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治愈社恐的办法,只有吃了
你多久没去过别人家做客了?
哪怕到了近在眼前的2021年,“做客”二字,依旧能让社恐患者们脚趾抓地。
虽是陌生人,又穿堂过屋,亲也不是,疏也不是;
进到人住所,浑身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端来一杯茶,喝也不是,放也不是;
一聊起来,又怕坐太久,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算了,还是互换微信,大家有时间赛博交流吧。
话说回来,小时候我们好像从没怕过做客,哪怕爸妈千叮咛万嘱咐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也从来欢欢喜喜。
大概是因为,只要去人家做客,就一定有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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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从来都是吃出来的,甚至发展成了一门治愈的艺术:
只需三步,一定能在世界上最容易引发社恐的场合里,把你的尴尬治愈得服服帖帖。
在中国,做客与吃喝,同为联络感情的方式,分家是不可能分家的。
于是,做客的第一道程序,就事关口腹:进门,寒暄,落座,看茶。
此时,主客之间的一杯茶,往往等于给社恐患者提供的一杯药。
▲那时冲茶的暖瓶很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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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主人倒茶,也是有讲究的:南方讲“茶七酒八”,北方人叫“茶要半酒要满”,都是待客茶不能倒满的意思。
上海作家畸笔叟(郑健),曾见过主人滚烫茶水倒了满杯,自己都不好收拾,还很实惠地跟客人讲:“侬先喝忒一口。”于是客人也只好趴在杯沿上吸溜。
俩人关系要真好,倒也无所谓,可在老年间的人看来,这等于社死现场。
过去,一般这“半杯茶”往那一放,很多客人其实是不喝的。
一是为了怕喝多了水,在别人家上厕所,进到别人家里最私密的所在,多少有点尴尬。
二则是,你也没那么多机会喝——在很多人的规矩里,既然是“小坐片刻“,这杯茶往往不会续杯,如果当真喝完,当主人招呼着要添水,客人也就知道自己坐得够久,起身告别了。
这一习惯发展到极端,就像清朝官员:
事情聊完,或话不投机,赶紧打发客人走,就拿起盖碗,往嘴边一抿,身边长班见状,立刻高叫一声“送客——”你不走都不行。
作为一种道具,茶的作用与其说是解渴,不如说是避免尴尬,听起来絮叨的待客之道,也真拯救了不少社恐人士。
学会了社恐的大人之间,有诸多规矩,小孩儿可百无禁忌。
虽然出门前,爸妈总要嘱咐“先去上个厕所”“见叔叔阿姨要叫人”“去人家要坐有坐相”“别人不给你吃的你不要拿“……可每次还是欢天喜地闹着要去。
因为都知道,去了肯定有的吃呀!
尤其逢年过节,谁家的客厅桌上,都要摆些吃的,既为了一家人围坐一起看电视,也为了前来问候的亲朋近邻佐茶。
按照北方的习俗,就算不请出“点心匣子”,也会装几样干果糖果:西瓜子南瓜子葵花子、开心果、大虾酥,有时还有“美国大杏仁儿”:其实很多是巴旦木,那时不这么叫罢了。
以上几样,往往没什么专业的器具,大概是头几年的月饼铁盒、曲奇罐子,由奶奶提前刷净,一点点摆出四色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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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是客人上门,拘谨些的,不吃也无妨,不拘小节的朋友,随吃随聊,吃出一座小山也不算什么。
可在南方,这种点心和下午茶,是不由分说的——
他们的待客之道,要以一碗滚烫的热情,治愈你的社恐。
过去上海人待客,起码要有几只“盆子”:只是泛指盛食物的器具,并不是真的端个盆,多数是高脚玻璃果盘。
▲差不多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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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乃珊老师写过,在上海人家做客,“盆子”里的内容,大致能反映出这家主人的经济状况——
客人的肚子,往往也是主人的面子。
打个比方,两只盆子,一只糖果一只鸭肫肝,甜咸皆有,糖果牌子要再考究一点,“全都是伟多利的货色”,说明这家过得不错。
相反,端出一盆糖,糖纸都粘到剥不开,不知放了多久,可见这家日子不太好,不仅买不起好东西,也少有人上门,一点旧糖果都消耗不尽。
对于北方人来说,拿鸭肫肝一类“下酒冷荤”作为零食,已经异乎寻常,而看到上海人的现烧下午茶,大概更会称奇:
老派上海人,下午时分家里来了客人,如果没有点心招待,那会心里懊恼好一阵子的,哪怕临时卧两只糖水蒲蛋端出来。一般都会去弄堂口点心摊叫几碗小馄饨或几笼小笼馒头来。
——程乃珊《礼在上海》
现烧个赤豆汤、煮个糖芋艿、百合汤,炒个年糕做点心,都很平常。
▲北方小伙伴看到炒年糕:emmm这个是点心的嘛?
这种以熟食作下午茶点的习俗,往往丰富之余,带着妥帖:越亲热的宾朋,越不见外,宛如亲人一般,随时可以下厨款待。吃完这一碗,什么坚冰也化开了,不由你不愿联络感情。
而在北方,这种待客之道往往不在小吃,而在饭上。
在请客吃饭上,中国的南北差异,往往给人一种错觉:
南方人像是为了请客而吃饭,客人来家,如果以一顿家常便饭告终,似乎是最成功的招待。
北方人似乎更爱为了吃饭而请客,提前订好,众人来家少坐片刻,一两杯茶过后,聊个差不多,大家直奔饭馆儿。
这似乎也是下午茶点心在北方丰富不起来的原因——大家都憋着等晚上这一顿呢,下午茶吃太饱,实在对不起晚上的八珍豆腐、得莫利炖鱼,和一尊翻滚着羊肉片的紫铜锅。
而在上海,留客人在家吃饭,尤其是临时留饭,是十分家常的待客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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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行动的开始,肯定要经过一番谦让推辞:主人问起“吃了吗”,客人不愿叨扰这一餐,惯常回答肯定是“吃了”,真有天生社恐免疫人士,回一句“没有”,就成笑话了。
尤其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大家都紧巴巴,“留饭”只是嘴上客套一句,此时客人要真答应,那才叫难办。
可对富裕一点的上海人来说,“留饭”到底是件容易事——因为早成了习俗,所以操办起来,从来不难。
程乃珊老师写到,上海人留人吃饭,往往自谦为“便饭”,虽然办出一桌确实方便,但也很像样子:
家中本就有风鸡鳗鲞、火腿腊肠,“临时炒只蛋,蒸点腊肉香肠,或去弄堂口熟食店斩一碟叉烧或酱鸭,再拷点老酒”,起码也有四菜一汤。
▲上海市场上,熟小菜无人不爱,买起来最容易
菜色并不十分丰富,是十足的“便饭”,然而主客心里都明白,此时这顿饭的意义与价值,早就不是叉烧几块钱一斤的市价能衡量了。
在中国人心里,“吃饭”这样一件关乎人类天性、具备家庭性质的“私事”,突然容纳一位外人,在餐桌上成为家庭的临时一份子,于客于主,都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
哪怕一粥一饭,对于双方的交情,也是至高规格,不胜荣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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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具化在餐桌上,其宗旨只是一样:
用满碟满碗的诚意,感化你的矜持,驱散你的不安,让热情成为美味的最高形式,友情成为烹饪的最终目的。
参考资料:
1.畸笔叟(郑健),《海上老规矩之哪能看茶》,公众号“畸笔叟”,2014.8.22
2.程乃珊,《礼在上海》,《老上海,旧时光》,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