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个带点共产主义色彩的富二代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笔者眼中，《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不是垮掉一代的代表，不是嬉皮士文化的开创者，不是只知道说谎抽烟的不良少年，而是一个异类的、带点共产主义色彩的富二代。

这本书的故事情节很简单，讲霍尔顿，一个出身于纽约富裕中产阶级家庭的16岁中学生，在圣诞节前夕因挂课被学校开除，然后在纽约游荡了三天最终回家的故事。表面上看起来是一部成长小说，但价值观却和一般成长小说不同，因为它隐隐地表达着成长实质上是一种堕落的反叛观点。

禁书屡禁不止

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值美苏冷战时期，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虽然美国现在经常在电影中黑苏联，但当时却非常害怕本国人民追随苏联的步伐，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此官方在国内一方面推行延续罗斯福新政，给工人阶级许诺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推行麦卡锡革命等文化保守主义，压制年轻师生和工人阶级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比如在这种背景下，导师不敢给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写推荐信，导致美国很多高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老师越来越少。总而言之，尽一切努力维护现有制度，遏制一切质疑和批判的思潮。

很多读者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霍尔顿和马克思存在的联系，但美国的审查机构却敏锐地嗅到了这本书可能带来的危险，因此自1951年英文版出版以来就多次将其定性为禁书，不准在学校教授。1978年一所华盛顿高中直接挑明，说这本书之所以被禁，是因为“整体上是共产主义情节”。

在作者塞林格2010年去世的时候，美国主流媒体如《时代周刊》写的讣告文章要么轻描淡写塞林格的影响力，要么如同《纽约时报》那样主张塞林格过时了，认为《麦田里的守望者》写于特定的时代，与当下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大媒体暗搓搓的针对反而表明了这本书绝不仅仅是一本青少年读物那么简单。

精英阶层的假模假式

霍尔顿天天把假模假式（phony）放在嘴上，仿佛对着谁都要嬉笑怒骂一番。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他嘲讽的对象，就会发现他以特有的敏感和神经质，将鄙夷和贬斥的嘴炮对准了他自己所属的精英阶层或统治阶层。

霍尔顿就读的学校是招收上流社会子弟的私立寄宿学校，这种学校学费很高，往往直通常青藤大学，比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克林顿上的都是这种学校。他讲起自己学校的校长是“假仁假义的杂种”，因为他发现星期天家长来接学生的时候，对于那些衣着粗俗的家长，这位校长只是假惺惺一笑，然后就转向别的家长一谈就是半个小时。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霍尔顿对一个成功校友的讽刺。这个校友靠殡葬业发了横财，给学校捐了一大笔钱，他们的宿舍就是以校友的名字命名。每次这个校友都要在学校橄榄球赛发表演讲，他先讲五十个粗俗的笑话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趣的人，然后就是强调自己对耶稣的信仰是多么真诚，就连开车的时候都在祷告。而霍尔顿却在心里想象这个“假模假式的大杂种”怎么请求耶稣多开几张私人支票给他。

霍尔顿的爸爸是一名大公司的律师，他和妹妹在讨论律师这个职业的时候，霍尔顿说自己不想当律师，因为如果律师是搭救人的性命倒不错，但是真正当上律师之后，就不干那样的事了。干什么呢，挣许多钱，打高尔夫球，打桥牌，买汽车，摆臭架子。

霍尔顿来到纽约之后，有一天看到两个修女拿着用来募捐的草篮子。他马上想到，如果是自己的妈妈、姑妈或者女朋友的妈妈拿着修女的破篮子去募捐会怎么样？他说妈妈还行，如果是姑妈，那肯定要打扮得光鲜靓丽，抹上口红才行。如果是女朋友的妈妈，那别人募捐完要拍她马屁才行，否则她就会退换那个草篮，然后去时髦餐厅吃饭。

霍尔顿之所以要嘲笑自己身边的这些亲人朋友、老师同学的假模假式，是因为他隐隐发现了一种系统性的表里不一：这些已经培养出来的社会精英唯钱是举、唯利至上，与所谓的正直、善良的社会道德和绅士淑女的精英培养目标呈现出了一种反差鲜明的矛盾。而他作为纯真的少年，不仅害怕自己慢慢长大后真的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而且害怕和自己一样的少年最终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他希望自己作为守望者，看住这些麦田里的孩子们，防止他们走向虚伪堕落的、类似悬崖般的成人精英世界。

韩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柳东民有本很有意思的书《马克思问我哪里痛》，在导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提纲挈领，“青春本应如此，以充满希望的胸怀改变世界，以幽默的政治学改变现实，哪怕只是一点积极的改变”，但现实中“在以资本主义为基本信念的韩国社会中，在无止境的资格竞争中”，仅有极少数青年历经颠沛流离而生存下来”。这里柳东民勾勒的颠沛流离的青年形象，与麦田里成千上万的孩子奔向悬崖的意象，有相通之处。

对自己的阶级优势敏感而愧疚

这个满嘴脏话、挑战权威的霍尔顿在面对底层群体或者弱势群体的时候，他作为人的共情心很强烈，对自己具有的阶级优势或经济优势感到很敏感、很愧疚，对底层群体报有真诚的同情心。

