年代，出生率保持在 30‰以上，70 年代开始快速下降，1998 年降至 15‰以下，近年徘徊在 11‰的低水平。（图 2）可以说，人口增长形态从“高生、低死”转型为“低生、低死”只用了短短 30~40 年，由此带来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快速转型。

图 2 我国人口转变历程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9）

新中国 70 年人口转变历程中，经历了三次“婴儿潮”：第一次为 1949— 1958 年，年均出生人口规模为 2064 万人 ；第二次为 1962— 1975 年，年均出生 2583 万人 ；当两次“婴儿潮”出生队列相继步入婚育年龄，又形成了 1981— 1997 年的第三次“婴儿潮”，年均出生人口规模回升到2206 万人。1998 年后，年出生人口规模一直在 2000 万人以下，虽然近几年生育政策适度放宽， 出生人口规模略有波动，2018 年出生 1523 万人，依然未改变出生人口规模减小的大趋势。

（二）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是人口转型的必然结果

遵循人口惯性规律，每一个出生队列的人口基本特征随时间推移在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递次复制和传递，直至生命结束。

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典型的年轻型，在此期间，两次“婴儿潮” 伴随高生育率和快速下降的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导致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始终维持在 40% 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低于 5%。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前两次“婴儿潮”出生队列渐次进入劳动年龄阶段，相互叠加形成“劳动力潮”，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其占比从60% 升至 70% 以上 ；少年儿童人口数量伴随生育率下降而减少，占比降至 22.9%，形成成年型人口结构。2010 年以来，第一次“婴儿潮”出生队列人口相继进入老年期，演变为“老年潮”，人口老龄化加速，2018 年老龄化水平为 11.9% ；与此同时，第三次“婴儿潮”出生队列人口步入劳动年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处于 10 亿左右的峰值期，比重始终在 70% 以上 ；少年儿童人口规模继续减少，比重降至 16.9%，形成老年型人口结构的初期阶段。

婴儿潮

伴随人口年龄结构转型，人口总抚养比降至低水平，从 1960 年代的 80 以上（15~64 岁人口 =100，下同）开始下降，1978 年降至 73.2，1994 年进一步降至 50 以下，开启人口机会窗口， 2010 年跌至最低点 34.2，然后开始回升，2018 年为 40.5。其中，前期总抚养比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少儿抚养比迅速减轻，后期的总抚养比回升则主要归因于人口老龄化。

综上，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在从年轻型向老年型的转型过程中，形成了劳动力供给充沛、少儿抚养比急速降低、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的成年型人口结构，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了人口机会窗口，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优势。

（三）劳动力资源丰厚是第一次人口机会窗口的典型优势

劳动力资源丰裕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也是首次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典型优势。

1. 劳动力供给规模巨大。改革开放以来，昔日的“婴儿潮”随时间推移转变为“劳动力潮”，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保持高速增长。绝对量上，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在1978 年 5.61 亿基础上一路扩张，2013 年达到峰值 10.06 亿，之后缓慢缩减，2018 年为 9.94 亿。相对量上，1978 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57.8%，2010 年增至峰值 73.3%，2018 年这一比例为 71.2%。相对于劳动力市场需求，劳动力供给规模庞大的特征没有根本改变。

2. 劳动力价格低廉。1978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43 元 / 年和 134 元 / 年，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增长，2018 年分别达到 39251 元 / 年和 14617 元 / 年， 但依然处于解决温饱和基本小康的低中收入阶段，居民收入水平之低映射了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2002 年我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力成本仅为 0.6 美元，只是美国的 1/45， 挪威的 1/50，德国的 1/44，日本的 1/35，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菲律宾。如果以美国劳动力成本为基准，我国 50 个制造业劳动力的报酬之和相当于美国 1 个制造业劳动力的报酬。至 2012 年，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与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成本的差距缩小，但仍处于成本较低的国家行列中，是美国的 1/17、挪威的 1/30、德国的 1/21、日本的 1/16，与菲律宾持平。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成为国际贸易市场竞争中的绝对优势，廉价劳动力资源源源不断地补充制造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生产资料基础。

高劳动参与率：收获数量主导型人口红利的经验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充分就业战略，围绕劳动力极其丰富的巨大人口优势，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为主轴，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创造就业机会与就业岗位，极尽所能地吸纳劳动力就业，把劳动力资源的规模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人口机会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环境， 使得高劳动参与率成为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的重要路径。高劳动参与率是保证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时，人口优势转化为有效生产力进而收获人口红利的关键因素。

