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公知”的界限

文/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

“公知”是当下中国极具特色的现象。任何一项公共话题，大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小到百姓的细小琐事，总会有“公共知识分子”一本正经地评论一番。但很多评论，却往往有悖常识，进而招人嘲讽。到底是“公知”群体的问题，还是社会有病？这本身就是值得观察的社会现象。笔者勉强算个社会学者，平常甚是关心公共话题；偶尔也给不同媒体写写东西，和诸多编辑记者有深入交流；前几年，甚至还有一家电视台，碰到什么问题都要笔者发言，虽让人汗颜，却也多少了解媒体生态的另一面。趁着有空，就把关于“公知”现象的“参与式观察”体会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准确地说，在中国语境下，“公知”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一开始，那些市场化媒体确实用“公共知识分子”来指称那些参与公共话题讨论的专家学者。无论其原初动机如何，应该肯定这种作法。因为，公共性是媒体的本质；知识分子关心公共话题，也是他们的权利和职责。大概是从2011年起，“公知”已有其特定内涵，甚至被赋予了贬义色彩。原因何在？恐怕与特定的媒体生态、转型期社会形态、社会科学精神及“公知”群体特征等都有密切关系。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媒体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媒体出现了体制性媒体的“去政治化”及市场化媒体“政治化”的双向过程。体制性媒体的专业素养虽比较高，却受体制束缚而难以及时回应公共议题，甚至有意回避敏感的社会问题，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媒体本应有的公共性；而市场化媒体的专业素养虽参差不齐，却受益于灵活的体制，再加上经济利益的驱动，敢于讨论敏感却真实的公共话题，反而具有了极强的公共性。一些运作成熟的市场化媒体为提高其公共话题讨论的权威性，乐于借用专家学者的言论；而长期在象牙塔内的专家学者，似乎找到了证明其价值的另一条捷径，也乐于在公共媒体发表言论。终于，市场化媒体与活跃于媒体的专家学者共谋，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知”群体。其标志性事件是，2004年9月，南方报业旗下《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称赞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笔者研究过以“南方系”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的公共议题操作手法，发现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市场化媒体的典型案例报道及公共议题设置越来越成熟，其关键是形成媒体、当事人及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盟。媒体不仅充当事件的讲述者，更是议题设置、事件进程的操控着，乃至于成为抗争专家。而当事人则往往被塑造成“新民权运动”的英雄，一些当事人为了获得媒体关注，甚至乐于配合媒体表演。一些知识分子则就案例报道进行评论，以扩大其权威性及影响力。可以说，在众多的公共话题讨论中，市场化媒体、当事人及知识分子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盟关系；而地方政府往往成为施压对象，体制性媒体受制于地方政府利益，也往往处于失声状态。问题在于，所谓“旁观者清”，围观者并不总是跟随媒体设置的议题及话语框架走。尤其是自媒体兴起以后，媒体记者及当事人掌握事件真相的权力大大减弱，围观者也可以是诉说者。典型如2009年诸多市场化媒体对宜黄事件的报道，它虽然算是一次“成功”的案例报道，表面上媒体和知识分子都达到了其目的；但当事人却付出了惨重代价，且第一次出现了围观者的另类诉说，挑战了媒体的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与市场化媒体共进退的“公知”，仅仅是因为其“屁股决定脑袋”的立场，即容易招致人们的质疑。

这么说来，“公知”是特定媒体生态的产物，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媒体生态改变了，“公知”形象自然会跟着改变。客观上，真正对市场化媒体权威发起挑战的，的确是近些年来媒体生态的根本转型。一是上文提及的，随着自媒体的普及，媒体权力迅速衰弱，过去纸媒时代市场化媒体掌握事件报道的主动权，以及议题设置的操作权，已经弱化不少。二是更为重要的是，体制性媒体“去政治化”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缓解。现如今，体制性媒体积极介入社会问题，参与公共话题讨论，使得媒体市场化竞争更为激烈。而客观上，体制性媒体的资源、渠道和专业素养，都要比市场化媒体高，市场化媒体“政治化”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在市场化媒体上发表一些大而无当，或者说“压线不越线”言论，已经很难说服众人；被各种事实“打脸”也就在所难免。

按理说，媒体市场化程度越高，话语竞争越激烈，对理想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其实是有利的。原因很简单，媒体都需要有学养、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来增加其竞争力。但这几年，“公共知识分子”却蜕化成了“公知”，说明“公知”群体本身也有问题。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唐世平教授所言，“公知”群体主要是媒体人士或文史哲或法学学者，他们不是长呼短叹，就是借古讽今，却无法提供基于社会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解释（见唐世平：《不是长呼短叹，就是借古讽今——“公知”为何成了贬义词》）。细究起来，原因可能比“公知”群体的知识结构过于单一、陈旧，还要复杂一些。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公知”其实是有界限的，但很多人却又出于各种原因，非要对各种问题发表言论，越界之事常有，出洋相的时候也就多了起来。更为奇怪的是，多数已经成名的“公知”，为维护自己的声誉，出错了还不老实认账，干出些小孩子般掐架的事来。围观者中，认真者觉得其胡闹而不严肃，起哄参合者视其为一种娱乐表演，总归是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相距甚远了。

