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们将“大衣哥”朱之文消费到了极致

朱之文出生于1969年，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辍学回家，帮助母亲照料家庭。家里穷得叮当响，一直到30岁，朱之文仍旧没能娶上媳妇。在农村，娶不上媳妇，就意味着“没本事”，于是开始有人喊他“瞎包”。这种嘲笑，并非完全因为“穷”，有人还认为他“蠢”。

朱之文喜欢唱歌，从小就喜欢，然而和其他人是“爱好”不同，朱之文是“着魔”。村里人都知道，这个一直娶不上媳妇的“二腾得”，买了很多音乐教材，甚至还买了一架二手钢琴。见了面，大家会戏谑地让他“来一嗓子”，背地里，则称呼他“瞎包”、“魔道”。

2011年，朱之文穿着一件军大衣，凭借一曲磅礴浑厚、听起来颇有专业范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拿下了《星光大道》月赛冠军、年度总决赛第五名。明明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言行举止中尽显憨厚农民本质的朱之文，开口唱歌却有一种老艺术家的专业范，这种“农民歌唱家”的反差迅速吸引了所有观众。

因为外形与嗓音的鲜明对比，人们给朱之文起了一个朴实且辨识度很高的外号——大衣哥，随后大衣哥的名字便正式成了一块响当当的招牌。当被问到为什么穿军大衣时，朱之文毫不避讳自己的出身，说这是他最好的一件衣服。

没多久，朱之文就登上了2012年春晚，登上了众多明星都梦寐以求的舞台，“大衣哥”的头衔被众人所熟知。

朱之文在通过《星光大道》一路过关斩将、收获一大批中老年粉丝之前，还只是村民口中的“小三”。因为身为贫困户、住着土胚房他在村中并不受欢迎，又因为太爱唱歌，被起了个外号叫“三大嘴”，后来被一些村民喊成了“小三”。

在登上春晚后，拥有忠实中老年粉丝的朱之文身价倍增。从骨子里透出的农民气质与接地气的选曲，都让他的粉丝盘在十八线小城市迅速扩张。

在2012年的采访里，朱之文说自己的商演有上百场，商演价格也很快涨到了二十万。那一年的春晚成为了朱之文头顶上最亮的光环，各地的楼盘开张需要他，各大企业的年会需要他，各大商场的开业会也需要他。

对于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默默无名的小城市来说，它们为了喜事活动，匆匆铺上红地毯，渴求着所有大小“名人”来为自己的生活添一份底气、添一份乐趣，而接地气的大衣哥成了最好的选择。

因此即便是数年过去，上过国民春晚的“大衣哥”虽然商演费降了不少，但始终有市场，依旧手握十八线城市的最高通行证，演出过程中因为粉丝围堵，甚至需要安保护送离开现场。

朱之文的歌有一种老派的沧桑，而这种老派作风，也是他与小县城中老年粉丝们之间最稳固的联系。更重要的一点是，中老年观众们来看商演也就图个热闹听个响声，像大衣哥这种雄浑的大嗓门正巧合适，一听这人还上过春晚——

“嗬，那可太有面子了！”

随后几年，虽能够在不同节目上见到朱之文，但与他成名之时这种拿冠军、上春晚的劲头相比，都显逊色，朱之文也开始逐渐淡出了舞台，毕竟艺术修为几乎为零的大衣哥难以与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相提并论，他无非是凭借了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而已。

最近一次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大衣哥新闻，竟然是“踹门事件”。

2020年4月15日，两名朱之文粉丝经过一番互相怂恿之后，颇为得意地踹开了朱之文家的大门。视频显示，男子语气嚣张：“没事，没事，他不敢管我。”3天后，单县警方通报案情：两名涉事男子并非朱之文同乡，且互不相识。在踹开大门拍摄视频之后，二人迅速离开现场。行拘10日，是“粉丝踹大衣哥家门”事件的结果。

“踹门事件”冲上热搜后，人们才发现，生活在短视频中的大衣哥已然独领风骚，根本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没落。

4月25日，五一小长假临近，一辆旅游大巴驶入山东单县朱楼村。当天，大衣哥不在家，游客们却乐此不彼，毕竟这趟旅行的最大诱惑力：走，去看大衣哥！这是继“踹门事件”之后，“围观大衣哥”的又一个升级版：旅行社组团朱楼村一日游。

位于鲁西南边缘的单县，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以农业为主的单县，改变不了看天吃饭的事实。年景不好的日子里，劳务输出成为了男人们的选择，而留守在家的女人，则是整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位于单县以西的朱楼村，同样面临着贫穷的命运，2008年时，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3000元。

然而仅仅3年之后，“大衣哥”的出现，让这个贫困小村，突然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随着朱之文拿冠军、上春晚，崇拜名人的朱楼村村口也竖起了路牌，标着“朱之文故乡”。

近些年，短视频平台兴起，邻居们发现，靠拍朱之文的视频发在网上，一个月能挣到过去一年种田的钱。智能手机代替了锄头，朱楼村的村民们离开田地，聚集到了朱之文的院子里。甚至在村子里已经开始出租、住宿的生意，俨然成了旅游景区的配套。