霍尔顿看到修女吃着面包和咖啡，忽然觉得自己吃着咸肉蛋很不安，心里想着早知道应该多给修女捐一些钱。这么强烈的共情心可能在一般的上层二代身上是很难看到的。市场经济中倡导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早已将财富和成功，包装宣传为完全是个人奋斗的产物，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使精英阶层更倾向于将种种享受和赢者通吃视为理所当然。

霍尔顿对自己优渥的处境不是沾沾自得、洋洋得意，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没有颐指气使的傲慢，而是感受到一种愧疚感。比如他曾经和一个家境不太好的男生住一个寝室，这个男生的手提箱子质量很差，而霍尔顿的箱子是真牛皮。这个男生很自卑，为了不把自己的箱子和霍尔顿的放一起，就将自己的箱子放在床底下，霍尔顿为了不显摆自己的箱子，也将自己的箱子从架子上拿下来放床下。但有一天霍尔顿发现自己的箱子又被放在了架子上，原来是那个男生希望别人以为这个真牛皮箱子是自己的才放上去的。面对这种情况，霍尔顿没有指责对方虚荣，也没有戳破对方的小心思，而是心里想着早知道就把自己的箱子扔出去，或者干脆换一下就好了。

霍尔顿心思的柔软敏感体现在书中很多初看起来比较奇怪的情节上。

很明显的是他对冬天纽约中央公园湖面上鸭子的处境有很强的执念。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当冬天来临，湖面结冰，湖面上的鸭子可以去哪儿。他问过两个出租车司机，一个认为他在开玩笑，一个回答说鸭子还待在冰面上或者飞到了南方。霍尔顿有一天晚上还专门跑去中央公园的湖边去看鸭子，结果连一只都没有发现。

隐藏比较深的是他对一个名叫琴的女生的理解与保护。琴是霍尔顿的邻居，他们两个下象棋的时候琴总是把国王放在最后一排。霍尔顿特别在意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可能说明琴是在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来下棋，这种方法可以让她不伤害别人，也不让别人伤害她，这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当霍尔顿得知喜欢拈花惹草的室友要和琴要约会时，就提到了琴下国际象棋的这个细节。当这个室友和琴约会结束回到寝室后，霍尔顿还很在意地询问室友有没有和琴聊一聊下她下国际象棋的怪癖。当霍尔顿发现室友无意于了解琴这个人而只是想和琴玩玩的时候，他怒火中烧，狠狠地和室友打了一架。

霍尔顿对琴下国际象棋细节的在意，某种程度上和对他对冬天湖面上的鸭子的执念是相通的，都反映了对弱者的一种同情。霍尔顿的一个老师曾劝他说，人生是一场球赛，要按照规则踢球。霍尔顿心里马上反驳道，如果加入了实力强的队伍是球赛，那如果加入实力弱的队伍还踢什么球？虽然霍尔顿身在强队，但他对弱队的打抱不平丝毫未减，对修女、贫穷的室友、冬天湖面的鸭子、可能受继父骚扰的善良姑娘，都怀有真挚的感情。

霍尔顿能成为麦田里的守望者吗

霍尔顿对统治群体假模假式的厌恶、对底层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同理心，是一个纯真的少年对经济优势和阶级权力的压迫性的反映。他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员有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但他作为人尤其是作为青年人有强烈的共情力，这两者之间展开了斗争。如果前者占据了优势，那么他必然丧失了自己对底层群体的共情能力这一面，变成满嘴仁义道德、实则自私冷酷的假模假式的人。不过霍尔顿的后者占据了主导，他为了保存更完整的自我，在一定程度了超越了自己的阶级本能，将天平倾向了球赛中的弱队。

这就带有了反抗现有制度的共产主义色彩。共产主义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推翻压迫性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受压迫的群体天然具有反压迫的倾向，但统治阶层中也有少数超越自己的阶级、同情甚至愿意支持这一革命进程的人（不过，有背叛阶级的个人，但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

书的结局是霍尔顿回家了，就像玩偶之家娜拉出走后有出走之后会怎么样的问题，霍尔顿回家之后会怎么样呢？笔者窃以为可能有三种结局：

一，当成千上万的孩子在麦田里向霍尔顿涌来时，霍尔顿不仅不能阻止他们走向悬崖，而且可能自己也被裹挟着一起跌下去，变成了他曾经讨厌的那种假模假式的人；

二，就像现实中塞林格隐居起来一样，霍尔顿只能独善其身，理想中麦田里的守望者最终演变为现实中麦田里的旁观者；

三，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一意向暗藏了麦田里的诸多孩子只能奔向悬崖这一仅有的选择，所以霍尔顿想做个守望者。但真正能阻止这些孩子走向悬崖的可行方法，也许是让他们知道还有另一种选择，悬崖的反方向可能就是柳暗花明，就是面朝大海。霍尔顿也许之后能成为麦田里的马克思（恰好马克思也出身于律师家庭），为孩子们指明另一种方向。

遗憾的是，大多数年轻可爱的霍尔顿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第一种结局。

庆幸的是，还有少数青年历经颠沛流离而初心不改，他们在第三种结局里将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一少年时代的纯真理想付诸行动、贯彻到底。

作者：雨博

注：最近有一篇关于HK问题的文章怎么发都发不出来，写一点不着边际的东西聊供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