（一）经济体制改革创造劳动机会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单一的计划经济，经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过渡，最终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单纯的国有经济形式，发展到多种经济形态、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新格局。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拓展了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创造了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和创业方式，充分吸纳劳动力就业，走出了人民和国家共同富裕的双赢发展道路。截至 2018 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全国城镇就业的 83.6%，对新增就业占比的贡献率超过 90%，已然成为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和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

（二）农村制度改革盘活了劳动力资源

农村制度从低效率的集体公有、统一经营、统一生产、统购统销的体制改革，到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基本国情，激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与此同时，允许和鼓励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进入乡镇企业工作或城市，提高了劳动力的使用效率。据 1982 年人口普查，全国流动人口仅为 657 万人，只占总人口 0.7% ；2000 年超过 1 亿人，2010 年增至 2.21 亿人，2014 年达到峰值 2.53 亿人，占总人口 18.5% ；2018 年略有减少，为 2.41 亿，占总人口的 17.3%。近年来，中小城镇计划性地吸收农民工落户，大城市合理规划流动人口的落户门槛，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地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生产要素，基本形成了以内陆向沿海、乡村向城镇转移为主要流向的流动模式，以制造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要的就业行业，盘活了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地区发展活力，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

（三）经济结构调整吸纳了劳动就业

在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价格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 具有比较优势，成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从玩具、纺织、服装、皮革、家具等劳动密集型出 口产业的迅速崛起，到如今快递、外卖、货运等共享经济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非农就业，城乡 就业结构发生质性改变。1978 年，城乡就业人员比例为 23.7∶76.3，就业集中在乡村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2014 年，城镇就业比重首次超越农村，为 50.9∶49.1；2018 年进一步提高到 56.0∶44.0。

以巨量劳动力资源为背景、促进就业为目标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改革，充分开发和利用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参与率居高不下。1990 年以来，我国的劳动参与率始终维持在 65%以上，粗劳动率始终高于 75% 以上。虽然劳动参与率近年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高于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和主要发达国家水平。（表1）人口机会窗口与劳动密集型生产特征重合，高劳动参与率增加了劳动力供给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机会，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生产力水平。

表 1 部分国家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单位 ：%）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经济体制改革创造高就业的同时，农村体制改革盘活了劳动力就业空间，配合经济结构调整，高劳动参与率成为收获数量主导型人口红利的重要途径。时至今日，高劳动参与率仍是保证人 口机会窗口开启时的人口优势转化为有效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为人口红利的收获奠定了坚实的 生产基础。但是，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我国开始从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双增长阶段”转 向“一减一增阶段”，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不合时宜。特别是当我国人口转变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在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和人口老龄化加速并存的情况下，继续依靠高 劳动参与率收获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正在改变，以高劳动参与率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面临困难。

一是第一次人口机会窗口出现的劳动力供给规模和抚养比优势正在弱化，劳动力规模缩减和抚养比攀升的反向变化，使得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成本越来越高 ；二是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例如，2018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已达 8.24 万元 / 年，如果按照当年价格计算，比1978 年增加了 133 倍。由此，依靠高劳动参与率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存续的困难不断加大，产业结构转型为大势所趋，通过高劳动参与率收获人口红利的优势正在逐渐减弱。

总之，中国以巨大劳动力供给规模与低抚养比人口机会窗口为契机，在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等一系列改革基础上，构建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坚持充分就业战略，通过高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机会优势，成功收获了人口红利，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但是， 人口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双重转变，同时导致未来高劳动参与率不足以有效转化为人口优势，需要进一步改革人口红利的收获路径。

劳动生产率：收获新时代综合型人口红利的改革方向

人口转变为人口机会窗口开启奠定了基础，人口机会转型、人口红利转型是人口转变的规律性后果。新时代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强调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高劳动参与率在人口形态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双重转变下，已难以有效将变化的人口优势继续转化为人口红利，未来需要效率优先型高质量经济发展路径激发转化后的人口优势，通过提高单位劳动力产出即劳动生产率，激活新时代人口红利，延长人口红利收获期。

（一）新人口机会形态决定了劳动生产率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人口机会窗口形态伴随人口转变而发生变化，这是人口发展的规律性结果，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大势已定，新人口机会形态随之而来。

