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阴谋论不是新东西，它怎样妨碍创新和社会进步？
香港青年发展机遇研议会主席之前一篇文章，我讲过有关香港社会中近年出现的科技阴谋论，“近年香港社会陷入了阴谋论深渊，几乎任何科技都可以挂上一串阴谋，误以为“不变”可以保障自己，结果却更显出自己对现状的无知，同时妨碍了科技在社会的研发、应用和进步”。近年，不论是更换新一代香港身份证、智能灯柱，甚至九月初香港的大型社区检测，都有人提出质疑。而所提出的质疑，其实不离担心隐私和监控的讨论。不过反对者往往不会谈技术，而只会拿着技术部分特征放大来做文章。过去这种科技阴谋论在香港并不多，反而在台湾省早已出现多时。科技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要正确了解科技，避免被别有用心的人的忽悠，同时与时、与科技俱进的改善治理，建设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
在我读本科时，台湾岛内的大学，学生证(卡)的数字化不高，出入不同门禁主要是刷学生卡上的条形码和磁条；而校内除了学生卡外，还有影印卡、合作社卡等等；而且在校内使用设施，都用到学生卡来换入场证；校内饭堂吃饭要出示学生卡，但饭堂工作人员从来不知道看见的学生卡是否有限。当时“八达通”在香港已经非常通用，而台北市也已经全面改用“悠游卡”。所以我在大学的网上社群，提出学校可以利用非接触式智能卡技术，将原来条形码和磁条式学生证，改为多用途的非接触式智能卡，并且可以在校内支付。
台湾大学校园一直流行用电子布告栏系统(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作交流平台，其中最有名的可算是批踢踢实业坊(PTT)，也是当时校内主要的电子布告栏和讨论区，使用Telnet BBS技术，一直沿用至今（你没有看错，是“一直沿用至今”，据说已经有25年！）。当时提出这个讨论时，有不少评论回复都认为太多资料在智能卡内，会造成个人隐私的问题，所以不赞成改用智能卡。然而那些评论正正反映了参与评论的在认知上的盲点：智能卡、数据传送和数据库基本认知不足。那些人以为智能卡内有很多数据，也以为只要一刷智能卡，所有数据包括借了什么书、刷过什么门禁、成绩、违规记录等都会出现。但他们不了解的，是那些数据本来就是可以被记录并存放在学校的数据库内。智能卡内存很有限(特别是在2003年的时候)，数据是否互联互通，个人隐私是否受到保障，这是系统设计和安全的问题。然而他们不先去了解科技，只是把科技部份的特征放大，用直觉、阴谋论看那些科技；而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在省内，他们被视为精英的一群学子。
台湾岛内，半导体科技是先进，但民间科技应用上却有限，也不统合。单是网上办事的实名认证就相当令人头痛，每年处理税务，都要替家人挤两三次税局。除了公交卡，岛内一直没有自己的电子货币系统。虽然台湾在2000年左右就有网上拍卖和网购，但用的是银行转账，后来透过超商取货“货到付款”方式，并未发展出网上支付平台。今天，在内地和香港不少高校，非接触式智能学生卡、校园卡已经是标配，台湾不少大学也已经改用智能卡。但据一位已经到内地发展的台湾教授所说，几年前他离开省内南部某著名高校工作时，教职员卡仍是刷条形码！
首先，我们要了解，数字化确实存在隐私保障的风险，但同时别天真以为 “现状” 等同“安全”。以前文的学生卡为例，不论条形码和磁条，都有加密差、容易仿制的问题；而不论用任可数字化方式，在校内行事、通过门禁等同样可以被系统留有记录。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数字化生活中，不被记录和追踪也是自欺欺人。所有网上交易、网上银行、使用信用卡和借记卡，甚至网站浏览，以至手机到过的地方，可以留有记录。2019年底至2020年初在台湾岛上的多场韩国瑜竞选活动，就传出台湾当局透过手机网络，掌握现场群众数目、位置，甚至相关个人资料的可能。此外，2013年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技术分析员爱德华·斯诺登有关棱镜计划等网络及通话监控的指控。大家真的以为“不变”可以保障自己不会被监控？
另一个盲点是自我过度膨胀，总是觉得自己会被监控。但全国(14亿)加上港澳台人口(740万、66万、2300万，共约3100万)及在国内的外国籍人士(含游客)，我粗略估约14.5亿人，加上相关的交通工具、可以作为监测的器材等等，即使用上人工智能，都很难想象用可以做到全面监控。所有跟踪监控所需要成本的，他们觉得自己有些什么价值，值得投放资源来跟踪监控？
像香港反对派在9月初，香港进行大型社区检测前，一直鼓吹检测会收集香港居民的DNA、基因图谱。但是内地和香港都是华人，而且绝大部份都是多来自广东省，基本上与广东居民并无多大差异；再说，反对派一直说不出政府要收集DNA、基因图谱来做什么。另一个香港反对派利用的，是试剂 “伪阳性” 的问题。他们以瑞典指提供香港作检测的内地公司试剂，在瑞典有3700宗伪阳性结果。3700看似数字不少，但如果你是有统计学基础的人，你首先会问：n(样本数)是多少。因为如果样本数是37000而伪阳性结果3700宗，伪阳性概率是10%；如果上升到370万，则只有0.1%，所以单凭3700这个数字并没有意义。再进一步，统计学上有第一型错误(Type I error或Alpha error)和第二型错误(Type II error或Beta error)，简单而言就是“伪阳性”和“伪阴性”。首先大家要了解世界上所有检测都不可能完全准确，会有一定的“伪阳性”和“伪阴性”，所以研发人员要取舍容易倾向哪一方。但作为病毒的试剂，为减少病毒在小区传播的机会，更会向“伪阳性”。而在香港的大型社区检测中，有178万人进行病毒检测，据媒体报导伪阳性个案1宗。香港反对派忽悠(唬烂)挺大的！
香港和台湾有一些 “公知”，企图将西方政治制度、社会信任和科技发展三者划上等号，宣称西方政治制度可以加强社会信任，有利科技发展。但以台湾省内的所见所闻为例子，以及不少西欧社会的情况，这三者显然不见得有什么相关。管理是实务的、是科学的，但可惜那些所谓“知识分子”，把管理过度简化和政治化，将不合符他们理念的，或是他们不熟悉的，便视作“奇技淫巧”，加以阴谋论反对之，一味忽悠、唬烂大众，却未能为新时代提出新的解决和治理方法。
科技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智慧城市为例子，它是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或创新概念，将城市各项系统和服务数据打通、集成，整合，并适时作合理的资源调度，以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率，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最终目标是改善市民生活质量。而智能城市的需要大量不同的数据收集系统作为基础建设。除非愿意落后，除非愿意生活质量的倒退，否则科技发展不应逃避。但与此同时，社会数字化发展，确实会存在隐私保障等风险，大众关心及个人资料会否被滥用，甚至做成其他不利。像近年内地在线旅游业出现的“大数据杀熟”现象。但正如有评论指出“治理“大数据杀熟”现象，不是要“杀死”大数据…”，我们是治理新科技下的问题，而非逃避新科技，否则只会令社会停滞。与时、与科技俱进的治理改变，这才是新时代发展和治理的应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