从贫穷小山村，到旅游胜地，朱楼村开始“起朱楼，宴宾客”。

作为“大衣哥故里”，朱楼村吸引了众多游客或拍客。外地人的到来，自然也给朱楼村带来了商机。在朱之文家一百米之内，挂着牌子经营住宿的就有四、五家，几个老年人站在自己挂出的“空房住宿”的牌子前，看到陌生人就上去问对方住不住。

有朱楼村村民介绍，“房屋出租”在如今朱楼村，是一个普遍的生意，只要家里有空房的人，都会对外租房。租客都是外地人，他们从外地慕名而来，都想一睹大衣哥风采。

在这个产业链中，“能看到大衣哥”，自然是先决条件。为了满足租客的要求，甚至有房东赤膊上阵，带着租客，前往大衣哥的家中，要求朱之文出来见人。

除了“住”，还有“食”。自2019年4月开始，在大衣哥家附近，开始出现了卖炸串与饮料的小商户，一位商户老板介绍，她此前曾在青岛售卖耳环首饰等工艺品，后来听人说起了大衣哥的事，并从中发现商机，又因为疫情原因回到了家乡，便做起了小生意，“之前在青岛每个月挣个三四千块左右，现在在这里卖炸串，一个月可以比之前多挣1000多块，来的人多，卖得也多，还能照顾家里。”

短视频直播文化下，村民们把“消费朱之文”这件事演绎到了极致——二十个机位同时围观朱之文捆玉米。

尽管网络舆论场上把“抵制私生饭”“抵制跟车黄牛”的口号都喊过几轮了，可另一头，竟然还会有数十成百的人肆无忌惮地涌入朱之文的小院，手里的手机像是魔法阵的阵点，把朱之文困在阵中。

恍惚之间还以为这就是《楚门的世界》，各个账号背后是冷漠的镜头监视器。

为什么要围观朱之文？

因为他上过春晚，因为拍他能赚钱，因为他是十里八乡唯一的名人，因为每一个堪称文化荒漠的小村小镇都需要娱乐的刺激。人们笑嘻嘻地看着大衣哥干活、吃饭、说话，甚至会把自己当作导演，指导大衣哥如何更加上镜以获取视频点击量。

在直播平台上搜索朱之文，可以搜索出来几十个账号，“他经纪人”、“他对门”、“他邻村”、“他邻居的朋友”……不计其数，花样百出！

这些动辄几万起步的“大衣哥”系列账号也再一次地证明了朱之文“活粉”数量之多，有粉丝为了看大衣哥，可以关注数十个直播账号。

曾有人批评朱楼村的人是“涸泽而渔”，村民们却不以为然。

2018年9月30日，朱楼村村支部书记朱于成，与商人张崇志共同成立“单县大衣哥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法人是朱于成本人。2019年12月10日，朱于成与张崇志两人，再次成立了“单县大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同样100万，法人依旧是朱于成。

朱于成表示，这两个公司均属村办企业。文化传媒公司致力于打造美丽朱楼村，农产品开发公司则是推销朱楼村农产品，“通过文化旅游和推销农产品，把朱楼村打造成美丽乡村。”而张崇志则表示，成立公司的目的，也是为弘扬“大衣哥文化”。“我一再强调，大衣哥文化中的‘文化’这两个字有文章可做，围绕这个文化去做，不要老是想他没有文化，把这个大衣哥的精神，这种无形的东西，把它变成我们财富的动力。”

对于网络上“消费大衣哥”的说法，张崇志也有自己的理解，“如果没有人拍，谁知道大衣哥啊？谁来朱楼？谁知道大衣哥文化？正是这些粉丝们，这些当地村民们的视频，把大衣哥的朴实善良传递给大家了，这就是一个途径，粉丝们应该感谢朱楼村的村民，这些村民把大衣哥真实的生活带给大家了，这就是大衣哥能火起来的主要原因。”

有意思的是，在这两个以“大衣哥”为名的村办公司中，朱之文本人均不占股，甚至不担任任何职务。朱于成称，公司名称得到过朱之文本人授权，“我们取得过他的授权，他不授权上级也不会批。”但真实情况外人无从得知。

所谓人红是非多，除了表面上看得到的“风光”，朱之文还有一肚子“难言之隐”。朱之文成名之初，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就曾报道过他出名后的困境：

村民们借钱不还、前后打出了上百万借条；

村干部嫌他没建学校，称“要不是我们村极力地捧他，他走不到这一步”；

给村里修了一条路还被讽刺说“修的太少”“没修到我家门口”；

……

朱之文的遭遇，也随着他的亲民度流传四方，人们再一次地在大衣哥朴素但倒霉的生活中找到了全新的“亲切感”。

为何朱之文不搬离朱楼村而远离是非之地呢？这也是网上存在对朱之文负面评价的原因。心理专家朱文波表示，朱之文并非对此没有意见，而是反对无效。“朱之文是一个有多重标签的人，在外人眼里，他是一个农民歌唱家，是明星。但在村里，他只是村里人的老乡，邻居，甚至是‘大侄子’。在我国，平均主义，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朱文波说，在一个村里，突然有人贫穷乍富，理所当然就会成为其他人眼中的大户，“你是大户，但你也是我的邻居，我的老乡，我的大侄子，所以我用你家两块肥皂，吃你家两个鸡蛋不过分吧？”

平均主义和流量时代下，朱之文已经成了别人的一种致富方式，村民恐怕将会继续将大衣哥消费到极致。