第一，人口老龄化快速深化。遵循人口惯性规律，“劳动力潮”终将变为“老年潮”，人口老龄化成为必然。2000 年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为 0.92 亿人，2018 年增至 1.67 亿人，2057 年将达到最大值 4.01 亿人 ；老龄化社会正在向深度和重度迈进，目前我国老龄化水平为 11.9%，2025 年超过 14%，2035 年跨越 20%，2057 年达到约 30%。老龄社会必然增加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当然，机遇也与挑战并存。

第二，人力资本积累日渐雄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和促进教育公平发展战略，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人口综合素质特别是劳动力素质大幅度改善。一是各级受教育机会显著提高，2018 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 100%，初中升学率为 95.2%，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阶段快速迈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8.1%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1982 年的 5.3 年提高到 2017 年的 9.6 年。二是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82 年刚超过 8 年提高到 2017 年的 10.5 年，预计到 2020 年达到 10.8 年 ；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 13.3 年。三是人口健康状况快速改善。1981— 2018 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 67.8 岁增至 77.0 岁 ；婴儿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至 6.1‰、8.4‰和 18.3/10 万， 城乡居民健康状况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展望未来，稳定的低生育率促进人均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进一步增加，人口综合素质不断提升，人力资本基础越发厚实。按照“健康中国战略” 和“国家人口发展规划”的战略目标，到 2030 年，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水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健康公平基本实现，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0 岁，婴儿死亡率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 5.0‰ 和6.0‰，孕产妇死亡率降至 12.0/10 万，劳动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1.8 年。

第三，人力资源规模日益缩小但依然庞大。当第一次和第二次“婴儿潮”出生队列步入“老年潮”的同时，第三次“婴儿潮”出生队列正好处在“劳动力潮”阶段，弱化了人力资源规模缩减的速度和程度。所以，在加速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速度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快，2018 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 9.94 亿人，2040 年降至 9 亿人以下，2053 年依然在 8 亿人以上，比目前缩减约 20%。至少到 21 世纪中叶，人力资源供给规模将减小但绝对量依然庞大。另一方面，长寿时代老年人力资源蕴藏巨大开发潜力，如果将目前退休年龄女 55  岁、男 60岁均延迟至 65 岁，约 1.3 亿的低龄老年人口将成为劳动力人口。

综上，劳动力增速转缓但存量庞大的人力资源供给规模、日滋月益的人力资本积累、开发潜力巨大的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等，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人口机会的基本形态，这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时期我国人口的基本国情。

（二）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作为继续收获新时代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两个十五年”新发展战略，即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 2035年到 21 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十五年”新发展战略周期与老龄社会逐渐进入常态化、深度化和重度化的时间重叠，劳动力资源减少而抚养比不断增加，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且人力资本日甚一日，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产业转移将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劳动力资源供给的稀缺性日益显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日渐消失，而劳动力质量的充裕性日益强大。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必将从依靠现代生产部门扩张以吸纳劳动力广泛就业，转移为依靠与人力资本投入密切相关的劳动供给，以及通过劳动生产率的中长期途径与劳动力市场规模的短期途径影响经济增长，这是人口与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客观要求。

1.  在改革开放永不停步中开发劳动生产率增长潜能

推动新时代经济新常态发展方式从“量增”上升到“质变”。

第一，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广阔。2000 年后，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增速较快，2000—2018 年，劳动生产率年增速均在 6.5% 以上，其中 2007 年增速最快，达到 13.1%，同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只有印度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与我国接近。尽管如此，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依然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处于“量低速增”阶段。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等都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未来我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规模和相对水平均具有广阔的上升空间，在劳动力供给规模缩减情况下，单位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弥补供给缩量的有效途径。

第二，推进科技现代化提升劳动生产率。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进程逐步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优势，也为高速经济增长奇迹奠定了重要的产业基石。但是，随着产业结构变迁，劳动密集型就业结构也相应弱化，并且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部分制造业岗位开始被机器人替代。据牛津经济研究院报告，2000—2016 年间全球已有170 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被机器人“接管”，我国约占 1/3 ；预计到 2030 年，全球还将有 2000 万个制造业岗位被机器人取代，相当于全部制造业岗位数量的 8.5% ；2030 年我国机器人数量将达 1400 万个，高于年均新增就业岗位。被人工智能挤出的剩余劳动力必须通过教育培训手段进行职业转换，转而流入相对较高技术技能的行业， 在劳动力供给规模降低的前提下，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内部转移扩大了劳动力的回旋空间，这无疑将拓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空间。

