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多纳：革命和可卡因

“我们愿为祖国牺牲，而不是像英国人那样按下按钮杀戮，所以我们必须站上球场……那是一场战争，我们赢得了那场足球的战争。”

——迭戈·马拉多纳

“人人都在说，你对英国人的做法简直太棒了！”

多年之后，抽着古巴雪茄的马拉多纳谈起那个有悖规则的进球，就像一位从墨西哥革命电影中走出的人物。

他右臂纹着切·格瓦拉，左小腿纹着菲德尔·卡斯特罗，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革命者、游击队员、匪徒的火药味儿。

这是他和另一位天才球员里奥·梅西最大的不同。他们来自不同的阶级，属于不同的时代，后者的足球是纯粹的，而马拉多纳则将对世俗正义的被缚、抗争与无奈投射到了足球上。

迭戈是迭戈，里奥是里奥

马岛之战4年后，英国人那句“足球高于生死”的漂亮话，在败军之敌身上诠释的淋漓尽致。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两种极端方式，注脚了“迟到的正义”。

“上帝之手”

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内，“足球无关政治”更像是政治正确的外交辞令。私底下，那一代在战争中落败的阿根廷人，怎么可能不为牺牲的军人赌一口怨气？

确切地说，那是自圣马丁和玻利瓦尔以来，整个美洲弥漫了近200年不曾消散的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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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己领土的野兽”

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美洲的金银、矿产、作物、奴隶，供养了欧罗巴的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自己却病入膏肓。

尽管1810年的革命为它带来了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但欧洲和美国的殖民不过是从枪炮变成了自由贸易，而独立后的美洲人，要么依旧是砧板上的鱼肉，要么成了经济宗主国的帮凶。

胡安·庇隆三次出任阿根廷总统，试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找到第三条路，终以失败告终

为了找到一个独立、公正、繁荣的政治经济模式，革命成了拉美国家永恒的主题。在阿根廷，政府不断在民粹主义和寡头政治之间更替，没完没了的军事政变，使国家没有稳定的社会、经济政策，与之相伴的，是持续的经济放缓，尖锐的阶级矛盾，一轮又一轮的社会动荡和通货膨胀。

青年时代的马拉多纳

马拉多纳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在城市贫民窟中长大的他，对社会不公有着天生的敏感，他明白一个道理：政治家和权贵很富有，但什么也不会漏给穷人。

青年马拉多纳与家人在一起

那同时也是左翼思潮在美洲风起云涌的年代，巴西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都曾试图在国内推行企业、矿产国有化改革，发展民族工业，这自然引起了美国跨国公司和中央情报局的不满，于是新一轮政变扼杀了这种可能性。

只有古巴是个例外。与华盛顿彻底决裂的卡斯特罗，消除了文盲，加强了妇女的社会角色，修建新学校，建立卫生保障系统，大部分房屋、水电、电话、体育表演都是免费的。

1961年，意气风发的卡斯特罗（左一），他刚刚在这一年的4月挫败了由美国主导的武装政变

这些发生在古巴的变革，为那时的左派知识分子提供了论据。如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就将这块边缘大陆上的失败完全归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暴力和阴谋。在他眼中，尽管贸易禁运中的古巴依然缺少各类消费品，但它是人民的国家。

马拉多纳也是这么想的。1987年，作为世界冠军功勋球员的马拉多纳，同时收到美国和古巴的邀请，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他第一次见到卡斯特罗，并彻底被这头“保护自己领土的野兽”征服了。

马拉多纳与卡斯特罗

“我对欧洲人、南美人了解的越多，就越热爱古巴！”马拉多纳后来说。至于令他不屑的美国，则被视为一个四处扔炸弹的刽子手，“它没有权力替全世界做主”。

功成名就的马拉多纳，依然站在穷人一边。他谈论政治，参与其中，只要美国人反对的，就一定是穷人的朋友。他说卡斯特罗是自己的“第二任父亲”，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是了不起的“指挥官”，还自称是巴西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的“忠诚一兵”。

马拉多纳与查韦斯（前排右一）

此外，他和很多拉美国家左翼领导人都保持着“革命友谊”：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乌拉圭的何塞·穆希卡、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尼加拉瓜的丹尼尔·奥尔特加。

这些人口中喊着“马拉多纳万岁！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人民万岁！”他们需要他在足球世界的影响力，而他则用这样的朋友圈，践行着玻利瓦尔尚未完成的革命：拉丁美洲应该由共同传统联系在一起，只有亲密无间的区域性团结，才能对抗外部霸权，避免自相残杀。

马拉多纳胸前文字：“战争凶手”

2016年11月25日，卡斯特罗逝世。4年后的同一天，马拉多纳离开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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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卡因是毒品，我就是个吸毒者”

“我到达那里，发现躺在椅子上的不是马拉多纳，只是一个快要死的人，周围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位在2000年抢救过马拉多纳的医生回忆到。

太多人都和这位医生一样，不愿把足球场上的上帝、群众集会上的民族英雄，和生活中的马拉多纳联系到一起。但现实就是这样，长期的毒瘾、酗酒，过多的伴侣，使他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他的生活走向了和足球技艺截然相反的另一个极端：糟糕透顶。

电影《黄金三镖客》中，墨西哥“丑人”说，在我们那个地方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做神父，要么做土匪。故事的背景设置在1860年代，100多年后，“那个地方”面临的选择变成了要么踢球，要么贩毒。

马拉多纳幸运地踢了球，又不幸地被毒品所累。他从1982年开始接触毒品，从西班牙去到意大利之后，又和南方的克莫拉黑手党扯上了关系。在帮派聚会上，对方送给他的，除了金表和姑娘，还有可卡因。

1984年，马拉多纳与前那不勒斯俱乐部主席科拉多·费莱诺（左一）

那是一段疯狂岁月，他带领一向被北方富人蔑视的南方“贱民”羞辱了北方。北方人用“卷发火腿”咒骂这个多管闲事的闯入者，而在那不勒斯，无论孩子和小狗都顶着一头他那样的假发，他所到之处，是热烈、骚乱和宗教狂热般的崇拜。黑手党人则像对待手足兄弟那样向他承诺：你的麻烦就是我们的麻烦。

1987年，那不勒斯全城庆祝第一个意甲冠军

然而，崇拜和承诺的前提是他必须毫无保留地为那不勒斯踢球。1991年，记者的骚扰，与球迷的分歧，让他萌生了离开那不勒斯的想法，禁药丑闻就在这时爆发了。

马拉多纳因吸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捕

马拉多纳觉得，是黑手党人背叛了自己在暗中搞鬼，因为阿根廷在一年前的世界杯上淘汰了意大利。“当时的意大利联赛主席是黑手党成员，他们原本安排德国和意大利来踢那场决赛。”

3年后的美国世界杯，他的尿样再次出问题，权力机构终于逮到了赶走这位叛逆者的机会。他总是在挑毛病，为球员主张劳动权利，抱怨电视转播对比赛时间的影响，质疑国际足联的收入不透明。他不是唯一一个敢出言不逊的家伙，却是影响力最大的那个。

1994年美国世界杯期间的马拉多纳

一直以来，马拉多纳对当年的“背叛与出卖”耿耿于怀，但他也承认，是自己亲手毁了那个光芒万丈的球员，也毁了世人的期待，足球原本可以因他获得更大的声望。

1981年，为博卡青年俱乐部摘得冠军的马拉多纳

“即便有人犯错了，但足球不必为之负责。我犯的错由我承担，足球不容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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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纪录片《马拉多纳》，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2、《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3、《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爱德华多·加莱亚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