中国历史上其实不缺“公共知识分子”，远的不说，单是上世纪80年代，就有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公共事务，且众所周知，参与的程度还不低。不过，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基本上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精神的延续。其基本特征是，多数介入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都秉持理想信念而行动，并不建立在严谨科学的研究基础之上；甚至于那些社会科学学者，其“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大多与其专业背景无关，只与“知识分子”这个身份有关。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启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国，仅仅秉持士大夫精神而介入公共事务，多少有点不合适适宜。这也就难怪，为何那次介入会失败。这是因为，经过几代仁人志士的努力，中国已经告别了传统社会形态，其国家性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乃至于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改变；新中国治理国家与社会，也主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及政治制度，而非传统政治理念（这其中，士大夫阶层及精神起到关键作用）。进入90年代，一大批知识分子走入学院，中国社会科学也进入了专业化阶段。很多学科主动放弃了“改造社会”的冲动，这其中，经济学和社会学表现尤甚。现如今，标准的社会学论文基本上不再提对策，其工作只限于叙述和解释问题。只不过，直至今日，中国社会科学的专业化水平并不高；更麻烦的是，其主体性仍然缺失，远未形成一套适合于解释中国问题的话语体系。如此，哪怕是严肃的学者运用“科学”的专业知识来参与公共议题，隔靴搔痒或离题万里的情况，也是常有的。

历史吊诡之处就在于，实践总是快于理论；中国社会转型太快，根本就等不及成熟的中国社会科学来解释或改造。偏偏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社会转型出现了诸多问题，迫切需要专家型的知识分子介入。平心而论，如果纯粹当做一种“社会事实”，市场化媒体催生出媒体人士和文史哲或法学学者这两类“公知”，有必然性。多数媒体人一开始介入公共事务，既可能是职业理想，也可能是年轻人特有的激情所致；而多数“公知”，多少都留有80年代的记忆。于是，这两类群体的结合，使得“公知”群体及其实践具有鲜明的特征：他们关心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全新议题，但他们的解释话语却是80年代残留的民主、自由、宪政等“大词”；他们高举“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帜，却很难摆脱市场化媒体与生俱来的特殊利益驱动；他们着眼于个案，却有意忽略社会结构及宏大历史进程，以及其它社会群体的感知。人们只所以普遍对“公知”群体不满，当然有转型社会中必然存在的潜在的情感、意识形态乃至利益冲突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公知”群体离现实太远，远不能回应这个社会及普罗大众的诉求。

近些年来，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且专业素养较高的学者，也热衷于介入公共话题讨论。金融学者不单要对金融问题发言，还要对三农问题、土地制度及城市化发言，乃至于国家政治改革也要说上几句；社会学者讲述及评论社会问题也就算了，谈谈政治议题也无妨，却连经济问题、外交关系等一切公共议题都要发言。更为奇怪的是，一些学者还和演艺明星互相唱和指点江山，娱乐圈竟然也出现了不少“公知”大V。客观上说，这种具有专业素养的经常越界的“公知”，跟人们普遍批评的“公知”，有一定区别。他们比媒体人士、文史哲及法学学者显得更有理性、更具策略，更善于“讲故事”、含沙射影，也更善于捕捉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焦虑心灵。因此，这类“公知”在社会观感上，其实并无太多的负面形象，反倒是有不少粉丝。但是，他们和一般意义上的“公知”群体并无本质不同，当他们在专业之外发言时，秉持的仍然是某种理想信念，甚至很可能是非常小我的情感动机；他们的话语框架，仍然跳脱不出那些与中国现实相距甚远的“大词”。当然，最大的相同之处是，他们和那位著名的“大V”一样，都享受着粉丝拥戴带来的权力快感；其言论，很大程度上是为圈粉、迎合大众，而不是真正的批判重建社会——他们从来不会在公共话题上“得罪”粉丝，哪怕其专业素养告诉他们，事情并非如此。

因此，当前中国“公知”的真正症结在于，知识分子离现实太远、脱离人民群众太久。“公知”们总说自己代表普罗大众的利益，替弱势群体说话；可巨变的中国，普罗大众的利益何在？弱势群体在哪里？他们不屑于深入研究。“公知”也偶尔张口闭口家国百姓的，可他们中的很多人的身份早就不是中国人了。国家真正有难，国人的爱国情怀有点迸发时，“公知”总喜欢拿“理性”当遮羞布，反咬一口说别人是“爱国贼”。“公知”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可是，近日他们中的一些人却以清华校友的身份，发公开信要清华开除自己的教授——而这个教授，仅仅是因为几年前发表了一份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术报告而已。知识分子脱离现实，变得虚伪，一是表现为部分人士还活在自己给自己营造的理想信念中，纠结于特殊的人生历程而不可自拔，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周遭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变。二是中国过于庞大、转型太快，专家学者基于专业化路径，确实很难把握如此复杂的现实；但为了那一点“忍不住的关怀”，管不住自己的嘴，说一些“外行话”。前者终究会走入历史的垃圾堆，后者则涉及到学术伦理：这类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恐怕还得反省一下专业精神。基于社会科学训练的专家学者，其最为可贵的价值是实证精神；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条——实事求是。就现在的媒体及政治生态而言，一个真正秉持社会科学精神，真正深入现实、深入人民群众的学者，其实是很容易获得“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的。因为，“公共知识分子”和专家一样，乃是现代社会分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还是要为“公知”（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说一句公道话，哪怕他们经常越界，脱离现实自当“清流”，甚至为着一己之私泄愤，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该否认，他们在维系正常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也该得到承认。但是，他们也应该坦然接受对他们的批评——毕竟这是开放社会的逻辑使然。要是“公知”能增加一点反省意识，多一些专业素养，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或许对这个社会更有益处。只不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公知”群体也会更新换代，就随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