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回到根本属性上分析中美贸易战

李稻葵，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中美贸易问题，我主要讲以下两点：

第一，中美贸易战还是要回到其属性上，具体来讲中美关系也进入到一个新时代，具体表现在中美双方国内社会政治，社会大格局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美国来说，在1941年参加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是个封闭且孤立的国家。在近三百年的建国史里面，绝大部分时间是搞贸易保护的，直到1941年战胜之后才推行全球贸易。美国国内社会有两派群体，一是精英派，即国际贸易自由派；另一派是草根派，特朗普就代表了草根派，主张贸易保护的思想。需要强调的是：特朗普不是个人，代表的是一股势力。然而，在此次的问题上，美国的精英派和草根派却达成了高度一致。曾经美国的一国独大，GDP占30%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美国为了维持自身在世界国际的地位，对中国实行贸易战。

中国也在发生改变，从十八大以来，四个自信，五位一体。美国国内智库关注的是十九大报告，并且仔细研读。美国在观察中国的发展后，想通过WTO改变中国的道路，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这一思路行不通。所以中美关系双方都发生了变化，上述的矛盾在贸易问题上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超出经济领域的矛盾，例如针对我们留学生，针对中国千人计划，针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要高度意识到真实的情形。

要有底线思维，今天中国不是当年苏联，美国不是当年的美国，现在中国跟美国利益是相互交融的。英国人计算过，美国财富五百强的企业在中国平均获得销售额和利润都超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最近宝马宣布在中国修建第三个工厂，准备在常熟搞mini电动车。所以，我们要有底线思维，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会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这一条必须要清晰。

同时，中国的技术方面在不断地进步。从核能到基础的机械、装备手的制作，还有工厂装运货物速度很快，在中国的装配线开始使用中国的机器手，甚至美国的底特律三大车厂也开始用了。《纽约时报》负责编辑贸易专栏的编辑表示，在底特律开始用中国的机器手，而且中国能够提前知道美国汽车型号的改型，这令他非常震惊。另外，中国在技术上的赶超速度，让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感到害怕。换位思考，中国一年120万的工科的毕业生，中国大学培养工程师的教育比经济学更靠谱，清华大学连续两年被美国新闻报道，工科教育排第一，去年12月，MIT校长带着他们董事会到清华大学开董事会，学习清华的培养方式。整体上讲，中国的技术上还处于赶超的阶段。

我认为大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完全靠国际贸易，例如德国1871年是通过实行贸易保护，美国也是搞贸易保护的北方打赢了南方，同样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也通过贸易保护提升日本的经济。中国总结这40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帮助不是国际投资者的资金，不是更大的国际市场，最大的帮助是思想的开放，是向先进者学习。这更是年轻人去外企工作，学习之后自己办一个企业，例如马云曾经天天跑外企，之后创造出阿里巴巴，李彦宏去美国学习后创办百度，这些是对外开放最大的帮助。国际贸易对经济的帮助相对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持学习的心态，当年的德国、日本和美国做到了，所以我们更要坚持。

第二，关于形势判断的方面。虽然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到来了，但双方的利益还是交融的，有合作空间的。如果说中美贸易战是一场战斗的话，这一场战斗是这场战争的子战场，它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贸易，中美贸易需要协商，要斗争，更要谈判。对于贸易战这个问题，中国虽然是贸易顺差国，但是相对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要尽量的去谈判，中央提出的稳外资就是这个道理。从历史来看，中国人有较浓厚的战争思维，精准扶贫攻坚战。打仗有一个说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是你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而是我按照我自身的优势，按照自身时间，按照最好的条件去打。

二是国内经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较量本质上是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谁更好，谁能够持续地发展，维持高速地创新。第一，持续学习。在这个战场上，我同意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尤其是心态上的开放，美国越不让国内的学生去留学，政府越要支持学生去留学，这才是保持学习的态度，改革开放的关键并不在贸易量的增长，也不是外国资本投资的增加，关键是向别人学习，不仅学习美国，更要学习德国。第二，国有企业的改革。地方国企改革还不错，现在的央企改革问题很严重，需要亟待解决。第三，技术创新方面。政府应该真正给技术人员、科技人员动力，例如教授使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搞的公司，政府不应该管公司创建的前期，而应该管住教授是否通过创建的公司为国家的技术创新做出贡献，而不是通过创建公司去敛财。国家鼓励教授做公司，是要给真正科技人员给动力。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内的创新企业的经济向好，国家则占大头，百姓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个人收入也会增加，这就是科技创新的力量。第四，金融政策的稳定性。今年的金融方向错了，去杠杆应该是定向排毒。由于金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如果金融处理的方向不对，这将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的金融问题是坏的杠杆太多，处理金融杠杆问题的关键没有搞对。

三是舆论层面。重点在国内的各个战线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要把中国的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在具体的行动当中，也要学会使用柔和的方式表达。最后，改革开放进行了40年，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呼吁思想解放，而新的任务是要把中国者40年经济改革的经济实践、经济思想认真总结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包括改革过程中的不足，让国内外的人能够听明白。

（本文系嘉宾9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发布会”上的主题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