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学位贬值和本位主义所造成的 "自作孽"

香港青年事務發展基金會 政策研究主任 陳思靜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管治层面来看，考试和教育方式，应该配合当地的需要和发展来决定。例如公开考试可视为一个把人材筛选出来的筛子，再给予这些通过考试者更高深的专业教育，最后成为社会和企业所需的核心劳动力。一般来说人口众多，国民人均资源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例如：内地和日本，公开考试就显得更为重要；而人口密度较低，人力资源不足的国家地区，好像澳洲和北欧国家，就会侧重全人发展，务求令每一个国民，都能照自己的所长学习，为国家作出贡献。这是纯粹关乎国家利益人口数量和所拥社会资源的政策而已。

在重视考核的地方，考试前的教育，必须要围绕这个考试的要求而制订和调节，例如内地是一个略以理工为先，制造业产业链比较完整的国家。工科系的学位数量就比较多，当然若果在个别范畴表现较出色的学生，也能够脱颖而出获得本科文凭，但其余在考试中失败的，就要凭自己的能力在社会打滚和发展；而人口稀少的加拿大或北欧地区，他们需要在较早的时间辨识出学生的专长所在，再尽早重点进行专才培育；在轻松学习环境中专攻他们所擅长的项目。这些地方每个人力资源都相当宝贵，根本没必要也没有空间用考试制度选取人材。香港则较为特别，是一个人口密集而绝对侧重商业的社会，需要大量能参与贸易所需的语文能力、与商业所需要运算能力的所谓通才。因此语文能力和算术一直都是进入更高学府的基础门槛，太过侧重这两方面的情况下，就算个别学生于个别范畴再突出，若他未能通过通才(英语及数学)的门槛也只能望门兴叹。所以能进入大学学府的香港大学生，其实绝对不代表其整体素质比其他落榜者为优，他们很多更是资质平庸、缺乏常识和思考能力之辈，只是其语文和算术能力刚好通过了香港考试的门槛而已。

最近香港公布的大学生起薪点统计调查，我们发现扣除通货膨胀之后的平均实质工资水平，自香港开始推行大学普及化之后逐年拾级而下，除了部份仍受惠于香港经济结构的特殊专业，好像传统的医生、律师、会计师这 “三师”，金融业以及小部份与高新科技沾上边的 “IT学系” 仍企得稳之外，几乎所有学位的工资也如江河日下般的下跌之势。香港既幻想实行类似台湾式的学位普及化全人教育；但又害怕因为缺乏竞争性，而导致学生平均质素下降的必然负面后果。笔者在2018年曾撰文，指出香港是一个产业单一化的地区，因阶级固化问题而兴起所谓 “本土主义”，更使新毕业的本地人材自我设限，拒绝利用香港人身份的剩余优势于内地开展事业。香港的大学生既缺乏国际生存能力，又排斥前往同文同种的内地发展机会，本地发展空间又渐渐饱和，真可谓 “两头唔到岸”。基层市民透过考试向上流动的阶梯将愈来愈窄，社会的流动性将更为凝固，经济尚可的情况下，特区政府还可以透过社会财富再分配安抚市民（当然这届特区政府，在这一点也做到一塌糊涂），若遭逢经济衰退的话，这批拿着学位但对将来毫无希望的准知识份子，将会如台湾岛上 “太阳花学运” 一样，绝望地把注意力转向政治和暴力。现在回过头来看，实令人唏嘘。在现代社会中全人教育普及学位一定是最美丽的愿景词藻，表面上是一帖缓和年青人矛盾的药方，但恰恰是一帖奇毒无比的毒药。

香港已经错过了国家科技产业千禧年代的黎明，也错过了2010年代科技产业的实装，而2019年起修例风波和疫情导致封关，更把靠国家规划 “打救” 的最后希望砍断。现在香港已经没可能凭自己的力量重新建立产业，消化每日都在增加但质素却每下愈况的 “天之骄子”。唯今之计只有双管齐下，一手尽快瓦解香港地产霸权，重新释放土地资源以刺激经济发展；另一手就是尽快把疫情清零通关，立即坐上大湾区发展的快车，配整个湾区的分工个别发展，就业和创业市场扩大的情况下相信也能缓和香港青年面对的解题。而如何较有效鼓励青年北上生活发展因篇幅所限，希望有机会再撰文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