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 中国现代史上的李敖

【前段时间，李敖先生在台北去世。按照此间晚近以来对对岸文化学术界的关注程度，应该有许多追忆其生平、讨论其思想的文章。但从到目前为止的数量上来看，真是屈指可数，仿佛李敖的一生在中国现代史上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或者说，李敖的意义太大、太特别了，以至于大人先生们不愿意进行评论。正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笔者更愿意相信，按照当下文化媒体特定的文化品位与政治立场，关于他的讨论越是稀少，就越发证明他地位之重要、意义之独到，因为他无法归类到一些人所希冀的那一种类型中去。所以，前几日在南宁家中收到李戡兄微信，命我近期于沪上和他就李敖的生平与思想进行一次对话，于是便重读一些李先生的著作，重新翻看与他生平相关的历史材料与研究论著，不禁勾起思绪，遂不揣浅陋，草成此文。】

李敖的一生，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大陆的不少媒体与出版机构，常在李敖的名字前冠以“台湾作家”。其实这是对李敖极大的误解，甚至是不尊重。不错，李敖大半辈子生活在台湾。但是，台湾难道不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这几十年来台湾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不正是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甚至是具体承担了近代以来中国所遭受的种种国耻吗？这种历史与政治认知，也恰恰是李敖对台湾的基本定位。1960年代他参与创办《文星》杂志，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文化政策进行猛烈抨击，其意义便是自觉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传统，追求民主，追求现代化。并且按照李敖的自述，《文星》的意义，是要在中国现代史上来体现的。他强调：“《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至今空前绝后，没有任何杂志能赶过他。”如此这般，岂是区区“台湾作家”所能涵盖的。

文星杂志

此外，李敖一向坚决反对台独。用扎实的史料揭露二战后“台独运动”的种种丑态，包括美国、日本一直以来阻挠中国统一，为台独势力提供各种资助，同时还从理论上、逻辑上论证台独说辞的自相矛盾与自欺欺人。晚年更是在各种场合呼吁台湾民众认识一个中国的重要性，强调两岸之间应重归一体。在民进党执政期间，他频繁利用“立法院”的讲台，揭穿前者的各种政治盘算。这些事迹，有目共睹。他的所作所为，就连台独分子都不得不佩服。彭明敏说：“李敖是华人史上罕有的奇才。唯因如此，当权者视之如背刺，非把他连根拔掉不休。又因为是奇才，有时难免引起争议。听说我一些好友也曾与他有争执。但我历世已久，深知人性世事之复杂，双方立场都能了解，双方友谊都不受影响。”由此可见，按照李敖的立场，如果把他仅视为“台湾作家”，岂非将其一生事业无端抹杀？

毋庸讳言，1949年以来，台湾经历了与大陆不一样的历史变迁。但如果将两岸的各种变动都视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一环的话，台湾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与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正为我们思考近代中国的转型、挫折、困境、前路，提供了更为别样的视角。或者说，在台湾所体现出的各种现代意义上的景象，较之大陆，有更为鲜明的展示，更为直接的后果。

如果从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谱系来看，李敖确实可称为继殷海光之后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但这里似乎需要做一个区别：“自由主义”与“中国的自由主义”。就前者而言，它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政治原则，比如强调个体的优先性；国家之效用在于保障个人的基本财产；重视市场的自发效力，严格限制国家的作用；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反对暴力革命，等等。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自由主义自身也在不断尝试自我改良，减小其弊病，深化其理论。当然，自从1980年代以来，随着英国的撒切尔与美国的里根分别在国内推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一种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开始在全球流行。至于其效用如何，看看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