第三，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加强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有机衔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人力支撑。一是提升新增劳动力质量，全方位投资人力资本，通过落实健康中国行动，深化教育结构和质量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创建协同育人模式等，着力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型、应用型、高技能、高素质大中专毕业生和技能劳动者，改善新增劳动力质量。二是鼓励农村劳动力转型，提高劳动力使用效率。我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尚不足 50%，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 要加强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促进传统农民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并稳定生活，同时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创造条件。三是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鼓励老年人参与家庭、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终身学习机会。四是善用国际人才资源。人才引进是低成本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树立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全球视野，借鉴发达国家国际移民的先进经验，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引进和用好国际人才。

2.  在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中提高劳动生产率

促进经济发展模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提升增长质量，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动能，始终坚持创新发展理念， 着力解决发展动力。

第一，适应新形势，致力于供给侧改革。新发展阶段生产环境、生产条件和生产资料出现新的特征，粗放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不足以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的新发展理念为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提供发展途径。通过改革办法优化供给结构，可以调整资源要素错配或低效配置，提高有效资源的高效供给。

第二，创新驱动发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重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原动力。创新不只强调科技创新，同时兼顾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双轮驱动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释放创新活力。在创新性国家建设中，应以创新技术为实现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手段，集中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开放格局等战略性的工作安排，激发全社会发展活力。

第三，发展区域创新增长极。按照不同区位特征划分的区域内部具有同质性，如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可利用各自区域的相对优势形成区域创新极，以优势区域带动其他区域、以创新增长引领区域协调发展。附着于创新极的劳动力要素通过空间回旋激发单位劳动力产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四，改善劳动力教育层次，建立劳动力全就业周期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形成强有力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复合型的人才体系，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和劳动力基础。

3.  在推进产业内部高级化转型中改进劳动生产率

我国产业结构演变遵从配第-克拉克定理，沿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路径自然递进。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农业从单一化的种植业主导逐步发展成多元化生产方式 ；工业生产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产品由单一向门类齐全转化 ；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新型服务业成为助推服务业持续增长的新动能。随着经济结构渐趋成熟，劳动力就业向服务业部门集中，高就业比重、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第三产业扩张，拉低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导致经济的“结构性减速”。新时代产业新业态对劳动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更高，资源配置效率更高，产业结构演变呈现出内部高级化助推高质量发展，客观上推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第一，实现服务业结构高级化转型。在服务业成为主导国民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除传统型产业依托新技术发展新业务、新商业模式之外，借助不断兴起的以技术创新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新兴服务业，提高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创新型服务业份额，推动经济形态高级化、分工优化，助推高质量发展，努力形成“高劳动生产率、高消费能力、高资本深化能力”的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的高效率模式，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跨越和高质量发展。

第二，以老龄社会为基点推进服务业发展。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增长必须直面的问题，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人口基本形态，服务业结构变迁需要以老龄社会为基本出发点和关注点，推动老年服务产业的提质扩容，精准识别老年人口的服务需求转变，优化老年服务供给体系，平衡服务业中老年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同时，针对老年人身体和心理特征，细化老年服务业，丰富老年服务业供给产品，提高服务化供给效率。

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优势转向创新驱动。需要注意的是，剔除社会经济因素的人口转变仅是单一形态的人口特征，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优势只能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经济发展形态转变是人口红利实现路径的必需条件，新时代经济环境转变决定了收获人口红利的路径必将随之转变。人口红利并非一成不变，人口转变是长周期的动态过程， 要具有大尺度视野动态考察。无论是人口红利的实现途径还是所属类型，都不具有单一性。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口基础是快速人口老龄化。老龄社会的挑战与机遇并存，从人口机会视角分析，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所对应的以年轻型、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为特征的劳动力供给优势正在相背而行。从生命全周期观察，“劳动力潮”最终会走入“老年潮”，单纯依赖充沛劳动力带来的高劳动参与率难以满足持续的经济增长需求，经济增速放缓，数量型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将逐渐削弱。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并行过程中，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口综合素质大幅改善，人力资本存量积淀雄厚。在不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基础上，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由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推动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增长。从规律性判断，人口转型改变了人口机会窗口不同时期的性质，人口机会不会自动地转变为经济红利，人口红利也不会轻而易举地彻底消失，而是会伴随人口机会转型转变存在的形态。这客观上要求开发人口优势的经济社会政策环境发生改变，人口机会转型、人口红利转型逐渐从提高劳动参与率向劳动生产率转变，是继续收获人口红利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